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敢当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不当行为而接受调查,震动了社会各界。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性寺庙之一,少林寺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也肩负着佛教精神与道德引导的责任。 佛教在中国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与中华文化深度交织,涉及道德伦理、社会价值以及文化传承。然而,近年来佛教界的商业化现象日益严重、丑闻频出,突显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考验。 佛教商业化:精神的迷失与道德的困境 近些年来,少林寺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寺庙的商业化程度愈发加剧。寺庙已经不再仅仅是修行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寺庙成了旅游景点和文化产业基地。 商业化带来了经济效益,却也让佛教精神性受到了侵蚀。佛教本应致力于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但在过度商业化的过程中,宗教的纯粹性与精神性逐渐被物质化所替代。 释永信事件揭示了这种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当宗教信仰被过度包装为商品,信徒对佛教的忠诚和依赖也会受到影响。 道德失范:高僧的权威何在 除了商业化问题,部分佛教高僧的丑闻也暴露了佛教界的道德危机。释永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这种道德失范行为进一步动摇了佛教作为精神引领力量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信仰的支柱不仅仅是宗教的教义,更是宗教领袖的道德示范和公信力。高僧作为信仰的象征,其个人行为的失范,直接影响整个佛教的道德权威。 在此背景下,如何恢复佛教的道德权威,如何让信徒重新相信佛教的教义和精神,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坚守信仰的僧人:一片净土与宗教使命 释永信事件暴雷后,部分僧人呼吁舆论不要“一竿子打翻所有人”,不要殃及无辜僧众。这些声音提醒我们,佛教的真正精神并没有消失,它仍然在广大僧侣和信徒中生生不息。正是这些坚守信仰的僧人,才让我们在面对佛教的危机时,看到了希望与救赎的可能。 佛教与社会:信仰的回归与宗教责任 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精神领域逐渐渗透到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层面。在这种背景下,佛教能否在商业化和精神性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决定其未来发展的关键。 政府监管:加强宗教治理与公共信任的重建 虽然中国政府对宗教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监管,但在佛教寺庙的商业运作和道德约束方面,相关的政策和执行机制仍然乏力。只有通过更加明确和严格的管理,才能确保佛教活动回归其精神本质,避免其被经济利益所吞噬,才能恢复佛教在社会中的信任和尊重。 结语:从危机中重塑希望 少林寺释永信事件不仅是佛教界的危机,也是现代社会中宗教与商业化冲突的缩影,是整个社会对精神文化缺失的深刻反思。佛教能否从危机中汲取教训,恢复其精神性与道德权威,将决定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未来。
2025-07-28文/唐摩崖 海南自贸港将在2025年底前封关运作,届时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南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同时受到国际认知环境的深刻影响。优化国际传播路径、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已成为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刊文指出,应以“制度传播”取代传统的“政策外宣”,探索一条深度嵌入全球治理进程的国际传播新路径。他提出,国际传播不应止于“讲政策”,而应通过“制度性叙事”,展示中国制度如何有效治理复杂问题,如何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制度性叙事的核心,是让国际受众“看见”制度背后的逻辑与效果,而不是一味灌输政策信息。传播者应进入对方文化语境,用中性语言、第三方平台和数据支持讲述海南故事,实现制度经验的软性嵌入与价值共鸣。 这篇文章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文章认为,制度传播不仅能增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认知安全,也有助于打造中国地方国际传播的示范区。
2025-07-22新岁将至,回望2025年,人类并未踏入一个愈发澄澈简单的世界。相反,世界正鲜明地呈现出一幅复杂图景:共识如退潮之水,愈发稀缺难寻;分歧似燎原烈火,愈发显性张扬;不确定性则如幽灵,成为生活的常态。不同国家、制度与文明间的张力相互纠缠、层层堆叠,在公共讨论的舞台上,情绪每每抢先于事实亮相,立场常常优先于理解作祟,这般景象愈发凸显。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理解”不再是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需要我们刻意维护、用心培育的珍贵能力。信息如汹涌潮水般高速奔涌,本以为会拉近人与人之间认知的距离,实则不然,它并未自动搭建起心灵相通的桥梁;算法似无形之手,依据我们的喜好推送内容,本以为能为我们呈现全面真实的世界图景,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它未必总能拓宽我们的视野。相反,标签化、简单化以及情绪化的判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断挤压着人们耐心倾听、认真思考的理性空间。许多误解的产生,并非源于刻意的敌意,而是源于对复杂现实的过度简化,就像用简单的线条去勾勒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必然会失去许多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低共识的时代语境中,理解的价值愈发凸显、尤为重要。理解并不意味着在立场上的完全一致,更不意味着要放弃彼此之间的分歧。它意味着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去探寻事实与真相,多一份同理心去体悟一种他人的处境,多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一种未知的可能性。理解是一种克制的理性,是在分歧的荆棘丛中避免误判的利刃,是在对立的悬崖峭壁间降低冲突烈度的缓冲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 《无界传播》正是在这样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现实背景下,坚定地持续展开既定的探索之旅。我们并不企图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无意充当各种立场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努力做的,是在这个高度情绪化的公共空间中,精心保留一块有利于思考与对话的认知净土。通过拆解那些固化已久的叙事模式,如同打破禁锢思想的牢笼;呈现多元的视角,如同打开一扇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户;强调事实与语境的重要性,如同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点亮一盏明灯。我们希望为理解创造更好的条件,为人们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为对立制造新的燃料,让矛盾的火焰越烧越旺。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真正深刻而潜在的风险,往往不仅仅来自冲突本身,更来自对冲突成因的系统性误判。当我们的理解能力逐渐下降,世界就更容易被推向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陷阱之中,而当理解被不断削弱,理性讨论的空间也会随之像被挤压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小。正因如此,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简单传递,更关乎认知的塑造与公共理性的存续,它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引导着社会的进步。 面向2026年,《无界传播》将继续坚定不移地秉持去标签化、去情绪化、去简单化的传播取向。我们愿意为理解付出足够的耐心,如同守护一颗珍贵的种子,等待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复杂保留广阔的空间,让各种思想在这里自由碰撞、交融;为事实争取宝贵的时间,让真相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坚信,即便共识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达成,但理解本身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它能够像温暖的阳光,融化误解的坚冰;像轻柔的微风,缓和紧张的气氛;为更具建设性的对话奠定坚实的基础,让不同的声音在理解的和弦中奏响和谐的乐章。 新年之际,我们并不奢望世界能够迅速达成一致,如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让所有的花朵同时绽放;也不预设分歧会自动消解,如同不可能期待所有的矛盾都能自行化解。我们期望的,是在这不可避免的差异之中,人们仍然愿意放慢判断的速度,多一点审慎的思考,少一点情绪的冲动;多一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轻易的定性。若理解能够在低共识时代得以延续和传承,文明之间、社会之间乃至个体之间的沟通,就仍然保有向前的希望和可能,如同在黑暗中点燃的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新的一年,愿理解的光芒不被情绪的阴霾遮蔽,在人际交往里恒久绽放;愿理性的旋律不被偏见的噪音干扰,于社会生活中长久回荡。 恭祝新年快乐!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2026年元旦
2025-12-30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2025-04-05中美两国的新闻宣传在报道理念、功能定位、内容策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以下是综合分析: 一、报道理念与功能定位 1. 中国:正面宣传为主,强调舆论引导 中国新闻媒体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注重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方向,突出成就宣传与社会稳定。例如,在环保报道中,中国媒体(如《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倾向于展示政府治理的成果与经验,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社会进步。这种理念源于中国新闻作为“喉舌”的历史定位,承担着宣传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 2. 美国:负面监督为主,强调环境监测 美国新闻业以“第四权力”自居,注重揭露问题、监督权力。例如,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多聚焦社会问题、灾难事件或政府失职,如《底特律自由报》对弗林特水危机的持续追踪报道。该报自2015年起揭露密歇根州政府在未做防腐蚀处理的情况下将弗林特市供水源切换至受污染的弗林特河,导致居民饮用含铅超标水源,造成儿童永久性神经损伤。 二、题材选择与内容倾向 1. 中国:以政治与社会建设为核心 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题材集中于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例如领导人访问、脱贫攻坚等,正面报道占比高达80%以上,中性报道次之,负面报道较少。报道多引用官方数据和专家观点,强调权威性与政策性。...
2025-02-22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2025-02-25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2025-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