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5
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期刊编辑部倾向于优先发表具有较高学术地位、一定行政职务或项目资源的作者文章，部分则源于潜在的“资源互换”。例如，博导、院长、重点课题负责人可借期刊提升个人影响力，而期刊也可因此提升引用率或其它资源。在部分案例中，甚至出现院系承诺在主编退休后聘其为教授，作为长期发文回报。 四、主编兼职与隐性挂名（兼具货币交易和非货币交易性质） 期刊主编受聘于某高校、研究机构或课题组，获取一定直接利益，并保障发文通道。这些文章表面合规，实质上作者身份构成中已隐含资源交换。部分中介平台提供“课题挂名+论文共著+基金推荐”一条龙服务，进一步模糊了学术与交易的边界。 五、系统性压力与被动卷入 需要强调的是，很多作者并非主动寻求买卖，而是被“成果指标”与“晋升评审”倒逼。部分省部级课题要求两篇C刊结项，否则资金无法拨付。这类制度性诱因正是买卖蔓延的温床。 结语 如果说20年前的论文买卖还是局部的腐蚀，那么今天已演化为结构性异化：制度激励失衡、期刊资源集中、学术共同体弱化、权力资本下沉，导致“论文”这一学术成果的载体越来越成为利益的交换品。 但也应看到，依然有大量编辑部坚持匿名审稿与审理标准，很多高校学者在严苛环境下努力正规投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避免将“论文买卖”一概而论，更应追问：是哪些权力结构和评价制度，为这种交易提供了制度正当性？ 对症下药，方可重建学术伦理与公共信任。 欢迎读者补充与批评。
香港调解院即将成立，谁支持？谁质疑？
文/唐摩崖 一、“国际调解院”将落地香港 2025年5月，由中国推动的“国际调解院”（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IOMed）将在香港正式成立。这将是全球首个专门处理跨国争端的国际调解机构，一个非诉讼、非强制、基于共识的解决机制。 在当前国际规则碎片化、对抗性法律机制频繁失灵的背景下，这一新平台的成立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议。 二、谁支持？为何支持？ 1. 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表示欢迎 来自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的60多个国家已经加入调解院筹建。他们支持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对我们来说，调解意味着参与，而不是被裁决。”某非洲国家代表在筹备会议上如是说。 2. 部分法律界与多边机构持开放态度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观察员、亚洲法律联盟等机构认为，调解是对现有机制的有益补充： 三、谁在质疑？质疑的核心是什么？ 1. 西方主要国家态度审慎甚至抵触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对香港调解中心表现出明显警惕甚至抵触。他们担忧： 从更深层看，西方的质疑源于一个根本担忧：调解院会不会成为中国推动“平行国际秩序”的抓手？ 2. 西方学界与智库的质问...
台海战争的三种结局
文 / 唐摩崖 台海局势正悄然进入历史与现实交错的临界点。当“和平统一”不断被岛内政治现实蚕食，“不排除使用武力”成为大陆对外最清晰的信号时，一个不愿想象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在逼近决策与认知的核心： 台海一旦开战，结局将如何？ 这不只是军事推演的问题，更是关于战略目标、国家意志、全球博弈和民族心理的多重叠加。本文尝试分析三种可能的战争结局，并对其实现概率做出初步评估。 结局一：全面统一，概率为65% 这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结果。大陆已在军事、制度与心理层面完成准备，若决定开战，不会容忍“打而不统”或“中途止损”的结局。 大陆如选择动武，其目标不会是“惩戒台湾”或“局部控制”，而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达此目标，冲突即失其意义。 全面统一的实现可能建立在三方面：解放军迅速夺取制空制海权；“斩首行动”彻底摧毁台湾指挥体系；外部干预未能形成有效阻断。 必要时，北京可能不惜将台军主要抵抗力量与政府建筑彻底摧毁，以压缩战后整合成本。 统一后的政治治理、秩序恢复、岛内民意转化将是另一场“非军事战争”。大陆或将设立临时军政管制机制，随后推进行政重构与国家意识形态整合。 结局之二：局部占领+准统一，概率为25% 一种非预设但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大陆夺取部分关键地区（如西岸城市、政经中枢）或全岛控制尚未完成，但台湾政权体系已崩溃，岛内进入政治真空状态。 具言之，这会出现如下情况：岛内存在局部抵抗，军管区与民控区并存；名义上已“统一”，但国家治理版图尚不完整；台独势力在岛外建立“流亡政府”；国际社会不承认统一合法性，但制裁力有限。 这种状态下，大陆可能宣布统一已完成，此后进入长期整合期。 此结果源自战争节奏控制不理想，或因外部干预、岛内游击式抵抗导致“战而不稳”。虽然政治上不理想，但比失败更可接受。 结局之三：武攻失败或被迫中止，概率不足10% 必须承认一种极端情境：大陆发动战争但未能达成战略目标，或被国际军事力量有效阻断，被迫中止行动。 这种情况将导致政治合法性受损；外部制裁全面升级；台海形成新对峙格局。 这种结局的实现条件包括美日联军直接介入或“准参战”；解放军补给线被切断，长期无法推进；国内发生重大经济金融震荡，无法支撑战事。 这类结局与大陆当前的战略部署严重不符。除非误判外部干预强度或遭遇严重战场意外，否则北京极难接受“战而不成”的后果。 为什么“战而不统”基本不可能？...
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美国人精于博弈。他们善于模糊承诺、制造不确定，以此最大化战略空间。 于是他们相信：中国口中的“红线”不过是谈判筹码，而非真正底线。 他们以为，北京所说的“台独即战争”，不过是为了威慑台湾和美国，而非真的准备一战。 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在中国文化中，“红线”不是谈判语言，而是政治誓言。如果触线而不动手，北京将担不起历史骂名，更无法向社会交代。 对中国来说，统一不是选项，而是使命；“武统”不是首选，但一旦必须，就绝不退让。 误判三：把“中国的理性”误解为“我们的理性” 这是最深的误解，也最具有结构性。 美国长期自信于自己“理性至上”的战略文化，相信其它国家都会像他们一样，在权力、成本、收益之间做出“合理”选择。 所以他们反复告诉自己：中国不会冒着毁掉经济、被全球制裁的代价以武力收复台湾。 但他们没能意识到：这是美国文化中的“合理”，而不是中国文化中的理性。 中国的理性是整体性的，不是短期博弈的；是历史性的，不是财报导向的；是文明性的，不是竞选驱动的。...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系统阐述了其制度理论。他们将制度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1.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 这类制度鼓励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参与，保障产权，维护法治，促进教育和创新。它们建立了一种可预期、可参与的秩序，推动社会成员将自身命运与集体进步绑在一起。换言之，包容性制度激发的是“全社会的创造力”。 2.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相对而言，掠夺性制度排斥大多数人的参与，将财富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产权和契约不受保障，经济活动受制于权力结构。这种制度不是为了激励，而是为了控制；不是为了进步，而是为了维稳。 这两种制度类型，在朝鲜与韩国的分化进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韩国采纳了市场制度与民主政治，实现了从战后废墟到全球科技强国的跃升，而朝鲜固守中央计划与权力集中，使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封闭与社会停滞。 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再生产机制 制度是一种自我复制的秩序结构。一旦形成掠夺性制度，它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反过来会阻止制度改革，维护现状。这种“制度锁定”机制正是许多国家在表面开放背后仍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 在《殖民起源与经济发展》（The...
“统一与和平”：特朗普是指台湾吗？
文/毕研韬 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中美关税谈判成果时说： “他们（中国）已经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极好的，对我们（美国）来说也将是极好的，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统一与和平。”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China, I think...
欢迎庞德伟（David Perdue）大使：共同开启中美交流新篇章
尊敬的庞德伟大使阁下： 祝贺您被任命为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您的到任具有非凡意义。我诚挚地希望，您在华履职期间，能够秉持洞察力、勇气与建设性的对话精神，推进两国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作为一名国际传播研究者、《无界传播》总编辑，我长期关注中美之间叙事格局的演变。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不仅仅源自战略利益的分歧，更深层地根植于认知错位与叙事不对称。我所从事的工作正是致力于打破固有认知边界，探索不同文化之间更深层次的互鉴可能。 您在国际商业领域的卓越经历，以及对亚洲文化的长期接触，使您具备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独特视角。我相信，这些经验不仅将帮助您从容应对外交复杂性，也将助您更深入地倾听来自中国社会的多元声音——那些超越政治标签与意识形态框架的真实表达。 如有机会能为促进相互理解贡献绵薄之力——无论在学术、专业还是认知层面，我都将不胜荣幸，愿与您交流，分享我对中美交流的观察与思考。 期待您在未来使命中，以坚定的步伐和卓越的智慧书写新篇章。 此致敬礼！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教授
A Welcome Letter to Ambassador Perdue upon His Appointment to China
Dear Ambassador Perdue,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m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a time when the...
关税战暴露美国对华多重误判
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 误判四：以为可以轻易切断中国的全球联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低估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即使美国实施贸易限制，中国仍然能通过多样化的国际合作来降低制裁的影响。中国制造的关键组件和技术早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无法被轻易替代。 美国的技术封锁和制裁往往能激发中国的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这种政策不仅未能阻碍中国发展，反而加速了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进步。例如，面对美国的芯片封锁，中国加强了对半导体领域的投入，迅速推进了相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 误判背后的更深层问题：认知惯性 这些误判的背后，其实都指向一个更根本的东西——认知惯性。美国很多对华判断，仍然沿用过去的老经验和旧观念，没有跟上中国的发展节奏，没能理解不断变化的中国。 中美之间的认知鸿沟，若不能在传播层面被看见和拆解，误判很可能会在一次次政策摩擦中累积升级。对美国而言，理解中国，才是有效竞争的第一步。
【来函】传者无界：在信息破壁中重塑全球对话
文/唐玥宸 在信息全球化与算法技术深度扩张的历史关口，《无界传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传播学实验平台，它致力于打破地域、文化等隐形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信息生态，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跨文明对话。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技术演进的回应，更是对认知自由与传播伦理的实践探索。 天下国家，世界共享：跨越疆界的传播使命 技术的进步并未自动消解信息不对称，反而在算法偏见与认知惯性驱动下，塑造出更隐蔽而坚固的“数字边界”。作为一名华人文化背景的传播学者，我深切体会到地缘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也正因此，我得以从一个跨文化交汇的独特视角，重新思考“无界传播”的深刻内涵。 传播不应被困于国家疆界之内，更不该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提倡的“天下国家”理念，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温润超越。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天下”代表着一种普遍而共享的伦理关怀。在这个框架下，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分享，而是理解、连接与共识建构的桥梁。 所谓“传者无界”，不仅意味着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调传播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自我突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责任自觉：不是摒弃立场，而是超越对立；不是消解价值，而是拓展视野。 和而不同：自由与责任再定义 当下的数字空间极为开放，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噪声、谣言扩散与认知茧房。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与他者关怀。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无界不等于无序，开放必须与责任同行。 《无界传播》的创立理念，源于毕研韬教授的传播学情怀。在深度媒体化与算法规训时代，个体的思想越来越被固化的叙事模式所主导，而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搬运，更是对认知结构的再生产。如果不能跳脱既有范式，那么所谓“多元”只会流于表层装饰。 因此，“传者无界”不仅是技术条件的延展，更是一种元认知的主体觉醒——在认识与被认识之间重构“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传播伦理，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在事实与立场之间，为理解留出空间，在差异与张力之中，寻求对话的可能。 无界之路：华人传播学者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位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华人学者，我深感当代世界的复杂与传播生态的裂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认同与他者、竞争与理解的张力之间，传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文明的回应机制。 《无界传播》不仅是个人知识理想的实践场，也是对“全球南方”叙事权与信息权的守护尝试。在这个既碎片化又高度互联的世界，传者的责任早已超出“报道事实”的传统范畴，转而承担起促进理解、修复裂痕、激发觉醒的时代使命。 所谓“传者无界”，正是对信息权利、叙事权利与理解权利的共同守护——不为立场所限，不因身份自囿。传播作为一种认知的实践，理应引导我们打破感知的封锁，重建共同体之间的对话回路。 “无界”之路或许漫长，但正如古语所云：“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文章推介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美中俄关系：什么是“反尼克松现象”
1972年2月21日，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开始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标志着美中关系的重大转折，开创了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新篇章，也为后来的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现在有观察者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正在拉拢俄罗斯来对付中国，并称之为“反尼克松现象”。法新社（RFI）报道指，如果俄中关系真的恶化了，其实俄罗斯的损失远大于中国。
关于中美关税战致WTO总干事奥孔乔博士的信
尊敬的奥孔乔-伊韦阿拉博士： 主题：关于由世贸组织主导推动中美关税问题非正式接触的建议 您好！ 作为一名传播学者和国际战略叙事的观察者，我谨此建议：在中美关税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可以考虑牵头推动一种新的对话形式——低调、非正式、基于规则的接触机制。 自2025年以来，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对抗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报道，美国对华商品的平均关税已接近145%，中国也以广泛的反制措施回应，几乎涵盖所有美国产品出口。虽然这场争端已不仅是简单的贸易摩擦，更演变为深层次的制度性对抗，但我始终认为，世贸组织仍具备独特的地位，能够为重新接触提供一个中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环境。 我并非建议开展正式谈判或召开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层峰会，而是设想一种由世贸组织推动的“非对称接触”平台——在技术会议、小型部长会议或专题研讨会期间，安排安静、非公开的互动交流。此类接触有助于减少误解、缓解紧张局势，并在不要求任何一方公开让步的前提下，为今后实质性交流打下基础。 世贸组织的合法性、多边信誉和技术能力使其成为承办此类接触最合适的机构，尤其可以在“共同维护全球贸易稳定”的框架下推进。例如，就“关税外溢效应对全球通胀的影响”或“地缘政治变化下的贸易政策协调”等议题组织非正式磋商或圆桌会议，也许可以成为切入点。 您在艰难时期对世贸组织的引领令人敬佩，我也相信您能够洞察多边机制所依然具备的外交契机。如有需要，我愿进一步阐述这一建议。希望此信能够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和平的努力贡献绵薄之力。 谨致最高敬意！ 毕研韬 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www.borderlesscomm.com
中俄伊北京会谈：媒体的扭曲报道
3月14日上午，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会谈前合影时，因起初离中伊代表较远，俄方代表随即调整了两次，向中间移动了两步。这本来只是花絮，但有若干中文媒体使用了“俄方向中伊靠近”这种具有歧义性甚至误导性的标题，有的报道不用俄方调整位置后的合影，而是使用俄方站位较远的图片。 对上述现象，可从三个维度分析： 1. 外交场合的细节被“放大镜式”解读 外交仪式中的站位调整，本是为了画面协调或礼节需要，但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舆论场中，这类细节容易被赋予超出实际的象征意义。俄方代表两次移动步伐，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立场表态”，甚至引申出“俄罗斯急于靠拢中伊”的叙事。 2. 选择性信息传播加剧认知偏差 部分媒体使用俄方代表初始站位较远的照片，本质是通过“断章取义”制造视觉冲击。未完整呈现事件全貌的图片，配上“俄方向中伊靠近”的标题，既可能暗示俄罗斯的“主动示好”，也可能暗示三方关系的“微妙距离”。这种操作用碎片化信息强化预设立场。 3. 舆论场对国际关系的“符号化”消费倾向 将站位调整等外交礼仪细节，视为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反映了舆论场中一种普遍的简化思维。这种倾向既源于对复杂国际事务的理解门槛，也与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而刻意制造话题有关。 小结 公众若仅通过猎奇化标题了解国际事务，可能产生对真实外交事件的误判。
中美关税对峙：打破僵局的可行方案
文/毕研韬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华政策再度趋于强硬，美方将平均对华关税水平推升至145%，中方则通过对等反制、市场准入限制及供应链重构等加以应对。此番对峙已超越传统的贸易纠纷，演变为一场嵌套着战略博弈的制度性对抗。僵局看似无解，实则有破局之道——关键不在于“谁先让步”，而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接触场景。 非对称接触：破冰的第一步 在当前“谁先主动谁就示弱”的博弈氛围中，任何直接提出谈判的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服软”或“投降”。因此，真正可行的破局路径，是通过“非对称接触”与“多边平台引导”创造对话空间。 所谓“非对称接触”，即不设前提、不签署框架、不对外宣布谈判启动，而是在第三方国际平台的“场边”自然而然接触。这种设计避免了“单方面示好”的政治风险，又能为后续实质性对话建立机会和基础。 谁来出面最好？ 出面推动这一非对称接触的国际组织，应具备以下特征：中立形象强、对经贸议题具专业权威、在全球秩序中具多边牵动力。据此，以下机构可为候选（当然也可由其它组织出面）。 小步走，非官方制造破局舆论 可由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为啥在白宫激烈争吵
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会谈，然而这场原本旨在讨论援助与战局的会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特朗普在会前曾公开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则回击说，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空间中”。两人言辞交锋的背后，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战争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在军事援助、安全保障与外交策略上的深刻分歧。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全面援助”到“交易型外交” 特朗普接替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推动北约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认为华盛顿不能无条件继续援助乌克兰，而是应该采取更务实的“交易型外交”策略： 白宫争吵的核心分歧 这次争吵不仅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个性冲突，更是两国在以下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1. 美国是否继续提供大规模援助 2. 俄乌战争的未来方向：战争还是谈判？ 3. 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 结论：乌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战略困境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