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虎
中国调查记者刘虎已被成都警方拘押近两周
刘虎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这一事件具有重要信号意义。 文/吴守正 2026年2月1日，中国调查记者刘虎及其合作者巫英蛟被四川成都警方刑事拘留，至今已近两周。警方此前通报称，二人涉嫌“诬告陷害罪”及“非法经营罪”，案件目前处于侦查阶段。警方尚未公布更多案情细节或后续司法安排。 公开资料显示，刘虎近期与合作者发布一篇涉及四川省蒲江县个别官员与企业项目关系的调查性文章。该文章发布后不久被删除。警方未就具体证据及指控内容作进一步披露，仅表示案件“依法办理”。 此案在国内法律界与新闻界引发关注。部分律师围绕相关罪名的法律构成、证据标准及侦查阶段程序保障问题进行讨论，关注律师会见权及取保候审等权利是否依法落实。新闻从业者则将此事件视为对调查报道职业风险的再次提醒，讨论调查报道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边界与合规路径。 在国际层面，保护记者委员会与无国界记者组织等新闻自由组织发表声明，呼吁保障记者权利并强调程序透明。中国外交部门回应称，该案属于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个案，不针对特定职业身份。 截至目前，案件尚未进入公开审理程序，相关司法进展仍有待官方进一步通报。围绕刘虎案的讨论已超出个案层面，成为观察中国调查报道环境与法律适用边界的一个具体节点。
文章推介
中国要警惕坠入“双盲”陷阱
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题为《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以下是该报告关键内容的中文译文。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和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因此，缓和这一竞争关系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键目标。 本报告作者提出，即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可能在若干特定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为总体稳定竞争关系以及三个具体议题——台湾、南海、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要发现 若干广泛原则可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建议 六项总体性举措可帮助缓和美中竞争的紧张程度： 针对台湾、南海及科技竞争的具体策略
经济下行是否还要考研？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 文/毕研韬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读研不仅为获取文凭，更是一场提升生命维度的修行：从“看山是山”的懵懂，到“看山不是山”的蜕变，此时的你已能透过表象管窥本质。 我期望研究生能更进一步：把实验室的灯光视为“禅修”的指引，把文献丛林看作打通“任督二脉”的修行场；以阳光心态“渡劫”，笃信文献标注与实验误差终将化为生命的年轮，继而抵达“看山还是山”的殊胜之境。 准备考研的你，或许正感到迷茫与压力，但请相信：凤凰涅槃后，你定能跃升至崭新的生命维度。
美中俄关系：什么是“反尼克松现象”
1972年2月21日，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开始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标志着美中关系的重大转折，开创了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新篇章，也为后来的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现在有观察者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正在拉拢俄罗斯来对付中国，并称之为“反尼克松现象”。法新社（RFI）报道指，如果俄中关系真的恶化了，其实俄罗斯的损失远大于中国。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警惕！社媒言论会让你失去美国留学签证
文/梅念安 2025年3月，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启动了名为“捕获与撤销”（Catch and Revoke）的计划，利用AI技术审查持有学生签证者的社交媒体账户，特别关注被视为支持哈马斯或其他被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内容。 美国联邦官员已开始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撤销一些国际学生的合法居留权，绕过通常与学校协调的程序。 然而，这种做法引发了对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担忧。批评者认为，使用AI监控社交媒体可能导致误判和侵犯隐私，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 因此，国际学生和签证申请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应谨慎，避免发表可能被视为支持恐怖组织或其他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以防止签证被撤销或申请被拒绝。 笔者更担心的是，美国审查留学生社交媒体账户的做法，为其它国家采取类似做法提供了榜样与合法性基础，同时会刺激更多国家效仿。 在美留学期间被监控的经历，很可能会给外国学生留下心理阴影。 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安全与开放、安全与发展，现在是若干国家面对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