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November 2025
琉球“新战场”：本质是中日叙事权之争
文/毕研韬 在中日关系紧张、东亚地缘政治再度重构的当下，琉球（日本称“冲绳群岛”）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新战场。这场争夺，并不只是关乎领土归属，更是在深层上对历史、国际法与文化认同的叙事权之争。 一、历史根基：中琉关系的复杂性与争议性 从历史来看，琉球王国与中国（明清）长期有册封和朝贡制度关系。根据明清官方史料，琉球国王每逢登基，都需派使向中国请求册封。法学研究指出，从 1372 年明朝册封琉球中山王起，琉球就维持着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这一点，在现代叙事中极具分量。许多中国学者主张，这种历史制度并非简单的“文化联系”，而是构成中琉之间政治与国际关系互动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学者在“琉球学”建设讨论中所言：这一制度是构建“中国与琉球共同历史记忆”的关键。 与此同时，日本对这一历史关系的解释则更为简化。日本传统叙事强调琉球已被“内化”为日本的一部分。1860–1870 年代，日本逐步将琉球纳入其国家机制，最终在 1879 年废藩置县，将琉球变为冲绳县。 这一段历史在中日两国叙述中具有极大争议。中国视角强调册封与朝贡关系意味中方在历史上有重大的制度性影响，而日本传统叙事则聚焦其“领土主张”和“国家统一”的合法性。 二、战后秩序与国际法：法律地位并不如此“确定” 更富争议的是，二战结束后琉球群岛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完全明确，这为中国提出“地位未定论”提供了国际法基础。 根据《旧金山和约》（1951 年）相关条款，琉球群岛处于美国管辖时期。许多中国学者指出，美国在该条约中仅获得行政管理权（行政、立法、司法），并未获得明确主权处分。这种行政权与主权的区分，是现代国际法争议的核心。 此外，中国方面还强调战时国际宣言（如 1943 年《开罗宣言》、1945 年《波茨坦公告》）对日本主权范围的限制。部分评论者认为，这些宣言是对日本战后领土范围的国际法律基础，但在日本叙事中，这些内容常被轻视或弱化。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推动“民族自决”议题。早在 2013 年，部分中国学者就提出，如果琉球（冲绳）存在主权争议，应当赋予岛民通过自治或自决表达其意愿。...
毕研韬教授出席“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
文/唐摩崖 11月20日，“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在海口经济学院成功举办，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大会发言。 在发言中，毕教授首先讨论了“地标”的内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地标是指“地面上的显著标志”，譬如天安门、自由女神、凯旋门、大本钟等。在正式语境下，这是”地标“的经典定义，但在非正式场合，“地标”可以视作“（产品之）地理标志”的简称。 毕教授随后指出，地标的意义是人为建构的，而意义建构是平等协商的过程。他进一步阐述了地标意义建构的四个环节，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中国地标意义建构的四大误区。 本次论坛由海口经济学院中国地标周边传播研究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中国广告协会共同举办。
号外！美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核心要点
美国提出的”28点俄乌和平方案“目前备受争议。 文/毕研韬 一、方案性质与当前状态 2025年1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交了一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据多家媒体报道，这项方案系美俄双方特使斡旋下形成的，并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方案涵盖乌克兰和平、安全保障、欧洲安全以及美俄/美乌未来关系。 目前，该方案尚未被乌克兰正式接受。特朗普曾公开设定 11月27日 为接受最后期限。 俄罗斯方面表示愿进行实质性谈判，但强调对细节还需深入讨论。 对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面临艰难抉择，但强调尊严与自由是底线。 同时，欧洲盟友对方案中某些条款 (如领土、裁军) 表示强烈保留。 因此，这份方案目前更多是 外交构想／谈判提案，尚处于政治斡旋阶段，而非已正式签署的和平协议。 二、28 点核心内容与简要解析 下面按已公开报导整理 28 点主要内容（部分为媒体推测或未全面公开的细节），并简要说明其潜在意义。 1.确认乌克兰主权：明文承认乌克兰为主权国家。 2.签订全面不侵略协议：俄罗斯、乌克兰及欧洲国家达成互不侵犯条约，解决过去几十年安全模糊问题。 3.防止扩张：俄罗斯承诺不再入侵邻国；北约不再进一步扩张。 4.俄-北约对话机制：建立由美国斡旋的俄-北约对话平台，处理安全问题、降级风险、未来合作。...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尽管经贸摩擦增多，但中日经济关系仍具有显著韧性。日本企业的中国布局虽然趋于谨慎，却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市场依然是其全球战略的关键部分。两国之间的技术、供应链与资本流动呈现“分区制”特征：敏感领域趋于分离，非敏感领域保持合作，高度成熟的制造链在区域内部重组。 未来的经济关系可能呈现三种趋势： 第一，关键技术合作减少。半导体设备、精密制造材料等领域将继续受到制度限制，这是战略性竞争的焦点。 第二，制造链合作仍然稳定。汽车、化工、消费电子等行业在短期内缺乏替代方案，依赖关系仍然强固。 第三，区域经济规则之争上升。CPTPP、IPEF等机制将成为影响双边经济关系的外溢舞台。 这意味着，中日经济关系不会因政治紧张而断裂，但会进入“竞争与合作并行”的长周期。 四、外部变量将决定紧张关系的“天花板”与“地板” 在所有变量中，美中关系是最关键的外部因素。如果美中竞争保持可管理，中日关系的紧张将被锁定在中等程度，避免战略误判；若美中对抗加剧，日本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将更靠前，中日摩擦上升的空间随之扩大。 其次，台湾地区局势具有溢出效应。台海若维持相对稳定，中日紧张度可控；若局势波动，日本的风险感知将随之攀升，使双边互动更敏感。 此外，区域国家的战略选择也会影响中日关系。韩国、东盟若在经济与安全上保持“两线多向”，将为中国与日本之间提供缓冲；反之，则可能加深地区集团化格局。 五、可能的“收场方式”：一种长期的平衡，而非终曲...
过去十年，台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过去十年，台湾的人口、产业、国际观、两岸认知都在同时转向，一个全新的台湾已经浮现。 一、人口断层与老龄化挑战 根据台湾当局统计，截至 2025 年 10 月，台湾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 19.9%，逼近“超高龄社会”门槛。 与此同时，台湾总人口已连续多年自然负增长，新生儿数持续下滑。 更值得注意的是，超过 23% 的老年人（65 岁以上）选择独居，这对社会支持体系、社区照护形成巨大压力。 这种迅速进入老龄社会的趋势，一方面是制度性挑战（如养老、医疗、照护体系的重构）；另一方面，对社会文化和家庭结构也是深刻考验。 二、移工成为劳动力常态化组成 近年来，台湾对外籍劳动力（移工）的依赖越来越深，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和社会照护领域。移工数量显著上升，成为台湾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常态化不仅是劳动力市场的应对机制，也带来福利、权益与融合新课题。如何保障移工的劳动条件、促进社会融合，成为政策与公共认知中亟需关注的问题。 三、科技产业与全球战略定位 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持续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核心，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地缘政治博弈强化了其关键地位。面对中美竞争、技术自主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博弈，台湾不断通过产业布局（如跨国晶圆厂）、政策调适（科技与安全协同）来回应外部压力。 这种经济-战略联动，使得台湾普通民众对自己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认知发生转变：不再仅是一个“小岛经济体”，而是全球科技链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节点。...
高市早苗为何对华强硬？日本安全观正在系统性重写
文/毕研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数次就中国与台海局势发表强硬表态，引发中日外交摩擦与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要理解高市“强硬路线”的底层逻辑，必须将其放入日本的内政结构、地区安全格局、美日同盟机制以及高市个人政治路径的多重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只有在这些脉络之中，才能避免情绪化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揭示此类言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一、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从“外围冲突”到“直接威胁”的认知转变 日本防卫省自《防卫白皮书2021》起便持续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直接影响。2022年版白皮书首次将“台湾稳定”列为“日本安全不可或缺”，并指出台海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表述均为公开、可查证的内容。 高市的发言本质上是对白皮书既有判断的进一步政治化表达：即把可能的台海危机从“区域事件”提升为“日本自身的生存风险”。这种“安全化”话语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所谓 securit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言语把某议题定义为生存威胁，使政府获得更多动员空间。 换言之，高市的强硬言论并非孤立的个人态度，而是对日本官方安全评估的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呈现。 二、美日同盟机制的结构性压力：对美国的“可信承诺”展示 近年来，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功能愈加突出。2023年、2024年的美日“2+2”会谈文件均明确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立场，强调双方将“提升一体化威慑与应对能力”。这一合作框架要求日本在关键地缘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若强调“台海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其效果之一即是向美国展示“日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这种表态不仅是地缘政治需要，更是同盟互动的信号机制：美国期望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以分担地区压力，日本则通过高调表态争取更明确的美国安全承诺。 这种双向互动在同盟体系中是常见现象。高市的言论因此具有“向盟友展示责任”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性表达。 三、国内政治逻辑：保守派路线的延续与首相权威建构 高市出身自民党强硬保守派，在修宪、加强防卫态势、强化国家主权叙事上立场鲜明。她的政治支持基础主要来自重视“国家安全”“自立防卫”的选民群体以及党内保守派议员联盟。 在日本政治中，新首相往往需要通过清晰的政策姿态来建立威信并稳固党内地位。尤其对保守路线的首相而言，在外交安全议题上展示“坚定不退缩”常被视为领导力和方向感的重要象征。 因此，高市的强硬言论还具有国内动员与党内巩固的功能。她通过突出中国与台海问题，将注意力集中到其擅长并具有话语优势的安全议题，从而强化自身政治正当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强硬姿态也会在日本内部引发不同声音，如部分经济界担忧对华关系紧张可能影响贸易与投资。这说明高市的言论同时承受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张力。 四、对中国的信号博弈：威慑、成本提升与战略沟通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往往通过公开表态来塑造对手的风险评估。日本政府多位官员在过去几年中逐步明确台海稳定的重要性，而高市的言论则进一步提高了表述强度，向中国发出威慑信号：任何武力冲突都会带来区域外溢效应，并可能牵动日本。 这种威慑并不意味着日本寻求对抗，而是试图通过抬高成本来降低冲突可能性。此逻辑可在多国外交实践中观察到，例如韩国在朝核危机中的“高风险提醒”策略。 但风险在于：强硬信号若缺乏沟通机制，可能被对手解读为敌意升级，从而进入“安全困境”。近年来中日之间因言论激化而出现的外交抗议、舆论对立和军事演训反制，就体现了这一困境的现实性。 换言之，高市言论的战略意图可能是遏制，但效果未必可控。 五、战后日本身份叙事的深层结构：从“专守防卫”向“积极安全保障”的转型 战后日本长期强调“专守防卫”，避免卷入域外冲突。然而，随着国际格局变化，2014年《集体自卫权解释》、202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均显示日本正在逐步扩大自身的安全角色。...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25年度对中国的认知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每年发布《年度威胁评估》（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ATA），旨在向国会报告其所关注的国际安全与战略趋势，其中的涉华内容属于美方情报界内部评估与观点，而非客观事实本身。本文基于ATA 2025公开版本，对其中涉华内容进行梳理，并严格以“美方认为”“报告指出”等方式呈现其原始表述。 一、美方总体定位：从强调竞争到关注长期结构性互动 根据ATA 2025，美国情报界在涉及中国议题时，仍沿用“主要竞争对手”（major competitor）之描述，体现了美方从自身角度出发所关注的长期战略议题。 报告中提及，中国在科技、经济规模、部分产业链能力等方面的进展，是促使美方将竞争视为长期议题的重要背景之一。 报告强调，这种竞争并非短期变化，而是“结构性因素”在持续作用。 在总体框架上，美方的关注点与往年一致，主要聚焦于全球治理、区域局势和前沿科技等领域，并从这些维度观察中国角色的变化如何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 二、科技与产业领域：美方关注“全球竞争格局变化” 科技领域在ATA 2025中占据重要篇幅。报告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持续增加，可能影响全球相关产业的发展方向。 报告显示，美方认为，科技和产业链的全球分布变化，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国际竞争态势。美方从自身战略需求出发，持续关注这些趋势可能对美国国内经济安全产生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报告所呈现的是“美方焦虑的来源与逻辑”，并不意味着其评估能够充分反映中国的真实策略与长期目标。 三、地区局势观察：美方强调“关注与风险评估” 在区域安全议题上，ATA 2025延续了历年惯例，主要从“潜在突发事件”“地区紧张因素”“美方安全利益”等角度进行分析。 报告提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贸与安全政策，是美方持续观察的重点，但文件并未给出判断性结论，而是以“可能影响地区稳定”“美方持续关注”等较为谨慎的表述方式呈现。 在这一部分，报告强调的依然是美国的“风险感知”，而不是对中国政策的价值判断。...
近五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认知的重大转变
文/毕研韬 近五年（2021–2025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单一领域对手，演变为“系统性、长期性、多维度竞争者”。这一转变不仅植根于中国能力的迅速增强，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制度、技术与价值格局竞争的深切担忧。未来，这种认知将深刻塑造美中政策导向、安全策略和国际合作格局。 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进行“跨职能、整体性”应对的标志性举措。CIA表示，该中心将统一分析和行动职能，以应对“中国……（此处本文作者省略若干字）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自此以来，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不断整合对华资源，将军事、技术、经济、网络等领域视为协同竞争的战场。 这种机构重构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对手，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竞争者。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逐年深化、扩展，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年度威胁评估》是美国核心情报报告，旨在向国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提供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它汇总美国18个主要情报机构的评估成果，呈现最权威、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判断。 在2023年ATA报告中，中国被评为“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来源。 2024年的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在网络、情报、影响力操作（包括选举干预、社会分裂利用）领域能力显著。 2025年报告更进一步指出，中国不仅通过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基础设施，还可能针对太空资产发动攻击，同时具备常规打击能力。 这些评估反映出美国情报界将中国视为综合性科技与网络对手，而非传统军事竞争者。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防部对中国军事能力扩张高度关注。2025年ATA报告列举了中国部署高超音速武器、隐形飞机、先进潜艇，强化太空与网络战能力，并在核武库扩张方面动作明显。 关于核武库规模，美国相关报告（如年度评估和国防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快速扩张其战略弹头。根据公开估计，中国核弹头可能已有约500枚，且在未来仍有制造能力。 与此同时，美国智库指出，中国的核扩张对美国构成长期战略威胁，并可能进一步改变区域乃至全球核平衡。 这一系列军事和核能力的评估，标志着美国不再仅仅把中国视为地区性挑战，而是把它列入未来可能与美方发生重大冲突的主要对手。 在2024年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可能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至少试图以某种方式影响舆论，其目的包括边缘化批评者、加剧社会分裂。 情报机构指出，中国正在运用影响活动来塑造西方国家政策偏好、舆论环境和制度规则。 更深层次的是，美国越来越将中国的技术竞争、供应链控制、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视为其制度和价值观挑战的一部分。许多分析认为，美国将中国视为“规则体系竞争者”，而不仅是军事或经济上的对手。 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由多个因素共同驱动： 中国能力快速提升。无论是网络、人工智能、太空、核武，还是高超音速武器，中国在过去数年里都持续加大投入，并已取得显著进展。美国情报界不得不重估这种能力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潜在结构性影响。...
兰德智库：中国从俄乌战争中吸取的教训
文/毕研韬 兰德公司（RAND）2025年发布报告《China’s Lessons from the Russia-Ukraine War: Perceived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an Emerging Model of Hybrid Warfare》，系统梳理了中共与解放军从俄乌战争中提炼的认知、策略与能力调整方向 作者（Howard Wang、Brett Zakheim）基于中方官方与半官方论述、军事学术圈分析等公开资料，指出中国并非简单照搬俄方模式，而是在理解战争动力后形成一套“混合化战争”学习路径与若干战略性机会认知。以下为本文对该报告主要观点的凝练与评述。 一、核心判断：中方视俄乌为“教科书式”的经验库，但重点是可借鉴的“机会”而非复制的战术 报告强调，中共与解放军将俄乌战争视为一场长期、分阶段、包含常规与非常规要素并行的范例。北京从中看到三类可利用机会：削弱对手联盟意志、通过非对称手段摆脱传统劣势、利用信息与经济杠杆，分化外部舆论，并降低潜在制裁的协调度与执行力度。换言之，中国更关注战略机会的制度化利用，而非单纯模拟俄罗斯的战争方式。...
当宇航员从太空回来：一种叫“总观效应”的认知觉醒
文/毕研韬 一、从“俯瞰”到“觉醒” 当宇航员第一次从太空中回望地球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疆域、城市或文明，而是一颗悬浮于黑暗宇宙中的蓝色星球——脆弱、孤独、完整。 这一瞬间，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改变。 这种突然而深刻的心理与认知转变，被称作“总观效应（Overview Effect）”。这一术语由美国思想家Frank White于1987年提出，用以描述宇航员在太空中目睹地球全貌时所经历的意识觉醒与世界观重构。 与其说这是一种视觉经验，不如说是一场认知革命：人类第一次从“外部”看见自己。 二、视角的突变：从地表到宇宙 在地球上，我们的认知被局部经验、民族叙事和社会角色所包裹。 当宇航员进入太空，这种“地表视角”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域视角（holistic vision）： 阿波罗14号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曾说：“我从太空看地球时，感受到一种深切的统一感，一种对生命整体的爱。” 这种体验不仅是感性的震撼，更是认知框架的松动——一种“脱嵌”（disembedding）的人类意识实验。 三、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解释 研究显示，“总观效应”可能伴随强烈的敬畏感（awe）与自我消融体验（ego dissolution）。 太空环境的极端视角转换激活了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DMN）与前额叶皮层联结，使个体的自我中心意识暂时“降噪”，取而代之的是对整体世界的情感融合。 这种机制类似冥想或宗教性体验中出现的“无我状态”，但其触发条件来自科学与技术的延伸——人类第一次通过航天器进入了超越性认知空间（transcendent cognitive space）。 四、传播学的启示：从“地球人视角”到“行星意识” 在传播学层面，“总观效应”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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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法国总理：中俄对法大规模信息干预
3月25日，法国总理贝鲁在法国“警惕和保护外国数字干扰局” （Viginum）召开的2025论坛上表示：我们已发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规模信息干预。 他说，在冲突不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背景下，法国已经成为信息战的主要目标。法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一场不同寻常的战争——信息战。 他补充说，如果公民无法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民主制度就无法持久；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团结一致、在同一民主理想之下的共同体。 Viginum 成立于2021年7月13日，其使命是捍卫法国及其国家利益免受境外数字干扰，隶属于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总局（SGDSN）。该机构官网：https://viginum.com/。
德才兼备者，往往难容于组织/ Excellence Breeds Exile
文/石敢当 （By Shi Gandang) 如果你这个人能力强，人品好，三观又正，那么恭喜你，在组织里，你基本上混不好。 这是中文社交媒体上的一名言，让无数网民点头称是。 If you are highly capable, of...
Trump’s Tariff War: What Has It Revealed?
By Bi Yantao I. The Real Purpose of Trump’s Tariff War Trump...
毕研韬教授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外语人才如何赋能自贸港建设？毕研韬教授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文/唐摩崖 2025年10月15日下午，应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校长黄学彬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赴该校开展学术交流，并作题为《外语人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角色》的专题报告。报告由该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苑德宇教授主持，相关专业50余名教师参加了交流活动。产学研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博作总结发言。 在报告中，毕研韬教授指出，外语人才应从“翻译者”向“认知塑造者”转型，这一过程需要系统学习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意义建构与传播效果相关知识，并注重传播生态的整体建构。毕教授还重点分析了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传播生态，结合实践探讨了外语人才的转型路径与能力要求。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始建于1947年，是海南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坐落于中国首个滨海卫星发射基地——文昌市，目前已开设18个外语语种课程，实现东盟语种全覆盖，是全省外语语种设置最为齐全的高校。
中国已建成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