大湾区大学
中国已建成9所“新型研究型大学”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2025年10月19日第一届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发展圆桌论坛上的讨论，9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名单及办学特色如下： 1. 福耀科技大学：由曹德旺创办，位于福州，定位为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着重开展基础性、前沿科学技术研究，聚焦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如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2. 南方科技大学：位于深圳，是公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借鉴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办学模式，以理、工、医为主，兼具商科和特色人文社科，采用“631”招生录取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学校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30%、高中学业成绩占10%。 3. 上海科技大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本科生培养遵循“宽口径、厚基础、小规模、国际化”原则，突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生培养注重结合重大科学设施、项目和重点产业。 4. 西湖大学：位于杭州，是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为办学定位，聚焦基础研究，师资力量雄厚，吸引了众多国际顶尖人才，致力于培养未来的学术领军人物。 5. 深圳理工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办大学，学科交叉建专业、三院一体育人才”为办学特色，聚焦“新工科”“新医科”，构建面向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学科专业体系，为每名本科生配备高水平的学业导师、生涯导师和产业导师。 6. 康复大学：位于青岛，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以“康复+”为引领，构建医学、理学、工学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康复学科专业体系，致力于培养具有先进康复理念和自主创新精神，能够引领康复事业发展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7. 大湾区大学：位于东莞，是广东省属公办大学，定位为理工科、小而精、高水平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科创枢纽，实施“双轮驱动”战略，松山湖校区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前沿研究，滨海湾校区联动龙头企业，推动成果转化。 8.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省市共同建设，具有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特点，实施3年体育必修课，要求学生全员加入体育俱乐部，在重大科研平台申报中形成“行政+学术”联合攻关机制。 9. 深圳技术大学：该校以培养高层次应用技术型人才为目标，紧密对接产业需求，注重实践教学和产教融合，与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致力于为深圳及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持。 据了解，中国正在筹建更多新型研究型大学。 与传统大学相比，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如下核心特征： 1.治理结构：扁平化管理，行政服务学术，学术带头人主导科研与教学决策，去行政化特征明显，流程精简高效。 2.办学定位：聚焦“小而精”，以基础研究、前沿科技和国家战略需求为核心，培养拔尖科研人才或产业领军者。 3.办学主体与模式：主体多元，含社会力量办学（如西湖大学）、政企/省市共建（如大湾区大学）；招生多采用综合评价（如“631”模式），师资以顶尖科研人才为主。 4.产学研融合：深度绑定产业与科研平台，依托大科学装置、联动龙头企业，成果转化直接对接市场与战略需求，效率高。
文章推介
毕研韬教授：“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文/唐摩崖 在当前地缘博弈加剧、外部认知加剧分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不仅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更面临深层次的内部与外部认知制约。1月1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 毕研韬指出，“双向理解”包含“理解世界”与“被世界理解”两个层面。一方面，海南自身需要充分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需求、关切重点与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在事实和机制层面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功能与实践逻辑。如果其中任何一端出现失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理解世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能被世界理解。 毕研韬提出了“认知双盲”的概念。决策阶层依赖内参系统理解环境，而普罗大众则依靠社会信息系统（社交媒体、自有媒体、新闻媒体、人际网络等）来获取信息，但如今这两大系统都已经高度组织化，信息被严密过滤。目标导向明确，导致精英和大众都濒临认知失真的风险。 他指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超载并未必然促进理解，反而可能在“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媒体框架、价值预设和地缘政治叙事的叠加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毕研韬强调，理解地缘环境是实现双向理解的现实前提。这一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对经济议题的深度介入；二是要深入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关切，避免将区域国家简单视为“政策接受者”或“战略配角”。 毕研韬认为，海南自贸港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准确判断外部世界的关注重点与敏感议题，否则即便政策初衷是开放与合作，也可能在外部认知中被置入地缘政治或战略竞争的解释框架之中。 毕研韬认为，双向理解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它要求既能够站在外部视角理解他者关切，也能够清晰、稳定地向外界解释自身实践。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种理解能力本身，正逐步成为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in Human Rights Concepts and Practices
By Bi Yantao I. Concept and Basic Connotations of Human Rights On...
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四十年善行：海南雷锋哥的德蕾莎式奉献
毕研韬｜《无界传播》总编辑 在全球公益叙事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代表的并非宏大的制度工程，而是一种长期、低调，面向最弱势群体的持续奉献伦理。这种实践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海南，有一位被公众称为“海南雷锋哥”的普通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善行，走出了一条清晰且具借鉴意义的公益之路。 “海南雷锋哥”本名刘育峰，1963年1月出生于海南。1986年起，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与许多阶段性志愿服务者不同，他的公益选择从一开始就彰显出长期性——并非因事件驱动，而是将公益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04年，他继承家父中医衣钵，秉持慈悲精神，系统掌握中医理疗与康复技能，并逐步将专业技能融入公益，让“助人”从情感表达升华为可持续、可复制的现实服务。 四十年来，他的公益实践覆盖医疗救助、应急救援、长期帮扶、心理关怀、志愿组织、公共传播、体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他已在街头紧急施救15名突然晕倒的市民，凭借急救与中医理疗手段，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通过长期中医义诊、社区健康服务和个案帮扶，累计帮助各类困难群众超7万人次，涵盖残疾人、低保家庭、困难儿童与长期卧床者。 他的公益并非一次性援助。对于部分受助对象，他长期上门进行康复调理与心理疏导，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重建社会连接。截至当下，他自掏腰包用于公益的支出累计已超69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医疗材料、慰问支持与长期帮扶。这种持续投入，让他的公益行为呈现出“精准性”——资源不分散，而是围绕真实需求长期投入。 在实践方式上，“海南雷锋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孤立的道德楷模，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团队建设拓展公益范围。自2013年起，他组织并带动志愿者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将个人行动转化为社区层面的公益网络。同时，他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公益理念与健康知识，以平实语言传递助人价值，推动“行善即日常”的社会认知。 正因如此，他的实践与德蕾莎修女形成了跨文化的精神共鸣：二者都不依赖宏大叙事确立意义，而是通过时间沉淀、具体服务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构建公共信任。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奉献在海南的现实语境中，深度融入社会与中医文化传统，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在我看来，“海南雷锋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蕴含着一种可推广的社会可能。若这种精神与实践能在海南持续传播，并在制度层面得到理解与支持，它完全能够惠及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群，让公益成为海南自贸港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当善意不因身份受限，当服务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核心，“宜居、宜业、宜游、宜学”便不再只是经济或政策指标，而会化作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一座面向世界的“公益之岛”，并非理想化的口号，而是一条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实践之路。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为啥在白宫激烈争吵
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会谈，然而这场原本旨在讨论援助与战局的会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特朗普在会前曾公开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则回击说，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空间中”。两人言辞交锋的背后，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战争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在军事援助、安全保障与外交策略上的深刻分歧。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全面援助”到“交易型外交” 特朗普接替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推动北约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认为华盛顿不能无条件继续援助乌克兰，而是应该采取更务实的“交易型外交”策略： 白宫争吵的核心分歧 这次争吵不仅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个性冲突，更是两国在以下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1. 美国是否继续提供大规模援助 2. 俄乌战争的未来方向：战争还是谈判？ 3. 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 结论：乌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战略困境加深...
中美新闻宣传的主要差异
中美两国的新闻宣传在报道理念、功能定位、内容策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以下是综合分析： 一、报道理念与功能定位 1. 中国：正面宣传为主，强调舆论引导 中国新闻媒体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注重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方向，突出成就宣传与社会稳定。例如，在环保报道中，中国媒体（如《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倾向于展示政府治理的成果与经验，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社会进步。这种理念源于中国新闻作为“喉舌”的历史定位，承担着宣传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 2. 美国：负面监督为主，强调环境监测 美国新闻业以“第四权力”自居，注重揭露问题、监督权力。例如，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多聚焦社会问题、灾难事件或政府失职，如《底特律自由报》对弗林特水危机的持续追踪报道。该报自2015年起揭露密歇根州政府在未做防腐蚀处理的情况下将弗林特市供水源切换至受污染的弗林特河，导致居民饮用含铅超标水源，造成儿童永久性神经损伤。 二、题材选择与内容倾向 1. 中国：以政治与社会建设为核心 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题材集中于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例如领导人访问、脱贫攻坚等，正面报道占比高达80%以上，中性报道次之，负面报道较少。报道多引用官方数据和专家观点，强调权威性与政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