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近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调整专业结构,部分院校缩减甚至撤销英语等外语类专业。这一变化与两个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些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收缩;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机器翻译能力明显提升,使部分人开始质疑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AI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然而,如果因此得出“英语已不再重要”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知识体系、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语言能力仍然是一种基础性能力。 AI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价值 近年来,以 Google Translate、DeepL、iFLYTEK(科大讯飞)等系统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翻译工具,在准确度和实时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在许多日常场景中完成较为可靠的语义转换。 但机器翻译解决的主要是文本转换问题,而语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语言中包含大量语境信息、文化隐喻和话语逻辑。机器可以翻译句子,却难以理解语境背后的文化结构。很多跨文化误解并不是词汇问题,而是认知背景不同造成的。 因此,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意义,而只是改变了语言使用的方式。未来,人们可能不再需要逐字翻译,但仍然需要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结构。 英语仍然是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英语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大量国际期刊、数据库与学术会议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例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 等大型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以英语发表。 对于希望从事科学研究、国际合作或跨国技术工作的年轻人而言,英语仍然是进入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即使借助翻译软件,缺乏语言能力也很难真正参与学术讨论。学术交流不仅依赖文本理解,还包括讨论、提问、写作和表达。 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金融和跨国商业网络中,大量核心资料与技术文档同样首先以英语发布。能够直接阅读这些材料,往往意味着更早接触到新的知识与技术趋势。 语言学习本身也是认知训练 语言学习不仅是技能训练,也是认知训练。学习一门外语,需要处理词汇、语法、语境和逻辑结构,同时还需要理解不同文化中的表达方式。这种过程会训练人的记忆能力、逻辑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许多认知研究表明,双语或多语能力往往有助于提升认知灵活性。能够在不同语言体系之间切换的人,更容易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复杂理解、创造性表达和跨文化沟通等领域。恰恰在这些领域,语言能力依然具有基础性价值。 专业调整不等于能力失效 当前一些高校缩减英语专业,更多是教育结构调整的结果,而不是语言能力失去价值的信号。高校专业设置需要考虑就业结构、学科资源和人才需求变化,因此出现周期性调整是正常现象。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高校并没有削弱外语教育,而是将语言学习与区域研究、国际事务、商业管理等方向结合,形成跨学科培养模式。语言能力不再被视为单一专业技能,而是一种通用能力。 从社会需求看,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协作能力和多语能力,在全球化环境中仍然具有明显价值。...
2026-03-11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2025-08-08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2025-09-26文/毕研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数次就中国与台海局势发表强硬表态,引发中日外交摩擦与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要理解高市“强硬路线”的底层逻辑,必须将其放入日本的内政结构、地区安全格局、美日同盟机制以及高市个人政治路径的多重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只有在这些脉络之中,才能避免情绪化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揭示此类言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一、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从“外围冲突”到“直接威胁”的认知转变 日本防卫省自《防卫白皮书2021》起便持续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直接影响。2022年版白皮书首次将“台湾稳定”列为“日本安全不可或缺”,并指出台海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表述均为公开、可查证的内容。 高市的发言本质上是对白皮书既有判断的进一步政治化表达:即把可能的台海危机从“区域事件”提升为“日本自身的生存风险”。这种“安全化”话语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所谓 securit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言语把某议题定义为生存威胁,使政府获得更多动员空间。 换言之,高市的强硬言论并非孤立的个人态度,而是对日本官方安全评估的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呈现。 二、美日同盟机制的结构性压力:对美国的“可信承诺”展示 近年来,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功能愈加突出。2023年、2024年的美日“2+2”会谈文件均明确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立场,强调双方将“提升一体化威慑与应对能力”。这一合作框架要求日本在关键地缘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若强调“台海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其效果之一即是向美国展示“日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这种表态不仅是地缘政治需要,更是同盟互动的信号机制:美国期望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以分担地区压力,日本则通过高调表态争取更明确的美国安全承诺。 这种双向互动在同盟体系中是常见现象。高市的言论因此具有“向盟友展示责任”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性表达。 三、国内政治逻辑:保守派路线的延续与首相权威建构...
2025-11-20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2025-06-30文/石敢当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每年3月15日晚上黄金时间,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都会举办“3.15晚会”,曝光若干不良企业和劣质产品。3.15晚会让企业心惊肉跳,所以对维护消费者权益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近些年3.15晚会开始受质疑:晚会组发现问题后为什么不及时曝光,而非要等到3.15晚会?这期间消费者权益受损,央视却坐视不管,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3.15晚会究竟是消费者守护者,还是追求收视率和利益的表演者? 3.15晚会的作用也备受质疑。如今产品质量每况愈下,怎样才能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央视为什么不深入探索?3.15晚会后,被曝光企业所在地政府都会立即采取措施,但为什么晚会前自己发现不了问题? 央视是否存在关联性利益?是否存在广告投放豁免权?商业合作是否存在灰色地带?这些问题网络上早有争议。 数据显示,50岁以上观众比Z世代群体更信任晚会,农村观众对晚会的期待值高于城市。 如今网民开始质问《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你们为什么不向央视学习,曝光不良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
2025-03-17文/唐玥宸 在信息全球化与算法技术深度扩张的历史关口,《无界传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传播学实验平台,它致力于打破地域、文化等隐形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信息生态,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跨文明对话。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技术演进的回应,更是对认知自由与传播伦理的实践探索。 天下国家,世界共享:跨越疆界的传播使命 技术的进步并未自动消解信息不对称,反而在算法偏见与认知惯性驱动下,塑造出更隐蔽而坚固的“数字边界”。作为一名华人文化背景的传播学者,我深切体会到地缘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也正因此,我得以从一个跨文化交汇的独特视角,重新思考“无界传播”的深刻内涵。 传播不应被困于国家疆界之内,更不该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提倡的“天下国家”理念,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温润超越。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天下”代表着一种普遍而共享的伦理关怀。在这个框架下,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分享,而是理解、连接与共识建构的桥梁。 所谓“传者无界”,不仅意味着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调传播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自我突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责任自觉:不是摒弃立场,而是超越对立;不是消解价值,而是拓展视野。 和而不同:自由与责任再定义 当下的数字空间极为开放,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噪声、谣言扩散与认知茧房。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与他者关怀。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无界不等于无序,开放必须与责任同行。 《无界传播》的创立理念,源于毕研韬教授的传播学情怀。在深度媒体化与算法规训时代,个体的思想越来越被固化的叙事模式所主导,而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搬运,更是对认知结构的再生产。如果不能跳脱既有范式,那么所谓“多元”只会流于表层装饰。 因此,“传者无界”不仅是技术条件的延展,更是一种元认知的主体觉醒——在认识与被认识之间重构“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传播伦理,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在事实与立场之间,为理解留出空间,在差异与张力之中,寻求对话的可能。 无界之路:华人传播学者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位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华人学者,我深感当代世界的复杂与传播生态的裂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认同与他者、竞争与理解的张力之间,传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文明的回应机制。...
2025-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