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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传播学

把jury译为“陪审团”,会导致三重误解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在中国,提起“陪审团”(jury),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一群公民坐在法庭里,静静地听法官审案,像“陪衬”一样“参与”审判。事实上,把Jury译为“陪审团”,隐藏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误解:在英美法庭上,jury 并不是陪伴法官的角色,而是独立判断事实的核心力量。 一、陪审团不是陪衬,而是“审”的主体 中文“陪审团”里的“陪”,让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它只是“陪同法官审理”。实际上,在美国和英国的刑事司法中,陪审团拥有独立权力: 换句话说,陪审团的角色不是“陪”,而是直接参与裁决的“审”。 二、陪审团体现公民权力与制衡意义 英美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不仅是法律程序,更是一种公民权力的体现: 中文译为“陪审团”弱化了这种制度功能,让人觉得公民只是“参与”而非“主导”,从而低估陪审团对司法独立的保护作用。 三、裁决权边界被模糊 在英美法中,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而中文的“陪审团”容易让人误解:裁决是法官和陪审团协作的结果,或陪审团只是辅助工具。实际上,陪审团的裁决权属于独立公民,不受法官否决。这是刑事审判中最核心的权力边界,也是制度设计防止滥权的关键。 四、陪审团承载的制度哲学 陪审团制度背后,是一套深刻的政治哲学: 2. 体现社会共识:裁决符合社区价值,增强司法正当性。 3. 强化公众参与: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是民主理念的实践。 中文“陪审团”只呈现了表面的程序,却掩盖了这些深层意义。 五、总结 中文“陪审团”虽然使用习惯已久,但容易产生三重误解: 在跨文化法律比较、国际传播或公共教育中,理解 jury 的真实内涵至关重要。它提醒我们:语言不仅传递信息,也塑造认知;翻译更是理解制度文化的桥梁。

文章推介

传播学

觉醒者修行指南:避开启蒙雷区

文/毕研韬 一、当善意变成业力炸弹:社会启蒙的因果陷阱 2023年,某科普博主因强行向粉丝灌输量子力学理论,遭反噬性网暴;某心理学者在直播间公开诊断观众人格障碍,引发伦理争议……这些“翻车”案例背后,折射出一个古老智慧早已警示的真相:高位能量者的觉醒传播,本质是一场精密的风险博弈。 佛陀在《华手经》中严正声明:向无信者强行传法,若致其谤法,传法者需承担共业。这恰如现代自媒体场域——当启蒙者忽视受众根器,盲目输出价值观时,轻则流量扑街,重则引发舆论反噬。 二、佛陀的“四不传”原则:KOL防雷核心心法 将佛教“传法四不传”准则映射到现代传播,可提炼出社会启蒙的四大禁忌: 1. 无信者不传:拒绝“普度杠精” 2. 无愿者不传:警惕“爹味输出” 3. 无智者不传:降维打击不如精准投喂...

亚洲北美

自由亚洲电台恢复对中国广播服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RFA)宣布,自2026年2月17日起恢复面向中国境内受众的广播服务。本次复播涵盖普通话、藏语及维吾尔语节目,通过短波及数字平台同步传输。 自由亚洲电台成立于1996年,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拨款,由美国全球媒体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USAGM)负责管理和分配预算。USAGM是美国政府下属的独立联邦机构,资金来自美国国会年度拨款,亦管理包括“美国之音”等在内的多家对外广播机构。 据公开信息,此前由于预算与行政安排调整,RFA部分语种广播一度缩减或暂停。此次恢复播出,电台方面表示旨在继续向相关受众提供新闻与信息服务。中国有关方面则多次对其报道立场提出批评。 此次复播反映出在当前国际信息竞争与地缘政治环境下,对外广播仍被视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曾批评此前削减对自由亚洲电台及其他政府资助广播的预算会“削弱华府全球话语权”,反映部分立法者认为这些媒体在与中国等国际竞争对手的话语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

亚洲

国际调解院32个创始成员国名单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5月30日,32个国家在香港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成为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这32个国家名单如下: 中国、阿尔及利亚、白罗斯、贝宁、柬埔寨、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毛里塔尼亚、瑙鲁、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尔维亚、所罗门群岛、苏丹共和国、东帝汶、乌干达、瓦努阿图、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亚洲传播学

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亚洲北美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25年度对中国的认知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每年发布《年度威胁评估》(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ATA),旨在向国会报告其所关注的国际安全与战略趋势,其中的涉华内容属于美方情报界内部评估与观点,而非客观事实本身。本文基于ATA 2025公开版本,对其中涉华内容进行梳理,并严格以“美方认为”“报告指出”等方式呈现其原始表述。 一、美方总体定位:从强调竞争到关注长期结构性互动 根据ATA 2025,美国情报界在涉及中国议题时,仍沿用“主要竞争对手”(major competitor)之描述,体现了美方从自身角度出发所关注的长期战略议题。 报告中提及,中国在科技、经济规模、部分产业链能力等方面的进展,是促使美方将竞争视为长期议题的重要背景之一。 报告强调,这种竞争并非短期变化,而是“结构性因素”在持续作用。...

北美

“爱泼斯坦档案”为什么让世人吃惊?

爱泼斯坦档案让公众首次系统性地看见:在权力、资本与声望高度交织的精英网络中,严重犯罪如何得以长期隐匿并被制度迟滞地发现。 文/艾伦•怀特(Alan White) “爱泼斯坦档案”是指围绕美国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与性剥削未成年人案件,在多年刑事调查与民事诉讼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依法公开的一组司法材料的统称。它主要包括警方与检方调查记录、受害者证词、证据与附件清单、航班与行程记录,以及与其长期合作者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相关的审理文件。近年引发全球高度关注的关键节点,是美国法院对部分民事案件材料的解封,使这些原本只存在于司法体系内部的文件,首次以较为集中、可查阅的形式进入公共空间。 “爱泼斯坦档案”的主要内容(类型) 从内容结构看,爱泼斯坦档案大致涵盖四个层面。第一,是对核心犯罪事实的记录,即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诱骗与组织行为,以及多名受害者在不同时间点提供的证词。第二,是围绕这些犯罪活动形成的协助与运作网络,包括人员往来、行程安排、通讯与部分资金线索。第三,是司法程序本身的材料,如证据提交、证人名单、封存与解封的法律依据。第四,也是最容易被舆论放大的部分,是档案中出现的、与爱泼斯坦存在不同程度交集的社会名人姓名。需要明确的是:名字出现在档案中,并不自动构成违法指控,更不等同于司法定罪,不同人物在档案中的法律地位、证据强度和情境差异极大。 “爱泼斯坦档案”涉及的名人 在已被司法确认的核心人物中,爱泼斯坦本人是案件的中心。其犯罪事实已在多项调查与证据中得到确认,但因其在2019年羁押期间死亡,案件未能进入实体审判阶段。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则是目前档案中司法结论最为明确的人物之一,她因协助诱骗、招募未成年人而被美国法院判定多项罪名成立,其审理材料构成理解整个案件的重要支点。 在此基础上,档案中还涉及一批因社会身份而受到高度关注的政治人物。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