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
Lady Godiva：心系人民才能流芳百世
文/毕研韬 传说的起源：牺牲与救赎的象征 Lady Godiva（戈黛娃夫人）的故事始于11世纪的英格兰考文垂市。根据传说，当时统治考文垂的利奥弗里克伯爵（Leofric the Dane）为支持英军出征，向百姓征收重税，导致民不聊生。伯爵的妻子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目睹民生疾苦，多次恳求丈夫减免赋税，却遭到斥责。最终，伯爵提出一个近乎羞辱的条件：若戈黛娃夫人愿意裸体骑马穿过考文垂的街道，他便同意减税。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贵族女性毅然接受了挑战。 次日清晨，戈黛娃夫人褪去衣裳，仅以长发遮掩身体，策马行于空荡的街头。百姓感念其善举，自发闭门不出以示尊重，唯有一名裁缝Tom因偷窥而双目失明，衍生出英语词汇Peeping Tom（偷窥狂）。传说中，伯爵被妻子的勇气与人民的诚信打动，最终兑现诺言减税。这一故事通过民谣与修道士的记载流传下来，成为中世纪贵族责任与平民尊严交织的典范。 艺术升华：从禁忌到圣洁的视觉重构 戈黛娃夫人的形象在19世纪末被英国画家约翰·柯里尔（John Collier）以油画《马背上的Lady Godiva》（1898年）定格为永恒。画中，她闭目垂首，长发如瀑般覆盖身体，白马披红袍缓步前行，既规避了情色暗示，又凸显出神圣的牺牲精神。柯里尔曾评价：“真正的高贵，是心中明白自己该去救济他人时就勇敢去做。” 这一创作不仅是对传说的艺术再现，更成为人文主义对抗教会保守思想的象征——裸体不再被视为羞耻，而是人性光辉的载体。 考文垂博物馆将这幅画作为镇馆之宝，其临摹版本吸引无数游客驻足。笔者在考文垂大学求学期间，曾多次凝视画作细节：戈黛娃夫人沉静如修女，马蹄下的石板路仿佛仍回响着千年前的道德抉择。艺术史学者认为，柯里尔通过拉斐尔前派的细腻笔触，将“贵族责任”与“平民苦难”的冲突升华为视觉史诗。 历史的守护：从政治工具到城市灵魂 戈黛娃夫人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多重诠释与重塑。中世纪教会曾试图将其塑造为“忏悔的严酷地主”，末日审判书（Doomsday Book）记载她拥有大片土地，甚至有学者推测传说源于她对自身苛政的救赎。但民众更愿相信浪漫化的版本——一位为弱者抗争的贵族女性。17世纪清教徒运动期间，考文垂年度纪念仪式因“有伤风化”被叫停，但1678年恢复后，戈黛娃夫人成为市民反抗压迫的精神图腾。 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考文垂市政府将她的故事纳入城市叙事体系：1949年Broadgate广场竖立青铜雕塑，每年5月31日设为纪念日（尽管活动形式简化）。政府深知，这位中世纪女性不仅是历史符号，更是凝聚民心、促进旅游的经济资源。正如比利时巧克力品牌Godiva借其名号打造奢侈品形象，考文垂也通过艺术节、文化衍生品将她塑造成“城市代言人”。 为何被历史铭记？道德超越的真实性 戈黛娃夫人的历史真实性存在争议。她原名Godgifu（上帝的礼物），确为11世纪英格兰大地主，其名见于末日审判书，但偷窥者Tom的情节直至17世纪才被添加。然而，历史选择性地“偏爱”这一传说，因其内核超越了事实真伪： 1.贵族责任的典范：在中世纪等级森严的社会，她的行为打破了“贵族-平民”的隔阂，彰显统治者对子民的道德义务； 2.人文主义的先声：教会压抑人性的时代，她的裸体骑行被解读为对禁欲主义的反抗，成为文艺复兴人性解放的预演；...
文章推介
网民：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稳定
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中国经济放缓，会加速西方“去中国化”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引发全球关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会因此加速吗？本文从供应链、投资流向与技术反制三方面进行解析。 文/唐摩崖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8%，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11%，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位于49.1的收缩区间。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加显著，西方国家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方面的战略调整加速。然而，实际的“去中国化”进程受到市场规律、产业现实和成本考量的显著制约。 二、供应链多元化加速推进，但面临客观瓶颈 在贸易摩擦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跨国企业正积极推动产能分散。例如，惠普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将90%的北美销售产品转移至中国以外生产，苹果公司亦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迁至印度。 这种调整主要集中于终端制造环节，而上游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中国占据全球中间品贸易28%的份额。 转移过程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越南面临8000兆瓦的工业用电缺口，印度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成本增加35%。 三、直接投资流入承压，但未出现净流出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上半年，外资态势呈现分化：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如电子设备行业降幅达18%），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外资同比增长12%。...
欧洲媒体自由法，全球媒体治理新标杆
欧盟首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媒体自由法》生效，开创全球媒体治理新纪元。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8月8日，欧盟历史性地推出了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媒体自由法规——《欧洲媒体自由法》（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EMFA）。这不仅是欧洲媒体治理的重大突破，更为全球，尤其是媒体生态复杂多样的亚洲，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EMFA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媒体自由从“软治理”提升为硬核法律保障，明确限制政治和资本对新闻编辑的干预，推动媒体所有权透明，设立跨国监督机构，确保法规落地执行。这部法规给欧洲媒体穿上了“防弹衣”，让它们在数字浪潮和政治风暴中，能够更坚定地捍卫独立与多元。 对亚洲而言，EMFA不仅是一个法律范本，更是催生变革的火种。亚洲媒体环境错综复杂，言论空间既充满活力，也面临多重挑战。EMFA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案例：用法治保障媒体自由，促进信息透明和多元表达，是维护社会开放与认知多样性的关键路径。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平衡网络监管与言论自由，EMFA的实践经验无疑为亚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无界传播》团队坚信，媒体自由不仅是新闻人的权利，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我们期待EMFA能在亚洲引起共鸣，激发更多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媒体法治保障机制，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传播环境。
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CWB:Bridging the Cognitive Divid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ublic
By Editorial Team of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