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亚洲 美参议院最新报告:中国正在改写全球信息传播规则
亚洲

美参议院最新报告:中国正在改写全球信息传播规则

Share

报告指出,全球竞争的关键,正在从技术与贸易,转向对“认知规则”的争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文/毕研韬

一、一个明确信号:信息体系已进入大国竞争核心

2026年3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发布报告The Price of Retreat 2.0: Undermining America’s Economic Edge and Alliance Advantage。这份报告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国际竞争的重心,正在从经济与技术,延伸至信息与叙事体系。

更关键的是,报告首次将这一领域明确纳入“国家能力”的核心结构,并指出:中国正在改变全球信息运行的方式

所谓“2.0”,并非简单更新,而是一次框架升级。相较2025年版本,新报告不再局限于经济与安全,而是转向对“综合影响力”的系统评估,其中,“信息体系”被提升为关键变量。

二、报告的核心判断:美国在收缩,中国在扩展

报告的总体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美国在多维度收缩,中国在结构性扩展。

这一判断贯穿四个层面:在经济与产业上,美国部分政策削弱自身竞争力;在科技与人才上,创新生态与人才流动出现不稳定;在外交与联盟上,多边参与度与对外存在持续弱化;在信息与叙事体系上,传播能力被系统性低估。

报告的重点不在于强调“中国多强”,而在于指出:美国正在削弱自身影响力基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信息体系”的意义被重新定义。

三、关键转向:传播不再是工具,而是结构性能力

报告提出一个重要判断:传播已经从“工具”转变为“基础设施

这意味着,竞争不再只是“谁讲什么”,而是谁拥有稳定的信息生产能力;谁控制信息分发路径;谁能够嵌入信息运行规则。

报告认为,中国正在构建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全球信息体系:

  • 内容生产体系。通过多语种媒体与持续议题输出,形成稳定叙事框架。

第二,分发结构体系。借助数字平台与算法机制,提高信息的可见性与覆盖范围。

第三,制度嵌入体系,即将信息传播嵌入基础设施合作、发展项目与多边机制之中。例如,在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中,建设过程往往与“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等叙事同步推进,并借助媒体传播与本地合作持续放大,结果项目本身即构成一种可持续的传播载体

总之,信息不再独立存在,而成为整体国家能力的一部分。

四、为什么说中国正在改写全球信息规则

报告做这一判断并非基于单一现象,而是基于结构变化。

第一,信息基础设施正在被重构。随着媒体网络、平台系统与跨国合作的发展,原有以西方为中心的信息结构被削弱。信息不再只有一个中心。

第二,叙事开始绑定现实利益。中国在对外合作中,将发展项目与叙事表达结合,使信息具有现实支撑。谁提供经验,谁就更有解释权。

第三,信息分发机制发生变化。算法与平台正在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主要入口。谁影响分发机制,谁就接近规则层

第四,美国自身能力出现收缩。报告反复指出,美国在国际广播、公共外交与文化交流方面投入下降。规则变化,并不只是“他者上升”,也是“自身后退”。

基于以上四点,报告形成一个核心判断:全球信息体系正从“单一主导”走向“竞争性结构”,而中国正在进入规则塑造层

五、真正的变化:从内容竞争走向规则竞争

这份报告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它如何评价中国,而在于它如何重新定义竞争。

过去的逻辑是:谁的信息更多;谁的叙事更有吸引力。

现在的逻辑是:谁控制信息结构;谁定义解释框架;谁影响规则形成

换言之,竞争已经从“说什么”,转向“谁决定什么可以被看见与被相信”。这正是“信息规则”的真实含义。

六、结语:一个正在发生的转型

《The Price of Retreat 2.0》本质上不是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而是一份关于全球权力结构变化的报告。它所揭示的,是一个更深层的转型:信息体系正在成为新的权力基础,而叙事权正在向规则层上移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再只是参与者,而正在被视为关键变量。这也意味着,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如何讲好故事”,而是“能否进入并影响世界的认知结构”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Please follow and like us:
Related Articles

美国国务院:中国的传播,已不只是传播

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

Why Do Research Outputs Surge After Becoming a Dean?

When academic output appears to rise in tandem with administrative rank, what...

当院长后,成果为何暴增: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的共同盲区

当学术成果随着职位“同步增长”,被质疑的就不再是个人能力,而是制度边界本身。 文/许衡之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院长效应”的现象引发关注:个别学者在担任院长后,其名下论文、专利数量在短时间内显著增长,甚至呈现出“断点式跃升”。这一变化往往缺乏连续性,与其既往研究积累不相匹配,也未必伴随明显的质量提升。 这一现象的关键不在于个体表现,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逻辑。当科研成果可以随职位变化而“增长”,问题就不再是学术能力,而是干部考核与监督体系是否存在盲区。 一、从异常增长到结构性信号 在正常科研逻辑中,成果产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研究方向相对稳定,产出节奏相对连续,数量与质量之间大体呈正相关关系。而“院长效应”则表现出另一种模式:成果在短期内集中增加,且往往跨越多个并非其原有研究领域。 这类变化难以用“能力提升”解释,更接近一种由非学术因素驱动的成果再分配。换言之,问题不在“做了多少研究”,而在“成果如何被归属”。因此,“院长效应”应被视为一种结构性信号,而非个别异常。 二、权力嵌入科研:从影响到重构 院长在高校体系中不仅是学术角色,更掌握指标、项目、经费、平台与评价等关键资源。当这些资源进入科研过程,便可能改变成果生成与分配的机制。 在团队化科研背景下,论文署名与成果归属本就具有一定弹性。当权力嵌入这一空间,可能出现署名扩展、合作绑定等现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情况下会逐步形成“资源—发表”的交换机制:通过隐性甚或显性合作机制,院长与期刊建立互惠关系,从而降低发表门槛。 在这种结构中,院长即使不直接参与具体研究,也可能通过资源整合获得成果署名。成果的“增长”,不再完全来源于知识生产,而部分来源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 三、对科研生态的系统性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建议在中国设立联合国机构

这是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新前兆? 文/毕研韬 北京时间2026年3月21日,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在公开场合表示,可以考虑在中国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重点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交流与政策协调。这一表态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学界与舆论广泛关注。 提出者背景: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跨界人物 萨克斯是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减贫、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曾参与多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咨询,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顾问角色。 他曾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议程。因此,其观点往往处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倡议的交汇点,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不直接代表官方立场。 从过往发言看,萨克斯长期主张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更加平衡,其此次建议延续了这一思路。 建议内容:建设功能性国际平台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萨克斯的设想主要集中在“功能性机构”而非象征性安排,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议题选择上,该机构将聚焦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领域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方向。 其次,在空间布局上,他提出可以将该机构设在中国,可能是北京等具备国际交流条件的城市。这一设想并不涉及联合国总部迁移,而是类似于在不同国家设立专业机构或区域中心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