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
毕研韬教授：“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文/唐摩崖 在当前地缘博弈加剧、外部认知加剧分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不仅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更面临深层次的内部与外部认知制约。1月1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 毕研韬指出，“双向理解”包含“理解世界”与“被世界理解”两个层面。一方面，海南自身需要充分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需求、关切重点与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在事实和机制层面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功能与实践逻辑。如果其中任何一端出现失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理解世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能被世界理解。 毕研韬提出了“认知双盲”的概念。决策阶层依赖内参系统理解环境，而普罗大众则依靠社会信息系统（社交媒体、自有媒体、新闻媒体、人际网络等）来获取信息，但如今这两大系统都已经高度组织化，信息被严密过滤。目标导向明确，导致精英和大众都濒临认知失真的风险。 他指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超载并未必然促进理解，反而可能在“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媒体框架、价值预设和地缘政治叙事的叠加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毕研韬强调，理解地缘环境是实现双向理解的现实前提。这一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对经济议题的深度介入；二是要深入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关切，避免将区域国家简单视为“政策接受者”或“战略配角”。 毕研韬认为，海南自贸港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准确判断外部世界的关注重点与敏感议题，否则即便政策初衷是开放与合作，也可能在外部认知中被置入地缘政治或战略竞争的解释框架之中。 毕研韬认为，双向理解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它要求既能够站在外部视角理解他者关切，也能够清晰、稳定地向外界解释自身实践。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种理解能力本身，正逐步成为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毕研韬教授解构“自贸港世界影响力”迷思
世界影响力不等于国际曝光度，也不等于短期的政策吸引力。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12月2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口出席“海南自贸港世界影响力”专题研讨会，并作题为《世界影响力：迷思与真相》的专题发言，系统解构当前围绕自贸港“世界影响力”的若干认知误区。 毕研韬指出，现实讨论中常将世界影响力简单等同于国际曝光度、短期资本流入或政策优惠所带来的阶段性吸引力，但这些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可见度”或“即时效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力。他强调，世界影响力的核心在于是否对国际规则的生成与运作方式、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度接口以及地缘政治参与路径产生结构性影响。 围绕这一判断，毕研韬从制度实验的可被引用性、规则冲突的技术性协调能力，以及在去全球化和阵营化背景下构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影响力形成的现实机制。他认为，自贸港未必直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但有可能通过制度实践，改变地缘政治进入经济空间的方式。 在发言最后，毕研韬结合信息茧房、算法放大效应与认知偏差等问题指出，若缺乏必要的认知素养，信息数量的增加未必带来理解的深化。厘清“世界影响力”的真实内涵，是评估海南自贸港长期价值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 研讨会由海南博睿智库研究院、天津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海南省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并得到新华社海南分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等媒体的支持。
毕研韬教授致中共海南省委的建议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封关运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彰显国家制度创新与开放决心的标志性符号。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不仅关乎海南的未来，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开放进路与全球治理逻辑的重要窗口。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经济体系正结构性重塑，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创新的认知已成为影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变量。基于此，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要关注政治与经济维度，还应提升其制度与实践在国际社会的可接受度，努力夯实合作共赢的认知基础。 据目前观察，海南决策系统对国际传播生态的认识尚待深化。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一大挑战是处理好“海南是中国的海南”这一重大课题。如不能将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有机融合，或会制约政策红利向国际认同的有效转化，影响海南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成效。 基于上述考虑，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供省委领导决策参考。 一、提升决策者的国际传播素养与战略传播意识 国际传播旨在向国际社会阐释发展理念、政策意图与制度优势，增进国际理解、赢得信任并促进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这一指示切中了要害。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相关培训，是提升我省国际传播水平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为此，建议省委组织学习国际传播基本知识。通过学习，领导干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国际社会的认知逻辑，从而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中兼顾国内发展需求与国际可接受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外部误解与政策阻力，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也有利于拓展合作机会。掌握国际传播基本知识，还能提升领导干部对人才、建议和项目的鉴别能力。 二、设立“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 为提升海南面向全球的政策解读与制度沟通能力，建议我省组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打造我省亟需的全球化高端智库。该委员会应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委员。委员应同时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能够将中国政策逻辑准确、清晰地传达给国际社会。 该委员会将监测并报告国际传播生态趋势，识别可能影响海南自贸港的关键趋势与潜在风险，并提出政策解读与应对方案。委员会将协助海南构建面向全球的制度沟通机制与合作网络，确保自贸港政策逻辑被准确理解。委员会将帮助海南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国际认知风险，提升制度型开放实践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 三、提高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鉴别力 目前我国存在两支国际传播队伍：一支熟知并尊重国际传播规律，另一支试图以其他学科思维替代传播逻辑。二者都打着国际传播的旗号，但恰如平行世界，即使偶有合作，多为后者需要前者站台。前者相对低调，后者更为活跃。若能选用恰当人才，将是海南之幸，但若所用非人，将向外界传递“用人失察”等信号。 建议省委完善国际传播人才甄别、培养、使用与反馈闭环，确保人才选拔和使用精准高效。建议选拔既懂中国逻辑、又懂国际表达，能够在不同语境中准确转换政策意义，同时热爱海南、理解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专家型人才。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海南可确保与国际社会的制度沟通顺畅高效，能以有效的叙事赢得必要的合法性基础。 后记 作为一名在海南工作生活21年的“新海南人”、一名拥有35年实践经验的国际传播专家，我深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国家和海南的重要意义。我全力支持党中央和海南省推进自贸港建设的各项战略举措，并愿意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传播贡献智慧与力量。 我选择以公开方式建言，是期望借助更为可控的传播渠道，使个人建议能够更完整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我相信，畅通信息反馈机制、让专业意见直达决策层，这本身就是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的体现，也将成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国际传播案例。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之立场）
《南海传播》在海南创刊，公开发行
文/毕研韬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海岸生活》期刊更名为《南海传播》，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46-1093/G0。 《南海传播》由海南日报社主管主办，为国际传播类专业期刊，以季刊形式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根据相关报道，该刊并非局限于南海议题传播，而会关注更广泛的国际传播前沿课题。 据悉，这是目前海南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 在建设自贸港背景下，海南已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前沿基地和露天试验场，祈望《南海传播》能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指引。
海南自贸港，如何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
文/毕研韬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临近，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其制度创新力度。除了讨论免税政策、营商环境、数据治理、资金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措施，部分观察者开始提出更深层的疑虑：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例外”吗？其政策导向和制度路径具备足够的稳定性、连贯性与可预期性吗？ 这些疑问并非完全出于偏见，而是源自一个现实冲突：“中国例外论”与“全球普适性”之间的碰撞。前者强调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后者则期望制度创新回应“普世规则”以求兼容。海南自贸港恰好处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如何阐述二者之间的兼容性，是海南自贸港对外传播的一项根本性工作。 国际社会对海南的“制度疑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能否高效落地；二是政策能否长期稳定；三是地方探索与中央统筹如何协调？概言之，这涉及外部观察者能否理解和信任这种“地方先行、中央兜底”的治理逻辑。某些国际舆论甚至将“自由港”的定位与中国中央统一领导之间设定为一种对立关系，暗示海南的高度自主权可能带来某种“治理模糊地带”。这种误读如不被及时澄清，将严重损害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信誉和发展空间。 当前，海南的国际传播多聚焦于政策宣讲，强调制度创新与营商利好，而对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政策演化路径、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等方面，解释尚不够充分。这种“重政策利好、轻制度逻辑”的传播范式，容易让国际受众产生结构性误解。 要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首先应主动回应国际关切，明确海南自贸港是在中央统一战略框架下的制度试验，而非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法外之地”。其次，要讲清制度逻辑，重点阐述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方案实施的渐进性以及权责边界的明确性，让国际社会相信海南的制度创新是有方向、有控制、可容错的系统工程。此外，引入更多“第三方声音”，包括国际智库、跨国法律与政策咨询机构等，为制度建设提供独立视角与背书。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透明度，也能在国际语境中增强政策的可信度与可解释性。 制度创新是海南自贸港的核心竞争力，而制度信任是其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讲好海南故事，不只是讲好一座热带岛屿的现代化建设，更是讲清一个制度试验场的治理逻辑与全球意义。唯有如此，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才能实现从“政策外宣”到“认知重构”的跃迁，才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可靠的认知保障。 后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没摧，说明未秀。当海南自贸港真正发展起来，可能会遭遇一些国际舆论风波，不过都很正常。
毕研韬教授提出制度传播理论，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转型
文/陈晓明 海南自贸港将在2025年底前封关运作，届时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南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同时受到国际认知环境的深刻影响。优化国际传播路径、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已成为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刊文指出，应以“制度传播”取代传统的“政策外宣”，探索一条深度嵌入全球治理进程的国际传播新路径。他提出，国际传播不应止于“讲政策”，而应通过“制度性叙事”，展示中国制度如何有效治理复杂问题，如何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制度性叙事的核心，是让国际受众“看见”制度背后的逻辑与效果，而不是一味灌输政策信息。传播者应进入对方文化语境，用中性语言、第三方平台和数据支持讲述海南故事，实现制度经验的软性嵌入与价值共鸣。 这篇文章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文章认为，制度传播不仅能增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认知安全，也有助于打造中国地方国际传播的示范区。
文章推介
法国经济战学院：国家战略的隐秘实验室
文/毕研韬 在巴黎第八区一栋不甚起眼的教学楼中，法国正静悄悄培养着一支“战略特种部队”。他们不操枪，不练兵，却深谙情报收集、叙事操控、博弈干预。他们的训练场，不是军事靶场，而是全球市场、社交网络与公众舆论场。他们来自 École de Guerre Économique（经济战学院，简称 EGE）——一个融合高等教育、战略咨询与认知安全研究的复合机构，其存在本身已成为法国面对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一种国家隐喻。 一、学院不只是学校：教育与战训的一体化 成立于1997年的 EGE 由前军官与竞争情报专家联合创建，其定位超越传统教育范畴，致力于打造“经济战场上的战略参谋”。与一般大学不同，EGE 的课程设置直接面向国家与企业层面的博弈思维，涵盖经济情报、认知战、网络安全、国家形象管理、法律攻防、声誉安全等内容。它的教学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训练实操能力——使学生能识别敌意行为、设计反制策略、操控信息流向，乃至通过构建叙事影响公众认知。...
龙应台：台湾的时间不多了
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幸福之国”不丹为啥不与中国建交？
在两个变量显著变化之前，不丹维持现状具有高度理性基础。 文/毕研韬 截至目前，被誉为“幸福之国”的不丹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虽保持边界谈判与一定层级的官方接触，但未互设使馆。这一事实在联合国成员国体系中较为罕见。其原因并非情绪性对立，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核心集中在边界问题、地缘安全结构以及小国外交策略三个层面。 一、边界问题：建交前的制度性障碍 中不之间不存在正式外交关系，但自1984年起已启动边界谈判。根据双方公开资料，谈判至今已举行二十余轮。争议主要集中在西段（包括多克拉姆高原一带）与北段若干地段。2021年，双方签署《关于加快中不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这是近年来的重要进展文件，表明双方有意通过制度化路径解决划界问题。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往往构成建交的现实障碍。虽然从法律层面看，建交与划界并非必然顺序关系，但对于体量较小、战略环境敏感的国家而言，在边界未定情况下推进建交，可能放大国内政治与安全压力。因此，边界问题是一个可验证、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 二、印度因素：区域安全结构的现实约束 不丹的对外战略高度嵌入南亚安全体系。1949年，不丹与印度签署《友好条约》，2007年修订后强调双方在国家安全与外交事务上“密切合作”。虽然修约强化了不丹的外交自主表述，但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协调依然紧密。 不丹经济结构亦显示出高度依赖性。水电是其核心支柱产业，电力几乎全部出口至印度，相关融资与工程建设主要依赖印度支持。这种经济-安全双重依存关系，使不丹在重大外交决策上必须充分评估印度立场。 2017年发生于多克拉姆的中印对峙事件，将不丹西部边界问题推至国际舆论前台。该地区毗邻印度“西里古里走廊”，被视为印度东北安全的关键通道。事件本身说明，中不边界并非单纯双边议题，而是嵌入中印战略竞争结构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不丹在处理中方关系时自然更趋谨慎。 三、小国外交策略：低暴露与渐进主义 不丹人口不足百万，长期奉行有限外交战略。其驻外使馆数量在全球范围内较少，外交资源集中于联合国、南亚区域合作框架以及与印度的双边关系。这种“小网络、低暴露”的外交布局，符合其国家治理重心——稳定优先与可持续发展优先。...
从密集访华看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现实选择
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美国在联俄抗中吗？
文/毕研韬 近期中国国内有些人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拉拢俄罗斯以对付中国（有评者称之为“双普合流”）。就此老毕分别咨询了中国的文心大模型4.0和美国的ChatGPT。二者都否认美国在联俄抗中，都试图淡化中国国内的这一判断倾向，但给出的理由背后存在逻辑差异。起初，二者都没有提到美国国内是否有联俄抗中的提议，尽管这类提议是影响中国人判断的一个因素。在笔者提示后，文心大模型含蓄地增加了这层信息，而ChatGPT选择忽略我的提示。在我随后的追问中，ChatGPT解释说，“尽管美国国内确实有部分声音提出过‘联俄抗中’的设想，特别是在一些学术讨论和战略分析中，但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未正式采纳这一策略”。这次讨论了加深了编辑的印象：美中AI大模型都存在遵循国家立场的迹象，为此笔者认为，从提高社会韧性角度，各国的信息与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尽快增加AI素养内容。 问：美国正在联俄抗中吗？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这么认为？请简要分析。 以下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 首先，国际政治格局中，中俄美三国关系错综复杂，各自有着独立的利益考量。美国与俄罗斯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也在一些领域寻求合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与中国的合作或转而与俄罗斯联合对抗中国。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多样，不同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对于对华、对俄政策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政治势力可能出于战略考量，提出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建议，但这并不等同于美国官方政策。此外，媒体的报道和解读也可能加剧外界对美国政策的误解。 至于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会这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容易对国际事件产生各种猜测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对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不了解，导致对美国政策走向的误判。 需要明确的是，中俄两国关系稳固，合作广泛而深入。中国一直秉持着和平、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策走向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政治、国际形势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解读为“联俄抗中”。 总之，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各方应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过度解读和误判。（以上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以下是ChatGPT的回答：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交流，以及一些其他外交动态，让部分中国观察者认为，美国可能在实施“联俄抗中”战略。这一观点的产生，主要源于中美关系的紧张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部分中国人对国际形势的解读。...
地缘竞争加剧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学者的三重使命
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