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管理
瑞典学者：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全球最大
文/墨云舟 今天还有多少教师在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工作？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的良心之问。 在中国自媒体上，郭英剑教授的一篇文章广为流传。该文介绍了瑞典延雪平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佩尔松主持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最大（5级），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占据5级高位的国家。 佩尔松认为，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强加于学术界，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明白学者是需要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作用的。 郭英剑教授多年前也曾提出，管理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致命的软肋，并且质疑高校“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究竟有多难。 郭教授认为，高校管理，应该不同于企业化管理，因为企业化管理有规则、讲数据、追绩效，而高校管理最终应该使教师全身心投入，使他们快乐并富有激情地工作，这样才能一举数得地达到最佳的效果。 郭英剑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华好学者》微信公众号上，但笔者没能检索到这个账号。幸运的是，《澎湃新闻》转发了这篇文章，才能让更多网民读到这篇令人发省的文章。
文章推介
中国已建成9所“新型研究型大学”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2025年10月19日第一届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发展圆桌论坛上的讨论，9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名单及办学特色如下： 1. 福耀科技大学：由曹德旺创办，位于福州，定位为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着重开展基础性、前沿科学技术研究，聚焦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如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2. 南方科技大学：位于深圳，是公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借鉴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办学模式，以理、工、医为主，兼具商科和特色人文社科，采用“631”招生录取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学校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30%、高中学业成绩占10%。 3. 上海科技大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本科生培养遵循“宽口径、厚基础、小规模、国际化”原则，突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生培养注重结合重大科学设施、项目和重点产业。 4. 西湖大学：位于杭州，是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为办学定位，聚焦基础研究，师资力量雄厚，吸引了众多国际顶尖人才，致力于培养未来的学术领军人物。 5. 深圳理工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办大学，学科交叉建专业、三院一体育人才”为办学特色，聚焦“新工科”“新医科”，构建面向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学科专业体系，为每名本科生配备高水平的学业导师、生涯导师和产业导师。 6. 康复大学：位于青岛，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以“康复+”为引领，构建医学、理学、工学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康复学科专业体系，致力于培养具有先进康复理念和自主创新精神，能够引领康复事业发展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7. 大湾区大学：位于东莞，是广东省属公办大学，定位为理工科、小而精、高水平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科创枢纽，实施“双轮驱动”战略，松山湖校区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前沿研究，滨海湾校区联动龙头企业，推动成果转化。 8.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省市共同建设，具有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特点，实施3年体育必修课，要求学生全员加入体育俱乐部，在重大科研平台申报中形成“行政+学术”联合攻关机制。 9. 深圳技术大学：该校以培养高层次应用技术型人才为目标，紧密对接产业需求，注重实践教学和产教融合，与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致力于为深圳及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持。 据了解，中国正在筹建更多新型研究型大学。...
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文/唐摩崖 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届九十，“后达赖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这位象征性人物谢幕，西藏问题会随之缓和，还是转入新的复杂阶段？ 一、权威转换下的宗教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兼具宗教权威与政治象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关于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势必成为宗教合法性与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焦点。 中国政府将依照金瓶掣签制度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选出一位“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社群则可能依据达赖喇嘛生前“遗训”（设定的标准），自行寻找“转世灵童”。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彼此否认的“达赖”体系，在政治与传播上形成分裂认同的现实僵局。 二、认同结构未变，问题不会自然消解 有些人寄望达赖喇嘛圆寂将淡化西藏问题的“人物因素”，进而实现西藏问题“软着陆”，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深层结构性现实： 一是达赖体系所承载的认同纽带仍牢固存在，尤其在海外藏人社群与部分西藏民众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情感深度交织。 二是西藏问题早已从“个人议题”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涵盖语言、教育、生态、宗教与文化自治等维度。 因此，即便宗教领袖更替，认同张力不会自动削弱。反而在权威真空与象征更替之际，可能激发新的代际情绪波动。...
“去中国化”：一场影响全球的新型战争
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达赖喇嘛转世安排或将明朗，叙事战争将升级
文/陈涛（丹增嘉央） 再过几天，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将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7月6日）。 6月18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7月2日至4日，藏传佛教各个传承重要上师将举行大会，而在会议第一天，达赖喇嘛将发表讲话，很有可能谈及其转世安排。 达赖喇嘛已公开宣布，“达赖喇嘛办公室”将负责认定他的继任者。笔者十几年前就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负有这项重要使命，并曾与该办公室负责人有过两次面对面深入交流。 随着年龄增长，达赖喇嘛转世议题必将引发进一步关注。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两个“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目前，北京和达萨想必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准备。届时，围绕继承人合法性的叙事博弈必将激化，但这场特殊的战争将持续多少年？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双方都不应想当然。
中国央视3.15晚会备受质疑
文/石敢当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每年3月15日晚上黄金时间，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都会举办“3.15晚会”，曝光若干不良企业和劣质产品。3.15晚会让企业心惊肉跳，所以对维护消费者权益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近些年3.15晚会开始受质疑：晚会组发现问题后为什么不及时曝光，而非要等到3.15晚会？这期间消费者权益受损，央视却坐视不管，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3.15晚会究竟是消费者守护者，还是追求收视率和利益的表演者？ 3.15晚会的作用也备受质疑。如今产品质量每况愈下，怎样才能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央视为什么不深入探索？3.15晚会后，被曝光企业所在地政府都会立即采取措施，但为什么晚会前自己发现不了问题？ 央视是否存在关联性利益？是否存在广告投放豁免权？商业合作是否存在灰色地带？这些问题网络上早有争议。 数据显示，50岁以上观众比Z世代群体更信任晚会，农村观众对晚会的期待值高于城市。 如今网民开始质问《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你们为什么不向央视学习，曝光不良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生态？
围绕香港政治生态的国际认知，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信息差异，而是不同制度背景、价值体系与战略利益交织作用的结果。若仅从单一叙事出发，往往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置于多重观察框架之中，考察不同国际行为体如何理解同一现实。 一、制度评价：从“高度自治”到“治理重构”的分歧 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政策与舆论体系中，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通常被界定为“制度收缩”或“治理模式转型”。关键节点被普遍指向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的选举制度调整。这一叙事强调政治参与空间、媒体环境及反对派活动范围的变化，并将其纳入对华政策评估体系之中。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治理重构”的解释路径。在这一框架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被视为制度漏洞集中暴露的结果，后续改革则被理解为恢复秩序、强化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 两种叙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优先”与“稳定优先”两种政治逻辑的张力。 二、政策工具化：香港议题的外溢与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问题在部分国家已从观察对象转变为政策工具。例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将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状况制度化纳入对华政策框架。这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评价，不再只是学术或舆论判断，而是直接影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逐渐被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之中，其“地方性问题”的属性被削弱，“国际议题”的属性则显著增强。这种外溢效应，使得对香港的认知更易受到战略竞争逻辑的塑形，而非单纯基于本地现实。 三、功能主义视角：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与政治评价的分化相比，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更趋务实。它们更关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从现有公开信息看，香港在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区域融资平台方面，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不过，这种“功能性认可”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忧。一些市场主体对政策透明度、法律环境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变化保持持续观察。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在操作层面维持信任，但在预期层面趋于审慎。 四、知识生产与媒体叙事：认知框架的差异化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