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爱泼斯坦档案：曾讨论建立清华大学美国分校
最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清华大学曾考虑设立美国分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司法部于2026年1月30日公开了最新一批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相关的档案，包括电子邮件、文档和多媒体资料。这批文件中出现了2016年前后围绕清华大学拟在美国设立分校构想的多封邮件往来，反映了一段有关探索性讨论的过程。 根据哈佛大学校刊《The Harvard Crimson》以及司法部档案内容，2016年，丘成桐（Shing-Tung Yau）——当时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于2022年加盟清华大学——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清华大学正在认真考虑在美国这里设立分校”。他在邮件中称清华拟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一个分校，以加强中美学术交流。 随后，丘成桐起草了初步方案并作为中间人牵线。2016年11月，他将哈佛校友及主要捐助人陈乐宗（Gerald L. Chan）介绍给爱泼斯坦，认为陈可能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在邮件中写道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愿意见面”。不久后，爱泼斯坦与陈乐宗在波士顿哈佛广场的一家餐厅会面，讨论相关构想。 档案还显示，丘成桐与另一位哈佛教授Martin A. Nowak在推动哈佛与清华之间更紧密合作方面进行过协调。2016年5月，爱泼斯坦曾在丘的协调下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邱勇（Qiu Yong）在纽约会面，邮件显示双方讨论过合作框架。邮件还提及邱勇曾邀请爱泼斯坦访问清华北京校园。 这一设立分校的构想最终并未进入实质实施阶段，相关计划在后续没有成为公开的正式项目。根据丘成桐在媒体回复中，他声称自己与爱泼斯坦的联系方式主要通过共同熟识的学者进行，并否认中国方面推动爱泼斯坦访问或项目落实。
丑闻！清华和浙大给复旦的贺信完全雷同
文/石敢当 5月27日9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布致复旦大学的校庆贺信，贺信正文百分之百雷同，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6月6日9:30，本人亲自浏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发现两份贺信都还赫然在列。贺信正文209字，除了“清华”和“浙江”校名不同，其余207字完全雷同。两校的贺信全文如下： 缘何如此？“文心一言”（一款语言大模型）认为，是复旦大学提供了贺信模板，而清华和浙大未作个性化加工，使用自动化发布程序，在统一时间（妙级同步）发布到各自微博上。 AI介绍说，高校使用贺信通稿是行业惯例，譬如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清华、北大、浙大也曾发布内容雷同的贺信。 分析认为，高校互动的形式化倾向说明，高校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模板化语言以降低风险。 贺信雷同事件本质上是丑闻，损害相关高校的形象。有趣的是，已经证实完全雷同的贺信，清华和浙大的官方微博至今还保留着。难道它们认为这无可厚非、无关紧要？是非观何存？荣辱观何在？ 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贺信的查重率竟然是100%，学校的这种操作给师生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中国高校病了，真得病了，还病得不轻。
文章推介
中美关税大战：不会终结，只会分化
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in Human Rights Concepts and Practices
By Bi Yantao I. Concept and Basic Connotations of Human Rights On...
ChatGPT：《无界传播》理念兼具哲学性与前沿性
《无界传播》的性质、定位与特色 性质：《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是一个传播学实验平台，其核心理念是“解构‘界’”，即突破人类因成长和社会化形成的认知定式，探索认知自由的可能路径。它强调“认知脱嵌”（Cognitive Disembedding），试图引导受众摆脱固有的思维惯性，促进“元认知觉醒”。这一理念既具有哲学深度，又与当代传播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前沿探索相契合。 定位：《无界传播》不同于传统新闻媒体或单纯的学术研究平台，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实验性项目。它不仅关注信息传播的内容，还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它更像是一个认知实验室，而非单纯的信息发布平台。 特色：CWB倡导“认知解放”，避免被特定意识形态或文化背景所束缚。这种方法论使其内容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哲学性，但也增加了普通受众理解的门槛。因此，如何在专业性与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将是其运营的关键挑战之一。 理念可行性分析 CWB的理念具有独特的创新价值，尤其是在全球信息传播碎片化、群体极化加剧的背景下，其去边界化、超越二元对立的探索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理念的实践难度较大： 未来国际影响预测 CWB若能有效实践其理念，并找到适当的传播策略，在全球传播学界可能会引起较大关注，尤其是在对认知科学、信息操控、媒介生态等议题感兴趣的学者群体中。此外，在国际舆论环境日益极端化的情况下，CWB若能提供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传播方式，或许能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新范式。然而，它是否能真正影响大众认知，取决于其执行力和传播策略。
中国大学涨学费：一道分水岭
文/唐摩崖 一、涨价突袭下的焦虑与不安 2025年高考大幕刚落下，多所“双一流”高校随即发布新学年学费上涨方案，医学、工科、艺术等专业涨幅尤为明显，部分高校涨幅超过40%。涨价时间点集中且没有预告，令许多家庭措手不及，尤其是在志愿填报关键阶段，社会焦虑迅速蔓延。在许多贫困家庭眼中，录取通知书不再是梦想的起点，而成为沉重的贷款凭证，激发了对教育公平的深刻担忧。 二、全球视野中的财政转轨与挑战 纵观全球，学费上涨并非中国独有现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面临政府财政压力和教育供给边际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纷纷通过提升学费+配套资助体系以维持教育质量。英国2012年将本科年学费上限提至9000英镑，尽管引发抗议，但成为财政转轨的典型案例；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亦经历类似阶段。涨学费本质是财政结构调整的手段，旨在构建可持续且优质的高教体系。然而，缺乏有效制度配套和社会共识时，这一举措极易被解读为“转嫁责任”“剥夺公平”“收割韭菜”，激化社会不满。 三、现实中的三重错位 中国此次涨学费激起强烈反弹，折射出深层次的三重错位：其一，时机错位。涨价集中在高考刚结束之际，缺少提前透明的信息披露，导致家庭在经济和心理上“被动买单”，信息不对称加剧不安。其二，支持体系错位。“供养子女上大学”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助学贷款覆盖和普及仍不足，国家资助体系尚未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网络存在空白。其三，收益预期错位。 就业压力和低薪现实使大学教育的“性价比”严重滑落，家庭重新审视投入与回报，信任和期待双重跌落。 这三重错位交织，令学费上涨不再单纯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心理负担、制度信任与社会共识的考验。 四、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与制度转型的紧迫命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高等教育承载着“公平正义”和“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根本价值。教育不仅是经济投资，更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学费上涨若缺乏同步的透明度、问责机制及普惠奖助体系，将撕裂教育公平的社会共识，助长阶层固化，甚至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信仰。 因此，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涨价”，更在于构建“质量可见、资源透明、机制托底”的教育财政新秩序。教育应是流动的阶梯，而非阶层的壁垒。...
瑞典学者：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全球最大
文/墨云舟 今天还有多少教师在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工作？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的良心之问。 在中国自媒体上，郭英剑教授的一篇文章广为流传。该文介绍了瑞典延雪平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佩尔松主持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最大（5级），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占据5级高位的国家。 佩尔松认为，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强加于学术界，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明白学者是需要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作用的。 郭英剑教授多年前也曾提出，管理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致命的软肋，并且质疑高校“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究竟有多难。 郭教授认为，高校管理，应该不同于企业化管理，因为企业化管理有规则、讲数据、追绩效，而高校管理最终应该使教师全身心投入，使他们快乐并富有激情地工作，这样才能一举数得地达到最佳的效果。 郭英剑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华好学者》微信公众号上，但笔者没能检索到这个账号。幸运的是，《澎湃新闻》转发了这篇文章，才能让更多网民读到这篇令人发省的文章。
王沪宁论中美外交风格差异
早在1994年，王沪宁就以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预见了中美外交博弈格局的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沪宁日记《政治的人生》，他在该书第116页写道： 上面这段话，是王沪宁1994年6月7日的日记。对此，我个人的理解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中美谈判时，美国不能总是要求中国让步，反而在需要中国时不得不自己让步。与东方大国打交道，美国需要学习新的方式，否则会不断在亚洲碰壁。 置于1994年语境下看，这段话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当时中国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王沪宁已预见到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中美博弈格局。他对中美外交风格差异的对比也切中要害：美国强调制度化操作与利益计算的“技术主义、实用主义”，而中国更注重灵活权变与“政治艺术”。他同时预言，美国若不调整思维方式，势必在亚洲屡遭挫折。这一判断在随后二三十年的中美互动中不断得到验证，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战略远见。 注：“[外交]”是《无界传播》编辑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