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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y Godiva:心系人民才能流芳百世

文/毕研韬 传说的起源:牺牲与救赎的象征 Lady Godiva(戈黛娃夫人)的故事始于11世纪的英格兰考文垂市。根据传说,当时统治考文垂的利奥弗里克伯爵(Leofric the Dane)为支持英军出征,向百姓征收重税,导致民不聊生。伯爵的妻子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目睹民生疾苦,多次恳求丈夫减免赋税,却遭到斥责。最终,伯爵提出一个近乎羞辱的条件:若戈黛娃夫人愿意裸体骑马穿过考文垂的街道,他便同意减税。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贵族女性毅然接受了挑战。 次日清晨,戈黛娃夫人褪去衣裳,仅以长发遮掩身体,策马行于空荡的街头。百姓感念其善举,自发闭门不出以示尊重,唯有一名裁缝Tom因偷窥而双目失明,衍生出英语词汇Peeping Tom(偷窥狂)。传说中,伯爵被妻子的勇气与人民的诚信打动,最终兑现诺言减税。这一故事通过民谣与修道士的记载流传下来,成为中世纪贵族责任与平民尊严交织的典范。 艺术升华:从禁忌到圣洁的视觉重构 戈黛娃夫人的形象在19世纪末被英国画家约翰·柯里尔(John Collier)以油画《马背上的Lady Godiva》(1898年)定格为永恒。画中,她闭目垂首,长发如瀑般覆盖身体,白马披红袍缓步前行,既规避了情色暗示,又凸显出神圣的牺牲精神。柯里尔曾评价:“真正的高贵,是心中明白自己该去救济他人时就勇敢去做。” 这一创作不仅是对传说的艺术再现,更成为人文主义对抗教会保守思想的象征——裸体不再被视为羞耻,而是人性光辉的载体。 考文垂博物馆将这幅画作为镇馆之宝,其临摹版本吸引无数游客驻足。笔者在考文垂大学求学期间,曾多次凝视画作细节:戈黛娃夫人沉静如修女,马蹄下的石板路仿佛仍回响着千年前的道德抉择。艺术史学者认为,柯里尔通过拉斐尔前派的细腻笔触,将“贵族责任”与“平民苦难”的冲突升华为视觉史诗。  历史的守护:从政治工具到城市灵魂 戈黛娃夫人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多重诠释与重塑。中世纪教会曾试图将其塑造为“忏悔的严酷地主”,末日审判书(Doomsday Book)记载她拥有大片土地,甚至有学者推测传说源于她对自身苛政的救赎。但民众更愿相信浪漫化的版本——一位为弱者抗争的贵族女性。17世纪清教徒运动期间,考文垂年度纪念仪式因“有伤风化”被叫停,但1678年恢复后,戈黛娃夫人成为市民反抗压迫的精神图腾。 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考文垂市政府将她的故事纳入城市叙事体系:1949年Broadgate广场竖立青铜雕塑,每年5月31日设为纪念日(尽管活动形式简化)。政府深知,这位中世纪女性不仅是历史符号,更是凝聚民心、促进旅游的经济资源。正如比利时巧克力品牌Godiva借其名号打造奢侈品形象,考文垂也通过艺术节、文化衍生品将她塑造成“城市代言人”。 为何被历史铭记?道德超越的真实性 戈黛娃夫人的历史真实性存在争议。她原名Godgifu(上帝的礼物),确为11世纪英格兰大地主,其名见于末日审判书,但偷窥者Tom的情节直至17世纪才被添加。然而,历史选择性地“偏爱”这一传说,因其内核超越了事实真伪: 1.贵族责任的典范:在中世纪等级森严的社会,她的行为打破了“贵族-平民”的隔阂,彰显统治者对子民的道德义务; 2.人文主义的先声:教会压抑人性的时代,她的裸体骑行被解读为对禁欲主义的反抗,成为文艺复兴人性解放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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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毕研韬警示:国际传播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争取认同

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传播学

警惕!你正在吞下机构媒体特供版「真相」

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Blog传播学

以观念更新推动国际传播范式迭代——在察哈尔读书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柯(银斌)主任邀请,感谢各位精心筹备这次活动。 我先介绍三个传播学概念。一是“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有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反而分歧越大、距离越远。二是“意识形态浓度”。2025年8月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在该文中我用“意识形态浓度”指代特定文本、符号、叙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元素、价值立场或政治导向的显性程度、密集程度与感知强度。三是“告知即影响”(To inform is to influence),是指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流程,即便意识形态浓度极低,也会对受众认知产生方向性影响。如听到“台风明晚登陆本市”,市民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下面我就筹备组拟定的三个问题简要阐述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问题一:怎样才能突破熊猫、美食这种“浅层”喜欢,让世界各国理解甚至认同我们背后“硬核”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可从3点入手: 1.降低意识形态浓度,突破认知屏障 在跨文化传播中,任何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政治目的或制度优越感的表达,都会被受众归类为“宣传”,自动触发防御机制。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叙述无法进入对方的认知体系,更无法赢得信任。...

Blog亚洲

经济下行是否还要考研?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 文/毕研韬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读研不仅为获取文凭,更是一场提升生命维度的修行:从“看山是山”的懵懂,到“看山不是山”的蜕变,此时的你已能透过表象管窥本质。 我期望研究生能更进一步:把实验室的灯光视为“禅修”的指引,把文献丛林看作打通“任督二脉”的修行场;以阳光心态“渡劫”,笃信文献标注与实验误差终将化为生命的年轮,继而抵达“看山还是山”的殊胜之境。 准备考研的你,或许正感到迷茫与压力,但请相信:凤凰涅槃后,你定能跃升至崭新的生命维度。

亚洲北美

“统一与和平”:特朗普是指台湾吗?

文/毕研韬 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中美关税谈判成果时说: “他们(中国)已经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极好的,对我们(美国)来说也将是极好的,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统一与和平。”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传播学

BBC反华吗?中美四款AI大模型的回答更值得警惕

文/毕研韬 BBC是反华媒体吗?今晚我用这个问题测试了中国的文心4.5、DeepSeek、豆包网页版和美国的ChatGPT。 测试结果显示,文心与豆包的回答几乎一致,中美大模型的回答落差甚大。这引发一系列问题:语言大模型是在客观呈现事实,还是在建构某种叙事?中美语言大模型的“认知差异”是怎么形成的?这种差异认知的传播会反过来强化其现有认知、扩大其认知差异吗? 以下附上四款大模型的回答(原文),请诸位自行判断其水准及影响。 一、DeepSeek 对不起,我还没有学会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其他问题,我非常乐意为你提供帮助。 二、文心4.5Turbo BBC长期存在反华倾向,其涉华报道充斥意识形态偏见与双重标准,可被视为反华媒体。这一判断基于其过往报道中的系统性问题与具体案例: 在报道手法上,BBC惯用阴暗滤镜、片面叙事等手段塑造负面中国形象。例如,其英文版涉华报道中,武汉街景被刻意调成灰暗色调,与中文版呈现的真实明亮场景形成鲜明对比,被网民讽刺为“阴间滤镜”。这种技术性扭曲,本质是通过视觉符号传递“中国黑暗落后”的刻板印象。 在议题选择上,BBC长期聚焦涉疆、涉港、涉疫等敏感议题,炮制不实信息。其涉疆报道中,BBC无视新疆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的客观事实,炒作所谓“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世纪谎言,甚至与反华组织勾连,为台湾电信诈骗犯洗地,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与民众权益。此类报道不仅违背新闻职业道德,更暴露其作为西方政治工具的本质。 在立场倾向性上,BBC的“客观公正”自诩与实际表现严重割裂。其涉华报道中,负面视角占绝对主导,即便开头略有肯定,结尾必以“但代价是什么”等句式进行否定性收尾。这种模式化叙事,反映出其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的深层偏见。 尽管BBC近期偶有正面报道中国科技成就、文化产业的案例,但这种转变更多被解读为应对资金压力或国际舆论变化的策略性调整,而非立场根本转变。其长期形成的反华报道惯性、意识形态偏见,以及过往劣迹斑斑的涉华报道史,均表明其难以摆脱反华媒体的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