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5
王沪宁论中美外交风格差异
早在1994年，王沪宁就以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预见了中美外交博弈格局的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沪宁日记《政治的人生》，他在该书第116页写道： 上面这段话，是王沪宁1994年6月7日的日记。对此，我个人的理解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中美谈判时，美国不能总是要求中国让步，反而在需要中国时不得不自己让步。与东方大国打交道，美国需要学习新的方式，否则会不断在亚洲碰壁。 置于1994年语境下看，这段话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当时中国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王沪宁已预见到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中美博弈格局。他对中美外交风格差异的对比也切中要害：美国强调制度化操作与利益计算的“技术主义、实用主义”，而中国更注重灵活权变与“政治艺术”。他同时预言，美国若不调整思维方式，势必在亚洲屡遭挫折。这一判断在随后二三十年的中美互动中不断得到验证，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战略远见。 注：“[外交]”是《无界传播》编辑加的。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北京时间2025年9月23日17时更新 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截至2022年底，中国教育部已批准建设 453个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分布在 186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2月23日）。 这些是中国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实际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厅还自行批准培育了若干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需要明确的是，这453个机构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培育基地（42个） 培育基地是教育部重点扶持的区域国别研究平台。它们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二、备案中心（411个） 备案中心数量庞大，但形式多样，实体化程度差异显著： 从宏观上看，教育部备案的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为中国加强对外认知和国际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学术与智力支撑。然而，从建设质量上看，真正具有可持续研究能力和独立运作条件的实体机构仍显不足。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在数量之外，更加注重实体化和高水平研究平台的建设，以提升对国家战略的支撑力。 参考文献： 相关文章：中国各地已建成国际传播中心212家
ChatGPT 用户规模再创新高：每周活跃用户突破 8 亿
文/毕研韬 根据数据研究公司 Demandsage 于 2025 年 8 月 14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ChatGPT 的用户规模持续增长，展现出显著的市场影响力。 截至 2025 年，ChatGPT 的每周活跃用户数已达到 8 亿人次，较 2025 年 2 月的 4 亿人次翻了一番。...
中国新型大学试验：福耀科技大学会成功吗
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分别代表两种新型大学探索，是否也会遭遇两种不同的命运？ 文/毕研韬 中国高校正处在制度转型的关口：过度行政化，学术自治受限，难以灵活回应产业与社会需求。如何突围，成为摆在改革者面前的现实课题。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新型大学探索：一个理念超前却遭遇折戟，一个顺势而为引发社会期待。 一、南科大的超前试验 南方科技大学自 2007 年筹建以来，明确提出“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国际化培养”的理念，意在打破传统高校的官本位逻辑。它尝试自主招生、强调教授治校、推动国际合作，目标是打造一个与全球顶尖大学接轨的学术共同体。 但这一试验过于超前。社会对绕开高考的招生方式缺乏认同，舆论质疑不断，监管部门也难以放任制度突破。最终，南科大纳入公办体系，其制度创新的锋芒被削弱。经验表明：先进理念如果与社会认知和制度土壤脱节，往往难以生根发芽。 二、福耀科大的顺势登场 与南科大的路径不同，2025 年开学的福耀科技大学，强调“小而精、面向产业、服务国家战略”。其治理结构采用理事会制，资金来源于企业家捐赠和慈善基金，政府则提供政策支持，形成“企业＋政府＋教育”的三元合作模式。 福耀科大的出现正值社会认知的成熟期：公众已普遍意识到行政化高校的弊端，产业界迫切需要与高校深度对接，政府亦鼓励多元办学。在这样的背景下，福耀科大的探索不仅没有超前，反而切合了产业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因此获得了广泛关注与政策扶持。 三、两种模式的镜像 四、制度启示 如果福耀科大的模式能够持续推进，在民办公助、理事会治理、产学研结合中找到平衡，那么它或许能为中国高校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在现有行政框架中创造出相对独立的实验空间，推动教授治校、学术自治与产业服务的深度结合。 因此，福耀科大的意义已超出一所大学本身。它的成败，关乎中国新型大学实验能否走出一条制度化的道路。若能成功，它不仅是一所大学的胜利，更可能撬动中国高教制度的固有格局，引领变革的新潮流。
新华社发布《思想殖民》：认知战时代的中国回应
新华社近日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标志着一场思想与话语的新博弈正在展开。 文/毕研韬 9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场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思想殖民》的核心内容 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陌生，但其系统性与战略性使其意义凸显。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殖民”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依赖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所谓“思想殖民”，则是一种软性的霸权形式，它通过价值观的植入、文化叙事的操控、舆论环境的塑造，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认知。其危害在于，被影响的国家往往失去自我认知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甚至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对外部力量的依附性。 其次，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完整的操作链条。从战略目标的确立，到学术研究和媒体叙事的铺陈，再到电影、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均构成了“思想殖民”的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长期战役。受众常常在娱乐与教育、新闻与舆论的潜移默化中被塑造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根植，往往比枪炮的征服更持久、更难逆转。 第三，报告特别强调这种“认知操控”的国际危害。它不仅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整体心态，还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文明间的对立与误解。换句话说，“思想殖民”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更是全球秩序的隐形风险。 二、《思想殖民》的战略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然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拓展了国内安全视角。在国内层面，它通过官方智库渠道，正式将“思想殖民”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安全议程。这种学理化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也为政策制定和舆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跨境传播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碎片化、外部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护思想自主，已经成为摆在国家与社会面前的共同课题。报告的发布是一次“认知安全”的议题化。 其二，反击美国的道义叙事。在对美博弈中，这份报告的意义更加突出。过去，美国惯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与塑造。在这种价值框架下，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往往处于“被审视”的位置。然而，当新华社以“思想殖民”来揭示这一过程时，话语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价值倡导者，而被赋予“殖民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切换极具杀伤力，因为“殖民”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具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负面意义。通过这种话语反转，美国的“道义优势”被削弱，中国则在叙事层面占据了主动。 其三，引起全球南方共鸣。在国际层面，《思想殖民》的战略意图更为深远。全球南方国家大多经历过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对“被改造”“被控制”的经验尤为敏感。报告通过揭示“思想殖民”的隐蔽性与长期性，提醒这些国家警惕在文化与思想上新的依附关系。这种提醒容易引发共鸣，为中国倡导的“文明互鉴”“多元共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某种意义上，这份报告是在为全球南方构建一套新的认知框架，帮助他们理解当下世界中的权力结构与潜在风险。 其四，预设未来传播博弈。谁能定义问题，谁就能在认知层面占据主动。美国长期依赖“普世价值”的叙事逻辑，为自己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道义制高点。如今，中国提出“思想殖民”，等于创造了一种新的解释范式，把国际竞争从军事、经济、科技延伸到思想、认知和文明的层面。这种纵深拓展，使得中美博弈不再局限于可见的硬实力，而进入到更加深层的认知空间。通过提出“思想殖民”理论，中国不仅在反击美国，更是在塑造一个多极化的信息秩序蓝图。 三、结语 《思想殖民》报告既是学术成果，也是政治宣言；既是防御性表达，也是进攻性工具。它标志着中国在认知战与话语战上的进一步主动，也昭示着未来国际竞争的复杂走向。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塑造人类认知的时代，这份报告或许只是一个起点。 必须指出，由新华社发布这份报告，可能会被西方媒体与学界贴上“意识形态对抗”“中国宣传”的标签，弱化其客观性和影响力，但总体看，新华社作为发布主体利大于弊。
毕研韬教授出席“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
文/唐玥宸 9月5日，“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媒体协作与传播新趋势。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在“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毕研韬教授以《周边国家对华认知图谱》为题，简要分析了周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三层结构。他指出，在宏观层面，历史记忆、地缘利益和制度差异构成了对华认知的三大基石；在中观层面，主流媒体、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叙事，以及经济机遇、安全威胁和文明差异成为影响认知的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舆情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容忽视，他特别提醒要警惕民意调查、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和组织化操纵这四种力量对认知的潜在影响。 随后他从安全—威胁、依赖—防范、亲近—隔阂、官方—民间四个维度勾勒出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图景。在此基础上，毕教授提出了优化对华认知的路径：宏观上推进“制度传播”和合作示范，中观上构建叙事联盟并提升响应速度，微观上注重定制互动与动态反馈。他强调，战略上应从“认知域作战”的高度理解问题，战术上则要善用“认知脱嵌”工具，重构积极的对华形象。 “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成立于2024年，旨在促进区域媒体合作与交流。 本次年会的重要环节“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主持。陆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已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大本土原创理论”之一。
联合国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携手重塑全球信息生态
文/唐摩崖 图/毕研韬 2025年9月6日，“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在中国昆明举办。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虚假信息泛滥和有害内容传播等挑战。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防止虚假信息牟利，避免有害内容被过度放大，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跨文化交流。 弗莱明强调，信息传播的健康与平衡事关人类共同的未来。她表示，应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保持对虚假新闻的警惕，努力重塑全球信息生态的平衡，把诚信与责任融入网络公共领域，从而为建设开放、健康、可持续的传播环境提供保障。 《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教授出席了论坛开幕式，现场聆听了11位贵宾的精彩致辞。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4 7:50发布 据北京一位同行在公开会议上透露，截至2025年8月20日，中国各地已正式成立国际传播中心212家，另外还有9家正在筹建或即将挂牌，总计221家。 在221家中，省级（自治区、直辖市）40家，占比18%；副省级7家，占比3%；地市级103家，占比47%；县（区）级59家，占比27%；村级/功能区3家，占1%；海外联络中心9家，占比4%。 据笔者了解，中国各省正在加速在境外布局，建立更多海外工作站或海外联络中心。笔者预判，这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应激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文章：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中国各省所辖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是情报机构吗？
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从国家治理和国际交流的角度出发，应进一步明确这类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公共职能，并以透明的方式向社会呈现以消除不必要的误解，使其回归为常规的行业监管机构。这不仅有利于行业发展和社会信任，也有助于在国际语境中展现更加开放、规范的治理形象。
从26国阵容看中国“朋友圈”：抗战纪念的外交地理学
26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名单，体现中国的外交格局和当今世界的合作版图。 文/唐摩崖 8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刚果(布)总统萨苏，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 那么，这个名单里隐藏着哪些外交密码？ 一、总体特征 1.周边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个基本盘是稳固的。 2.多边框架是重要平台：上合组织等由中国参与或发起的多边机制，是其汇聚合作伙伴、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3.“一带一路”是重要纽带：这26个国家与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高度重合，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更成为中国与参与国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纽带。 4.与西方关系面临挑战：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战略上的分歧，使得高层交往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恢复。 5.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协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位列榜首，备受国际关注。国际观察者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协调与互动。 6. 全部属于“全球南方”： 所有与会国家都具有“全球南方”国家的典型特征。 7. 周边小国和传统友好国家高度出席，体现中国外交对“邻为先”的重视。 8. 与西方疏远、或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的国家集体出现，这是西方分析者的观感。 二、按大洲分布 亚洲国家20位，占77%：其中东亚 2位（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东南亚 7位（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南亚 4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中亚 5位（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西亚...
文章推介
中国新闻媒体为什么在西方公信力低？
文/石敢当 中国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角色。这种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新闻媒体所强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多元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观众在接触中国媒体报道时，会因其宣传性质而对报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一定的保留态度。 同时，中国的媒体在内容审查方面较为严格，特别是在敏感话题和政治新闻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极为重视新闻自由、信息透明和独立报道，期望能够获取全面、无碍的信息。中国媒体的审查机制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相冲突，这会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疑虑。 中国新闻媒体更注重集体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强调国家引导和统一叙事，而西方新闻媒体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权利、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声音的表达。这种差异使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政府监督和多样性观点的报道，而中国媒体的统一化叙事和较少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西方文化产生共鸣。 此外，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某些西方平台的访问限制，也增加了西方观众直接接触中国新闻媒体的难度。这种信息壁垒可能加剧了误解和偏见，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媒体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有限或间接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美国民调： 77%美国人担忧中国拥有TikTok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新闻集团（News Group）旗下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发表文章称，77%美国人担忧中国拥有TikTok。 ChatGPT说，《纽约邮报》属于右翼保守派，对中国立场属于”强烈鹰派“，涉及中国话题时，常强调“威胁”“间谍”“渗透”等关键词，倾向构建负面叙述。 这份民意调查由范登堡联盟（The Vandenberg Coalition）和JL Partners联合进行。 ChatGPT告诉笔者，范登堡联盟属于中右（鹰派）机构，对中国态度强硬（鹰派）。笔者发现，其官网把TikTok称为“特洛伊木马”。 ChatGPT介绍说，JL...
“摇滚女尼”琼英•卓玛被搬上荧幕
文/毕研韬 音乐纪录片《次第花開》（Ani Bond: Choying Drolma）被誉为尼泊尔版的《音乐之声》。影片用来自喜马拉雅的天籁之音，讲述了“摇滚女尼”琼英•卓玛（Choying Drolma）的传奇故事。 影片于2023年斩获华沙国际电影节最佳亚太电影奖、最受观众欢迎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之最佳长纪录片奖、最佳音乐音响奖。2024年《次第花开》受邀成为尼泊尔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 《次第花开》由林芬、白杉两位导演联袂执导，主要采访对象包括琼英•卓玛、努•巴杰拉查里亚、益西曲珍、阿旺拉姆、白玛仁钦、卓玛次仁。 导演林芬（左）与白杉（右）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泊尔藏族歌者，因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音乐风格被誉为“天籁歌者”、“摇滚女尼”。她的音乐扎根于藏族文化沃土，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姑，她的宗教素养为她的音乐作品注入了深邃的精神内涵。她以音乐传递对生命、爱与和平的思考，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和开拓者。 琼英•卓玛不仅在藏族文化圈享有极高声誉，她的音乐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琼英•卓玛用梵音咏唱的《大悲咒》是我几乎天天聆听的天籁之音。...
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中国高校学术十大乱象
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Suggestion Concerning Chinese-Language Accessibility on FIFA’s Official Website
May 13, 2026 Dear FIFA Communications Team, I hope this message fi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