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在公共讨论中,“努力是否还有意义”正从一句牢骚,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随着现实经验中屡次遭遇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个人付出与命运改变之间,是否仍存在稳定、可预期的通道?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通道” 在社会高速增长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流动弹性”。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为个体提供了多条上行通道。努力之所以被广泛信奉,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因为它在统计意义上“有效”。然而,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逆转、产业梯度趋于固化,这些通道开始收窄,其进入门槛、失败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们仍在努力,但回报越来越难以兑现,个体因此产生明显的挫败感。 第二,回报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努力的可见性 当代社会的回报越来越向资本、平台、规模和先发优势集中。许多努力不再直接转化为收入、地位或安全感,而是被吸纳进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分配结构中。对个体而言,付出依旧存在,但成果变得延迟、不确定,甚至难以识别。久而久之,“努力—回报”的因果链条在经验层面被打断。 第三,预期的坍塌比现实的恶化更具冲击力 不满并不总是源于绝对处境,而往往来自预期落差。对于曾经经历或目睹过快速流动的一代人而言,上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记忆。当社会从“普遍可能性”转向“结构性筛选”,心理冲击被放大。人们困惑的,并非生活立即崩塌,而是未来变得黯淡无光。 第四,制度与叙事之间出现了张力 社会仍在强调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但现实环境在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当主流叙事与结构现实脱节,努力容易被重新解读为责任转移:如果结果不佳,问题似乎只能归咎于个人。对个体而言,这种张力不会激发动力,反而加速认知疲劳与心理退缩;对社会而言,当叙事脱离结构真实,它将削弱公众对公平与理性的信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五,这并非某一国家的孤立现象 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类似感受。尤其是在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上行通道的数量和宽度普遍出现收缩,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却在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允许对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公开讨论,以及是否具备自我修复和制度调整的能力。 第六,这是否意味着努力已经“失效”? 并非如此。更准确地说,努力不再是充分条件,甚至不再是主要变量。它仍是必要条件,但必须嵌入合适的结构、位置与时机之中。这一转变要求社会层面进行更诚实的认知更新:与其不断强化个人道德,不如正视通道设计、分配机制与风险共担的问题。 第七,理解这一点本身具有现实意义 理解这一点,有助于个体停止无谓的自责,也有助于公共讨论从情绪宣泄转向结构反思。一个社会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承认“努力难度上升”,而在于拒绝讨论这一事实。只有当问题被准确命名,调整才有可能发生。 归根结底,“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的感受,并非对努力本身的否定,而是对结构变化的直觉回应。理解这种回应,既是对个体经验的尊重,也是对社会未来负责的起点。唯有如此,社会才能重新建立努力、预期与回报之间的可信关系。
2026-01-06欧美巨星为何频频开唱海南?中新社记者张茜翼就此专访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毕教授指出,国际顶级艺人密集登陆海南,并非偶发市场现象,而是制度创新、消费结构升级与国际传播逻辑叠加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海南演艺市场呈现出结构性跃升。2024年以来,多位国际艺人将亚洲重要场次乃至唯一场次落地海南。毕研韬分析,这一趋势首先源于自贸港制度优势的持续释放。大型营业性演出实行“一站式”审批机制,缩短审批周期,提高行政效率;同时,针对国际顶级演出的专项奖励政策,提高了市场主体引进项目的积极性。制度环境的确定性,为国际演艺项目提供了可预期的运营空间。 免签政策则构成另一关键变量。海南对86国人员实施入境免签,为大型国际演出团队的快速通关与频繁往返提供便利。演艺活动具有高度流动性特征,团队规模大、设备复杂、行程密集,通关效率直接影响成本与风险控制。制度便利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海南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具备比较优势。 从市场维度看,海南正在形成“跨省观演”新模式。多场大型演唱会中,岛外观众占比超过七成甚至更高,演出本身与旅游消费深度绑定,形成“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的消费路径。毕研韬指出,这种消费结构意味着演艺不再只是文化产品,而成为带动交通、住宿、零售、餐饮和免税消费的综合引擎。演艺经济正在嵌入城市整体消费体系。 他进一步强调,海南的气候与城市空间结构也具有特殊优势。冬季气候温暖,使大型户外演出具备时间窗口;海岛旅游属性增强了“观演+度假”的复合体验。部分演出在舞美设计与场景营造上进行创新尝试,体现出对艺术表达的包容态度。这种环境与政策叠加,使海南逐步形成区别于传统演艺城市的差异化定位。 在国际传播层面,毕研韬认为,国际艺人来华演出不仅是商业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互动机制。数万观众在同一场域形成情感共鸣,本身即构成高密度的文化交流场景。艺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在海南的见闻,会对外部公众认知产生影响。演出因此成为一种具象化、可体验的国家形象传播方式。 他指出,这种交流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国际艺人获得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中国观众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也在主动塑造自身文化形象。与传统媒介传播不同,现场演出以情感为媒介,以体验为核心,传播效果更具沉浸性和记忆度。 在谈及未来趋势时,毕研韬提出,海南若要从“演艺热点”转向“演艺高地”,需要从引进项目转向培育产业生态,包括吸引舞美设计、音响工程、经纪管理等配套企业落地,探索保税租赁与装备集散模式,建立数据化监测平台,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同时,应鼓励融合本土文化资源的原创项目,形成可持续的内容生产能力。 张茜翼的专访在中新网刊发后,引发境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相关内容被多家港澳及海外华文媒体转载,同时在国内门户网站及高校官网平台传播,形成跨区域扩散态势。这种传播路径本身,亦印证了海南演艺议题在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关注度与讨论价值。
2026-02-19最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清华大学曾考虑设立美国分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司法部于2026年1月30日公开了最新一批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相关的档案,包括电子邮件、文档和多媒体资料。这批文件中出现了2016年前后围绕清华大学拟在美国设立分校构想的多封邮件往来,反映了一段有关探索性讨论的过程。 根据哈佛大学校刊《The Harvard Crimson》以及司法部档案内容,2016年,丘成桐(Shing-Tung Yau)——当时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于2022年加盟清华大学——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清华大学正在认真考虑在美国这里设立分校”。他在邮件中称清华拟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一个分校,以加强中美学术交流。 随后,丘成桐起草了初步方案并作为中间人牵线。2016年11月,他将哈佛校友及主要捐助人陈乐宗(Gerald L. Chan)介绍给爱泼斯坦,认为陈可能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在邮件中写道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愿意见面”。不久后,爱泼斯坦与陈乐宗在波士顿哈佛广场的一家餐厅会面,讨论相关构想。 档案还显示,丘成桐与另一位哈佛教授Martin...
2026-02-04文/毕研韬 音乐纪录片《次第花開》(Ani Bond: Choying Drolma)被誉为尼泊尔版的《音乐之声》。影片用来自喜马拉雅的天籁之音,讲述了“摇滚女尼”琼英•卓玛(Choying Drolma)的传奇故事。 影片于2023年斩获华沙国际电影节最佳亚太电影奖、最受观众欢迎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之最佳长纪录片奖、最佳音乐音响奖。2024年《次第花开》受邀成为尼泊尔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 《次第花开》由林芬、白杉两位导演联袂执导,主要采访对象包括琼英•卓玛、努•巴杰拉查里亚、益西曲珍、阿旺拉姆、白玛仁钦、卓玛次仁。 导演林芬(左)与白杉(右)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泊尔藏族歌者,因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音乐风格被誉为“天籁歌者”、“摇滚女尼”。她的音乐扎根于藏族文化沃土,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姑,她的宗教素养为她的音乐作品注入了深邃的精神内涵。她以音乐传递对生命、爱与和平的思考,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和开拓者。 琼英•卓玛不仅在藏族文化圈享有极高声誉,她的音乐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琼英•卓玛用梵音咏唱的《大悲咒》是我几乎天天聆听的天籁之音。...
2025-02-162026年2月8日,达赖喇嘛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帖文,试图将“爱泼斯坦档案”与尊者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尊者达赖喇嘛从未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会面,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尊者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或互动。 2026年2月8日 (以上为声明全文) 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档案”至少150次提及达赖喇嘛。
2026-02-08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在中国,提起“陪审团”(jury),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一群公民坐在法庭里,静静地听法官审案,像“陪衬”一样“参与”审判。事实上,把Jury译为“陪审团”,隐藏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误解:在英美法庭上,jury 并不是陪伴法官的角色,而是独立判断事实的核心力量。 一、陪审团不是陪衬,而是“审”的主体 中文“陪审团”里的“陪”,让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它只是“陪同法官审理”。实际上,在美国和英国的刑事司法中,陪审团拥有独立权力: 换句话说,陪审团的角色不是“陪”,而是直接参与裁决的“审”。 二、陪审团体现公民权力与制衡意义 英美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不仅是法律程序,更是一种公民权力的体现: 中文译为“陪审团”弱化了这种制度功能,让人觉得公民只是“参与”而非“主导”,从而低估陪审团对司法独立的保护作用。 三、裁决权边界被模糊 在英美法中,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而中文的“陪审团”容易让人误解:裁决是法官和陪审团协作的结果,或陪审团只是辅助工具。实际上,陪审团的裁决权属于独立公民,不受法官否决。这是刑事审判中最核心的权力边界,也是制度设计防止滥权的关键。 四、陪审团承载的制度哲学...
2025-12-12“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2025-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