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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唐玥宸博士:在跨文化坐标中锻造传播判断力

在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文/沈昊然 在海南自贸港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已从单向表达转向多维互动。真正有效的传播,不仅关乎语言能力,更关乎对不同文明逻辑的理解与转换能力。在这一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唐博士现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是海南省高级“双师型”教师。她长期从事网络传播、国际传播与数字传播研究,并在教学、智库参与与媒介实践之间保持持续互动。 一条跨文化的成长路径 唐玥宸生于安徽,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北方工业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对俄地缘文化环境,为她提供了理解中国区域差异与边疆文化的早期经验。 此后赴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BBC职业研讨活动,系统接触公共媒体运行逻辑与职业伦理框架。归国工作数年后,她前往马来西亚攻读博士学位,在多元族群与多语社会环境中完成学术训练。英国与马来西亚的学习经历,使她对跨文化沟通中的语境转换与价值差异形成更为具体的体悟。 从安徽、黑龙江到英国、马来西亚,再到海南自贸港,这一迁徙路径构成了她理解国际传播复杂性的现实基础。 在实践与研究之间建立通道 除高校教学外,唐玥宸同时参与智库与媒体实践。她担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并承担香港《无界传播》编辑事务工作。曾应海南国际传播中心邀请,以中方学者身份参与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专题圆桌讨论,围绕“短剧出海”与国际传播议题展开交流。 其研究文章发表于《学习强国》、澎湃新闻等平台,多份研究专报获得地方决策层关注。此前,她曾在央企董事长办公室工作六年,并在广播电视系统担任编导。这些组织传播经验与媒体实践,使其学术研究保持现实问题导向。 教学与长期主义 在教学层面,她主讲《网络传播学》《网络营销》等课程,承担其它相关专业课程教学任务。近年来指导学生在国家级、省级竞赛中获得20余项奖励。主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题10余项,拥有多项专利与软件著作权。 在她看来,国际传播不只是传播技巧层面的事务,更关乎认知结构的塑造。当信息密度不断上升,简单放大声量并不必然带来理解的增加。真正有效的沟通,依赖于对对方知识体系与价值坐标的理解能力。 在海南自贸港这一开放场域中,她选择以长期主义姿态推进研究与实践,在结构性变化中寻找可持续的传播路径。 沈昊然系《无界传播》编辑。

文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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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建成9所“新型研究型大学”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2025年10月19日第一届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发展圆桌论坛上的讨论,9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名单及办学特色如下: 1. 福耀科技大学:由曹德旺创办,位于福州,定位为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着重开展基础性、前沿科学技术研究,聚焦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如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2. 南方科技大学:位于深圳,是公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借鉴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办学模式,以理、工、医为主,兼具商科和特色人文社科,采用“631”招生录取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学校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30%、高中学业成绩占10%。 3. 上海科技大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本科生培养遵循“宽口径、厚基础、小规模、国际化”原则,突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生培养注重结合重大科学设施、项目和重点产业。 4. 西湖大学:位于杭州,是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为办学定位,聚焦基础研究,师资力量雄厚,吸引了众多国际顶尖人才,致力于培养未来的学术领军人物。 5. 深圳理工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办大学,学科交叉建专业、三院一体育人才”为办学特色,聚焦“新工科”“新医科”,构建面向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学科专业体系,为每名本科生配备高水平的学业导师、生涯导师和产业导师。 6. 康复大学:位于青岛,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以“康复+”为引领,构建医学、理学、工学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康复学科专业体系,致力于培养具有先进康复理念和自主创新精神,能够引领康复事业发展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7. 大湾区大学:位于东莞,是广东省属公办大学,定位为理工科、小而精、高水平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科创枢纽,实施“双轮驱动”战略,松山湖校区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前沿研究,滨海湾校区联动龙头企业,推动成果转化。 8.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省市共同建设,具有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特点,实施3年体育必修课,要求学生全员加入体育俱乐部,在重大科研平台申报中形成“行政+学术”联合攻关机制。 9. 深圳技术大学:该校以培养高层次应用技术型人才为目标,紧密对接产业需求,注重实践教学和产教融合,与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致力于为深圳及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持。 据了解,中国正在筹建更多新型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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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恢复对中国广播服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RFA)宣布,自2026年2月17日起恢复面向中国境内受众的广播服务。本次复播涵盖普通话、藏语及维吾尔语节目,通过短波及数字平台同步传输。 自由亚洲电台成立于1996年,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拨款,由美国全球媒体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USAGM)负责管理和分配预算。USAGM是美国政府下属的独立联邦机构,资金来自美国国会年度拨款,亦管理包括“美国之音”等在内的多家对外广播机构。 据公开信息,此前由于预算与行政安排调整,RFA部分语种广播一度缩减或暂停。此次恢复播出,电台方面表示旨在继续向相关受众提供新闻与信息服务。中国有关方面则多次对其报道立场提出批评。 此次复播反映出在当前国际信息竞争与地缘政治环境下,对外广播仍被视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曾批评此前削减对自由亚洲电台及其他政府资助广播的预算会“削弱华府全球话语权”,反映部分立法者认为这些媒体在与中国等国际竞争对手的话语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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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院长后,成果为何暴增: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的共同盲区

当学术成果随着职位“同步增长”,被质疑的就不再是个人能力,而是制度边界本身。 文/许衡之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院长效应”的现象引发关注:个别学者在担任院长后,其名下论文、专利数量在短时间内显著增长,甚至呈现出“断点式跃升”。这一变化往往缺乏连续性,与其既往研究积累不相匹配,也未必伴随明显的质量提升。 这一现象的关键不在于个体表现,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逻辑。当科研成果可以随职位变化而“增长”,问题就不再是学术能力,而是干部考核与监督体系是否存在盲区。 一、从异常增长到结构性信号 在正常科研逻辑中,成果产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研究方向相对稳定,产出节奏相对连续,数量与质量之间大体呈正相关关系。而“院长效应”则表现出另一种模式:成果在短期内集中增加,且往往跨越多个并非其原有研究领域。 这类变化难以用“能力提升”解释,更接近一种由非学术因素驱动的成果再分配。换言之,问题不在“做了多少研究”,而在“成果如何被归属”。因此,“院长效应”应被视为一种结构性信号,而非个别异常。 二、权力嵌入科研:从影响到重构 院长在高校体系中不仅是学术角色,更掌握指标、项目、经费、平台与评价等关键资源。当这些资源进入科研过程,便可能改变成果生成与分配的机制。 在团队化科研背景下,论文署名与成果归属本就具有一定弹性。当权力嵌入这一空间,可能出现署名扩展、合作绑定等现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情况下会逐步形成“资源—发表”的交换机制:通过隐性甚或显性合作机制,院长与期刊建立互惠关系,从而降低发表门槛。 在这种结构中,院长即使不直接参与具体研究,也可能通过资源整合获得成果署名。成果的“增长”,不再完全来源于知识生产,而部分来源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 三、对科研生态的系统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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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解构“自贸港世界影响力”迷思

世界影响力不等于国际曝光度,也不等于短期的政策吸引力。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12月2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口出席“海南自贸港世界影响力”专题研讨会,并作题为《世界影响力:迷思与真相》的专题发言,系统解构当前围绕自贸港“世界影响力”的若干认知误区。 毕研韬指出,现实讨论中常将世界影响力简单等同于国际曝光度、短期资本流入或政策优惠所带来的阶段性吸引力,但这些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可见度”或“即时效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力。他强调,世界影响力的核心在于是否对国际规则的生成与运作方式、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度接口以及地缘政治参与路径产生结构性影响。 围绕这一判断,毕研韬从制度实验的可被引用性、规则冲突的技术性协调能力,以及在去全球化和阵营化背景下构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影响力形成的现实机制。他认为,自贸港未必直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但有可能通过制度实践,改变地缘政治进入经济空间的方式。 在发言最后,毕研韬结合信息茧房、算法放大效应与认知偏差等问题指出,若缺乏必要的认知素养,信息数量的增加未必带来理解的深化。厘清“世界影响力”的真实内涵,是评估海南自贸港长期价值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 研讨会由海南博睿智库研究院、天津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海南省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并得到新华社海南分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等媒体的支持。

亚洲

香港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转型

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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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