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电器
董明珠“海归间谍论”暴露了什么
文/石敢当 “海龟”是“海归”的谐音，指留学回国人员。 4月22日，董明珠在公开场合称“海龟派里面有间谍”，并表示不会录用海龟。这番话迅速引发舆论反弹。很多人直觉地认为这对海龟群体是一种歧视甚至伤害，但实际上，董小姐无力动摇海归群体的社会形象和地位。 海归群体早已深度融入各行各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对海归的认知与态度，不会因董小姐的情绪性言论而产生丝毫改变。有趣的是，虽无力定义海归，但她却无意中定义了自己：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渐渐失去适应力的传统强人。 “海归间谍论”背后的安全焦虑 值得追问的是，董明珠的这一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这种判断可能源于她长期扎根制造业一线、强调忠诚与稳定的经验结构。她或许已习惯将“奋斗”“吃苦”“服从”作为核心标准，而对外部输入持天然警惕态度。当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信息安全议题升温时，她本能地放大了风险感知，以排斥代替筛选，以归类代替分辨。 其次，这也反映了董小姐个人认知的局限：缺乏全球化视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家不仅要理解本土市场的逻辑，更要能在复杂的跨文化环境中驾驭人才资源。而董似乎停留在以国内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中，未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 孤立决策，失去高能量支持系统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她似乎缺乏能够提供高能量、全球化战略咨询的专业团队。近年董明珠的一系列决策与言论，折射出明显的个人意志化色彩，鲜有系统性和前瞻性。这意味着，即使她意识到外部环境威胁，也缺乏智囊力量帮助她重塑认知框架，最终只能依赖本能做出反应。 董明珠的“海归间谍论”无情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传统强人如果无法更新认知、补齐全球化短板，就只能固守在经验构筑的壁垒中。 时代变了，可传统强人还在原地。
文章推介
中美关税大战：BBC不懂中国
文/毕研韬 美国东部时间4月2日下午4时（北京时间4月3日凌晨4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执行全面新对等关税政策。 北京时间4月3日下午6时（美国东部时间4月3日凌晨6时），中国宣布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反应之快，让外界吃惊。 BBC（中文）解读说，中国选择这个时间宣布，“某种程度上想在国内掩盖这一新闻，不要过于惊吓到民众”。 这个臆测毫无依据。这么重大的事件，在什么节点发布有啥区别？何况，在自媒体时代，周五下午六时，不正在黄金时段吗？ BBC中文还关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时候在做什么”。BBC杜撰到： “习和其他六位政治局常委在外出植树，强调应对砍伐森林的必要性。这展示了面对特朗普时的镇定，显示了一种气氛：华盛顿你尽力去做吧，这里是中国，我们对你的胡言乱语不感兴趣。” 如果BBC稍微做点功课就知道，一年前（2024年）的4月3日上午，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也在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4月3日或4日参加植树活动，是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的惯例时间。 BBC（中文）这次的误读，说明了什么？是不懂中国，还是其它原因？BBC的这种低级错误，该怎样避免？
格陵兰岛：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意图与北极博弈
文/毕研韬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再次将格陵兰岛置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据权威媒体报道，白宫正在讨论多种获取格陵兰岛的方案，包括与丹麦谈判、购买岛屿，甚至不排除军事选项。这一系列言辞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欧洲盟友和丹麦政府均予以强烈回应。然而，若从现实制度、国际法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美国“想要格陵兰”的真实目的，并非取得主权，而是通过施压来扩大在该岛的战略部署与功能控制。 一、舆论与现实的差距 特朗普政府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概念，表面看似野心勃勃，但其政治逻辑更多是针对国内支持群体的表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方案易于理解：美国为了国家利益“买”一块北极土地。然而，现实远比口头表态复杂。 首先，从国际法和丹麦宪法的角度看，格陵兰是丹麦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丹麦政府明确表示，格陵兰不属于出售对象，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违反国际法原则。格陵兰自治政府也公开反对成为美国领土。其次，从北约及欧洲联盟结构看，军事占领或强行获取的做法将破坏盟友体系，引发制度性危机。因此，美国通过正规途径取得主权的可能性极低，估计概率不足5%。 这就形成一个表面喧嚣、实则谨慎的局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释放极端言辞以施压，另一方面仍在寻求可行、低成本的战略手段。 二、真实目标：功能控制而非主权 纵观美国对格陵兰的战略意图，其核心并非获得主权，而是在关键功能上形成长期不可替代的控制力。这一点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1. 军事—安全层面 格陵兰是北极地区的战略要地，拥有图勒空军基地等关键设施，对美国北极安全、导弹预警与情报收集至关重要。特朗普团队关注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基地”，而是“现有设施是否足够、是否可持续扩张”。施压丹麦与格陵兰，为美国争取扩大部署、升级设施提供谈判筹码，这种操作远比直接吞并土地成本低、风险小。 2....
如果你爱孩子，就支持他/她学英语
文/毕研韬 近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调整专业结构，部分院校缩减甚至撤销英语等外语类专业。这一变化与两个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些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收缩；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机器翻译能力明显提升，使部分人开始质疑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AI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然而，如果因此得出“英语已不再重要”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知识体系、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语言能力仍然是一种基础性能力。 AI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价值 近年来，以 Google Translate、DeepL、iFLYTEK（科大讯飞）等系统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翻译工具，在准确度和实时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在许多日常场景中完成较为可靠的语义转换。 但机器翻译解决的主要是文本转换问题，而语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语言中包含大量语境信息、文化隐喻和话语逻辑。机器可以翻译句子，却难以理解语境背后的文化结构。很多跨文化误解并不是词汇问题，而是认知背景不同造成的。 因此，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意义，而只是改变了语言使用的方式。未来，人们可能不再需要逐字翻译，但仍然需要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结构。 英语仍然是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英语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大量国际期刊、数据库与学术会议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例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
全球六大搜索引擎，你常用哪个？
资料整理/《无界传播》编辑部 一、全球传统搜索引擎市场份额（StatCounter 数据） 以下是截至2025年7月，市场份额排名前六的传统搜索引擎。 第一名：Google（约 89.6%）：以精准算法、丰富生态系统和强大品牌影响力稳居全球搜索市场之首。 第二名：Bing（约 4.0%）：微软开发，集成 AI Copilot 功能，借助 Windows 和 Edge...
取消外语专业：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风险
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海南自贸港，如何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
文/毕研韬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临近，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其制度创新力度。除了讨论免税政策、营商环境、数据治理、资金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措施，部分观察者开始提出更深层的疑虑：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例外”吗？其政策导向和制度路径具备足够的稳定性、连贯性与可预期性吗？ 这些疑问并非完全出于偏见，而是源自一个现实冲突：“中国例外论”与“全球普适性”之间的碰撞。前者强调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后者则期望制度创新回应“普世规则”以求兼容。海南自贸港恰好处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如何阐述二者之间的兼容性，是海南自贸港对外传播的一项根本性工作。 国际社会对海南的“制度疑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能否高效落地；二是政策能否长期稳定；三是地方探索与中央统筹如何协调？概言之，这涉及外部观察者能否理解和信任这种“地方先行、中央兜底”的治理逻辑。某些国际舆论甚至将“自由港”的定位与中国中央统一领导之间设定为一种对立关系，暗示海南的高度自主权可能带来某种“治理模糊地带”。这种误读如不被及时澄清，将严重损害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信誉和发展空间。 当前，海南的国际传播多聚焦于政策宣讲，强调制度创新与营商利好，而对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政策演化路径、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等方面，解释尚不够充分。这种“重政策利好、轻制度逻辑”的传播范式，容易让国际受众产生结构性误解。 要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首先应主动回应国际关切，明确海南自贸港是在中央统一战略框架下的制度试验，而非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法外之地”。其次，要讲清制度逻辑，重点阐述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方案实施的渐进性以及权责边界的明确性，让国际社会相信海南的制度创新是有方向、有控制、可容错的系统工程。此外，引入更多“第三方声音”，包括国际智库、跨国法律与政策咨询机构等，为制度建设提供独立视角与背书。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透明度，也能在国际语境中增强政策的可信度与可解释性。 制度创新是海南自贸港的核心竞争力，而制度信任是其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讲好海南故事，不只是讲好一座热带岛屿的现代化建设，更是讲清一个制度试验场的治理逻辑与全球意义。唯有如此，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才能实现从“政策外宣”到“认知重构”的跃迁，才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可靠的认知保障。 后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没摧，说明未秀。当海南自贸港真正发展起来，可能会遭遇一些国际舆论风波，不过都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