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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离权力近,离知识远

文/李扬帆 如今,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知识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导致以专门“占有”知识而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焦虑感,从而迫使知识分子要么使其掌握的知识更专业化,要么赶快退守精神家园的城堡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学识的专家纷纷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却又不能明确证明其救世主张的先验合理性,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人格沦丧,被人揪住辫子,进而被网络妖魔化为“砖家”、“叫兽”。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一时间走向神坛,一时间坠入地狱?这种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劫难相关: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之劫——自古至今他们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其二是自诩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证伪,一旦证伪便又失去神坛地位;其三为启蒙之劫——并不成功的启蒙经历导致知识分子地位受损;其四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 此四种劫难简而言之,即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它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在走出牛棚后的30年抓住机遇,确立现代责任意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必记本》。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文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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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自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涅槃

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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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Sent to WTO Director-General on US-China Tariff Issues

To: Dr. Ngozi Okonjo-IwealaDirector-General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Rue de Lausanne 154CH-1211 Geneva 2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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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是否还要考研?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 文/毕研韬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读研不仅为获取文凭,更是一场提升生命维度的修行:从“看山是山”的懵懂,到“看山不是山”的蜕变,此时的你已能透过表象管窥本质。 我期望研究生能更进一步:把实验室的灯光视为“禅修”的指引,把文献丛林看作打通“任督二脉”的修行场;以阳光心态“渡劫”,笃信文献标注与实验误差终将化为生命的年轮,继而抵达“看山还是山”的殊胜之境。 准备考研的你,或许正感到迷茫与压力,但请相信:凤凰涅槃后,你定能跃升至崭新的生命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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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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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提出制度传播理论,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转型

文/陈晓明 海南自贸港将在2025年底前封关运作,届时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南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同时受到国际认知环境的深刻影响。优化国际传播路径、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已成为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刊文指出,应以“制度传播”取代传统的“政策外宣”,探索一条深度嵌入全球治理进程的国际传播新路径。他提出,国际传播不应止于“讲政策”,而应通过“制度性叙事”,展示中国制度如何有效治理复杂问题,如何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制度性叙事的核心,是让国际受众“看见”制度背后的逻辑与效果,而不是一味灌输政策信息。传播者应进入对方文化语境,用中性语言、第三方平台和数据支持讲述海南故事,实现制度经验的软性嵌入与价值共鸣。 这篇文章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文章认为,制度传播不仅能增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认知安全,也有助于打造中国地方国际传播的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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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