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卖港口
李嘉诚旗下长和雇“枪手”为卖港口辩护
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文章推介
德才兼备者，往往难容于组织/ Excellence Breeds Exile
文/石敢当 （By Shi Gandang) 如果你这个人能力强，人品好，三观又正，那么恭喜你，在组织里，你基本上混不好。 这是中文社交媒体上的一名言，让无数网民点头称是。 If you are highly capable, of...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Breaking the Deadlock in the U.S.-China Tariff Confrontation: A Feasible Proposal
By Bi Yantao In 2025, with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京东大学上野千鹤子致辞：努力未必有回报
文/刘悦心 京东大学上野千鹤子教授在2019年入学典礼上的致辞在中国广为流传，影响甚好。 中国网民评论说：“这才是人文教育”；“没有高大上，只有接地气”；“这才是真话”；“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有些人因这篇致辞而喜欢上教授，喜欢上日本教育和日本，这让国内那些做国际传播的情何以堪？ 上野千鹤子教授致辞中最打动中国人的，是下面这段话： 你们一路坚信“努力必有回报”才走到了今天，但前方等待你们的却是一个“努力也未必有回报”的社会。你现在之所以觉得“努力一定有回报”，那是因为至今为止，你所处的环境始终鼓励着你，推动着你，有人牵着你的手引领前行，更有人认可你的付出，不吝赞美。但这世上，有人拼尽全力却得不到回报，有人想努力却无力挣扎，更有人因过度拼搏而身心俱疲。所以请不要将你们的努力仅仅用于让自己脱颖而出，不要用得天独厚的环境与卓越的能力，去贬低那些不如你们幸运的人，而应该发挥这些努力来帮助他们。最后，请你们不要逞强，勇敢承认自己的弱点，与他们互帮互助，彼此扶持。 问题是：为什么如此质朴的话，会打动这么多中国人？ 中国大学的入学致辞，有几篇能传出国门？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特朗普2.0：撕裂共识的民粹主义革命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橡木桌上，堆满未签署的行政令。这是特朗普2.0时代的典型场景：政治不再是协商妥协的艺术，而是单边行动的战场。这位打破所有政治禁忌的总统，正在以民粹主义的铁锤敲击现代民主制度的根基。 传统政党政治精心构建的共识体系遭遇解构危机。特朗普团队将联邦官僚机构视为”深层政府”，司法独立被视为”政治迫害”，国会监督被称作”政变阴谋”。这种系统性否定不仅针对政治对手，更直指美国宪政体系的核心价值。当总统在推特上公开威胁解职独立检察官时，三权分立的防火墙正在出现裂痕。 全球化共识在”美国优先”口号下分崩离析。钢铝关税引发的贸易战波及全球产业链，退出《巴黎协定》动摇气候治理框架，威胁退出WTO撼动多边贸易体系。这些政策绝非孤立的经济决策，而是对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面否定。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直言：”全球供应链本质上是跨国公司的寻租游戏。” 社交媒体时代的”另类真相”正在重塑政治话语体系。特朗普团队深谙信息传播的病毒式扩散规律，通过制造”奥巴马门”、”大选舞弊”等阴谋论，成功构建平行于主流媒体的信息茧房。这种”后真相政治”不仅模糊事实与虚构的界限，更消解了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斯坦福大学研究发现，其支持者对同一事件的事实认知与反对者差异度高达73%。 这场政治实验暴露出民主制度的深层危机。当38%的美国人认为”总统有权关闭敌对媒体”，当62%的共和党选民相信”民主党正在摧毁国家”，政治极化已超越政策分歧，演变为对民主游戏规则的根本质疑。特朗普现象不是偶发的政治意外，而是技术革命、经济失衡、文化冲突共同孕育的时代产物，预示着西方民主制度正面临范式转换的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