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6
四十年善行：海南雷锋哥的德蕾莎式奉献
毕研韬｜《无界传播》总编辑 在全球公益叙事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代表的并非宏大的制度工程，而是一种长期、低调，面向最弱势群体的持续奉献伦理。这种实践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海南，有一位被公众称为“海南雷锋哥”的普通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善行，走出了一条清晰且具借鉴意义的公益之路。 “海南雷锋哥”本名刘育峰，1963年1月出生于海南。1986年起，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与许多阶段性志愿服务者不同，他的公益选择从一开始就彰显出长期性——并非因事件驱动，而是将公益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04年，他继承家父中医衣钵，秉持慈悲精神，系统掌握中医理疗与康复技能，并逐步将专业技能融入公益，让“助人”从情感表达升华为可持续、可复制的现实服务。 四十年来，他的公益实践覆盖医疗救助、应急救援、长期帮扶、心理关怀、志愿组织、公共传播、体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他已在街头紧急施救15名突然晕倒的市民，凭借急救与中医理疗手段，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通过长期中医义诊、社区健康服务和个案帮扶，累计帮助各类困难群众超7万人次，涵盖残疾人、低保家庭、困难儿童与长期卧床者。 他的公益并非一次性援助。对于部分受助对象，他长期上门进行康复调理与心理疏导，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重建社会连接。截至当下，他自掏腰包用于公益的支出累计已超69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医疗材料、慰问支持与长期帮扶。这种持续投入，让他的公益行为呈现出“精准性”——资源不分散，而是围绕真实需求长期投入。 在实践方式上，“海南雷锋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孤立的道德楷模，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团队建设拓展公益范围。自2013年起，他组织并带动志愿者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将个人行动转化为社区层面的公益网络。同时，他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公益理念与健康知识，以平实语言传递助人价值，推动“行善即日常”的社会认知。 正因如此，他的实践与德蕾莎修女形成了跨文化的精神共鸣：二者都不依赖宏大叙事确立意义，而是通过时间沉淀、具体服务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构建公共信任。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奉献在海南的现实语境中，深度融入社会与中医文化传统，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在我看来，“海南雷锋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蕴含着一种可推广的社会可能。若这种精神与实践能在海南持续传播，并在制度层面得到理解与支持，它完全能够惠及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群，让公益成为海南自贸港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当善意不因身份受限，当服务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核心，“宜居、宜业、宜游、宜学”便不再只是经济或政策指标，而会化作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一座面向世界的“公益之岛”，并非理想化的口号，而是一条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实践之路。
认知觉醒，是逆天改命的首要前提
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毕研韬｜传播学者 每提到“逆天改命”，不少人首先想到换个环境：跳槽到新公司、搬家到新城市、转行到新领域，甚至期盼能赶上某个风口一飞冲天。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即便环境变了，很多人的境遇依旧如故，牛马换了地方还是当牛马。 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工作是否努力，也不完全在于是否有机遇降临，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即认知。 认知觉醒，并非一朝一夕的“顿悟”，也不是情绪上的豁然开朗，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你开始察觉到，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观念，或许并非事实本身，而只是外界植入你脑中的说辞。 认知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观念的更新。你开始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努力就会有回报吗？听话守规矩，就能过上好日子吗？别人成功的路径，我真的能复制吗？ 很多人之所以越活越累，并非不够拼搏，而是一直在用过时的观念，去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观念并非完全出自我们自己的思考，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被外界不断强化的结果。它们可能来自学校教育、榜样宣传、主流叙事，或者是职场规则。它们告诉你：只要乖乖接受安排，人生就不会太差。 这些话在某些阶段或许确实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它们很少告诉你规则的边界在哪里，更不会提醒你：规则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于是一个现象出现了：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问题并不在于“听话”本身，而在于只会听话，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 循规蹈矩的最大好处是“保底”，而非“突破”。它能让你避免犯大错，却很难带你走向更高的位置。因为真正的命运转变，往往发生在规则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地方。 长期“乖乖听话”的人，往往对“没有标准答案”的场景感到不安。他们更习惯于被告知“该怎么做”，而非自己判断“值不值得做”。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隐形的限制：不敢偏离主流路径，不敢质疑既定安排，不敢承担认知升级带来的不确定性。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有些认知本身就对普通人不友好。比如，过分强调个人努力，却回避结构性变化与制约；只展示少数成功案例，却忽略失败的普遍性；只要求适应规则，却不鼓励理解规则的形成。 这些认知通过考试制度、评价体系、成功叙事等方式被反复强化，最终让很多人不自觉地将现实困境归咎于自己“不够好”，而非去思考是不是这条路径本身已经变得拥挤甚至失效了？ 这就是所谓的“隐形枷锁”。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悄悄限定了你的选择范围，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排除了某些可能性。 认知觉醒，就是你开始质疑：我一直相信的这些说法，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的？它们现在还适用吗？如果不适用，我是否还在被它们牵着走？ 更深度的觉醒是，你开始思考：是谁让我接受它们的？我接受这些规训后，会让谁受益？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这种觉醒尤为重要，因为现实变化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观念更新的速度。这意味着，认知更新不是一次性的任务，而是一个持续的甚至是不断加速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很多所谓的“命不好”，并非运气问题，而是认知与现实脱节；很多“上不去”，并非工作不努力，而是一直在既定轨道上反复消耗，就像一头驴子被蒙着眼睛不停地拉磨。 因此，“逆天改命”的真正起点，并非突然遇到贵人相助，也不是偶然押中一次机会，而是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你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认知体系正亟需迭代升级。 认知觉醒，并不能直接保证成功，但它至少能让你不再被动接受既定的解释，不再将规则视为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保持认知快速更新的能力，本身就是普通人最重要的底层资本。
当多重舆情集中指向同一所海南高校
当多重舆情在一所高校叠加爆发，会呈现何种新特质？ 文/毕研韬 在新媒体环境中，舆情并不总是围绕单一事件展开。尤其是针对某一舆情多发机构，当不同议题在相近时间段内蜂拥进入舆论场时，舆情往往会呈现出叠加式放大的态势。 近期，围绕一所海南院校，舆论场中相继出现了多条关注线索，既包括围绕该校研究生退学的讨论，也涉及该校正在推进的内部改革。这些议题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关联，逐步汇聚成一个整体性的讨论对象。 一、从单一议题进入舆论视野 最早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一则与研究生退学相关的信息。围绕个体选择、培养安排以及制度适配等问题，不同声音在社交平台上逐渐出现，并形成初步讨论。 在这一阶段，舆情仍主要围绕具体情境展开，讨论对象相对明确，议题边界也较为清晰。 二、改革议题叠加后，舆论框架发生变化 随后，有关该校内部改革的相关信息进入公众视野。这类信息本身并不直接指向前述讨论，但在传播过程中，却被频繁并置和对照。 在新媒体语境下，不同议题并不总是按照其原有逻辑被理解。当改革话题与此前的讨论同时出现时，舆论开始将二者放入同一认知框架中加以解读。 由此，舆情的重心开始从“单一问题讨论”转向“整体运行状态的关注”。 三、校方回应后，讨论为何仍在延续 在相关讨论持续发酵的过程中，校方通过正式渠道就部分情况作出了说明。从制度层面看，这类回应具有明确的程序意义。 但在传播层面，回应并未立即终止舆论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讨论已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当舆情进入整体印象阶段后，新的信息更容易被纳入既有叙事之中。 此时，回应文本更多成为传播链条中的一个节点，而非舆论的终点。 四、不同话题的并行与相互牵引 需要注意的是，针对该院校的舆论并非围绕单一议题反复展开，而是多条话题在同一时间段内并行存在。 研究生退学相关讨论、改革举措的解读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表达，在传播过程中相互引用、相互联想。某一议题的热度，往往会放大另一议题的关注度，从而强化“问题集中出现”的整体感受。 结果是，舆情逐渐脱离具体事件，演变为一种持续存在的讨论背景。 五、新媒体机制下的叠加效应 从传播机制看，新媒体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放大作用。网络情绪、算法推荐、话题标签以及跨平台传播，使得相关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被不断拉近。 对于普通受众而言，所接收到的信息并不呈现为“两件不同的事”，而更像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出现的相关内容集合。这种接收方式，容易强化整体印象，而弱化不同议题之间的差异。 六、基于传播结构的几点观察...
毕研韬警示：国际传播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争取认同
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毕研韬教授：“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文/唐摩崖 在当前地缘博弈加剧、外部认知加剧分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不仅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更面临深层次的内部与外部认知制约。1月1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 毕研韬指出，“双向理解”包含“理解世界”与“被世界理解”两个层面。一方面，海南自身需要充分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需求、关切重点与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在事实和机制层面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功能与实践逻辑。如果其中任何一端出现失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理解世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能被世界理解。 毕研韬提出了“认知双盲”的概念。决策阶层依赖内参系统理解环境，而普罗大众则依靠社会信息系统（社交媒体、自有媒体、新闻媒体、人际网络等）来获取信息，但如今这两大系统都已经高度组织化，信息被严密过滤。目标导向明确，导致精英和大众都濒临认知失真的风险。 他指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超载并未必然促进理解，反而可能在“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媒体框架、价值预设和地缘政治叙事的叠加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毕研韬强调，理解地缘环境是实现双向理解的现实前提。这一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对经济议题的深度介入；二是要深入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关切，避免将区域国家简单视为“政策接受者”或“战略配角”。 毕研韬认为，海南自贸港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准确判断外部世界的关注重点与敏感议题，否则即便政策初衷是开放与合作，也可能在外部认知中被置入地缘政治或战略竞争的解释框架之中。 毕研韬认为，双向理解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它要求既能够站在外部视角理解他者关切，也能够清晰、稳定地向外界解释自身实践。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种理解能力本身，正逐步成为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澳洲前驻华大使：“霸权替代论”解释不了中国
文/毕研韬 在当下西方对华讨论中，“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判断、推论与政策设计，构成了大量战略报告、媒体评论与公共讨论的认知底座。然而，澳洲前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在其新著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中，对这一论断提出了系统性质疑。 这本书并非为中国“正名”，也不是对美国霸权的规范性批评，而是一部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出发、基于长期外交实践经验，对主流战略叙事进行冷静反思的现实主义著作。Raby 的核心判断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霸权替代论”并不是理解中国的有效解释框架，而持续依赖这一框架，反而会误导澳大利亚乃至更广泛西方国家的战略选择。 一、“霸权替代论”的逻辑问题 在书中，Raby 并不否认中国正在崛起，也不否认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存在不满。他所反对的，是将这种不满直接等同为“取代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战略意图判断。 他指出，“霸权替代论”在逻辑上存在三个常被忽视的问题：第一，它假定大国崛起必然以复制既有霸权为目标；第二，它将中国内部复杂、多层、不断调整的政策实践，压缩为单一、稳定、长期一致的战略意图；第三，它忽视了中国在能力、意愿与制度约束方面的现实限制。...
什么是“内容工厂”？警惕其武器化倾向
文/毕研韬 在数字时代，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每天，无数文章、视频、社交帖文在网络上快速涌现，塑造着公众认知。在这种背景下，“内容工厂”这一概念逐渐被广泛使用，它形象地描述了一种高效、批量化的内容生产模式。然而，随着技术发展和传播工具的升级，内容工厂的潜在武器化倾向值得引起重视。 一、概念来源与基本内涵 “内容工厂”这一词语在中文语境中较新，其概念最早来源于英文的Content Factory或Content Mill。 在中文中，“内容工厂”直译自英文，既形象又易于理解：像工厂流水线一样大量生产文本、视频、图片、音频等内容。其核心特征包括： 二、内容工厂的典型使用场景 商业与新媒体领域：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自媒体中，内容工厂模式广泛应用于企业宣传、品牌建设以及流量变现。团队通过高频发布和标准化模板，使内容覆盖广泛受众，提高曝光率。 科普、教育和信息传播：一些科普平台、教育机构或知识服务公司，也采用部分流水线化生产模式，将文章、视频或教学内容批量生成，以满足受众规模和覆盖需求。 国家安全与公共传播：在国家安全、公共舆论管理和政策宣传中，内容工厂模式可用于：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安全领域的内容工厂更侧重于舆论管理和信息影响，其合法性与规范性在不同场景下可能存在争议。 三、潜在的武器化倾向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自动化工具的普及，内容工厂的产能和覆盖能力大幅提升。高效的信息生产能力，如果被恶意利用，就可能成为舆论操控或信息攻击的工具，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舆论操控：利用内容工厂批量生成文章、视频或社交帖文，通过算法精准投放，影响公众认知和舆论走向。 信息超载与认知干扰：高量信息充斥网络，使受众难以辨别真假信息，增加认知负担，可能导致误解、恐慌或对立情绪。 跨境传播风险：在国际舆论竞争中，经过工业化生产的内容如果针对特定群体或国家，可能被用作软实力施压或信息干预的工具。 技术依赖带来的操控性：内容工厂结合AI生成、社交算法和用户画像后，可实现极高的精准投放。若缺乏监管，这种操作容易被用于传播偏向性信息，形成舆论影响力武器化。 四、理性应对与公众素养 理解内容工厂的特征与潜在风险，有助于公众、媒体和政策制定者保持警惕： 五、结语 内容工厂是数字时代信息生产的一种新模式，其高效、批量化的特点在商业传播、科普教育及国家公共传播中都有较高应用价值。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其潜在的武器化倾向也不容忽视。从信息素养、监管机制到传播伦理，社会各界都应保持理性认识和警惕，确保信息生产与传播在安全、规范、可控的轨道上运行。
《无界传播》聘请赵欣女士为周易文化首席顾问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经研究决定，《无界传播》正式聘请赵欣女士为周易文化首席顾问，聘期三年（聘期自2025年10月20日起）。 赵欣女士祖籍山东淄博，是资深《易经》文化研究专家，长期从事周易思想的系统研究与当代阐释；现为泰山易道时代国学书院创始人，并兼任《上海第三只眼》璇玑研究院研究员、曲阜孔子易经学会常务会长、山东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聘任期间，赵欣女士将围绕周易文化在认知结构、阐释方法与跨文化理解中的当代价值，为《无界传播》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学术咨询与思想支持。 2024年12月，由张景雷、李刚、赵欣共同编译的《素书新讲》由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在传统经典的现代转译方面获得业内广泛关注。
格陵兰岛：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意图与北极博弈
文/毕研韬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再次将格陵兰岛置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据权威媒体报道，白宫正在讨论多种获取格陵兰岛的方案，包括与丹麦谈判、购买岛屿，甚至不排除军事选项。这一系列言辞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欧洲盟友和丹麦政府均予以强烈回应。然而，若从现实制度、国际法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美国“想要格陵兰”的真实目的，并非取得主权，而是通过施压来扩大在该岛的战略部署与功能控制。 一、舆论与现实的差距 特朗普政府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概念，表面看似野心勃勃，但其政治逻辑更多是针对国内支持群体的表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方案易于理解：美国为了国家利益“买”一块北极土地。然而，现实远比口头表态复杂。 首先，从国际法和丹麦宪法的角度看，格陵兰是丹麦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丹麦政府明确表示，格陵兰不属于出售对象，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违反国际法原则。格陵兰自治政府也公开反对成为美国领土。其次，从北约及欧洲联盟结构看，军事占领或强行获取的做法将破坏盟友体系，引发制度性危机。因此，美国通过正规途径取得主权的可能性极低，估计概率不足5%。 这就形成一个表面喧嚣、实则谨慎的局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释放极端言辞以施压，另一方面仍在寻求可行、低成本的战略手段。 二、真实目标：功能控制而非主权 纵观美国对格陵兰的战略意图，其核心并非获得主权，而是在关键功能上形成长期不可替代的控制力。这一点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1. 军事—安全层面 格陵兰是北极地区的战略要地，拥有图勒空军基地等关键设施，对美国北极安全、导弹预警与情报收集至关重要。特朗普团队关注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基地”，而是“现有设施是否足够、是否可持续扩张”。施压丹麦与格陵兰，为美国争取扩大部署、升级设施提供谈判筹码，这种操作远比直接吞并土地成本低、风险小。 2. 外交—制度层面 美国在北极的目标还包括制度嵌入。通过双边协议、投资项目、科研合作和安全安排，美国可以在不改变法律主权的前提下，增强对格陵兰的影响力。此类安排既符合国际法，又降低了对北约盟友体系的冲击。换言之，美国希望的是名义主权不动、功能控制最大化。 3. 内部政治层面 格陵兰议题也是特朗普政府国内政治动员工具。高调表述“购买格陵兰”，可以营造“捍卫美国利益”的形象，使政策争议转化为政治资本。这种策略既不立即需要结果，又能长期维持议题热度。 三、去主权化趋势与长期影响 在现实运作中，格陵兰逐渐进入“名义独立、功能依附”的状态： 安全事务外包：美国在关键军事、雷达和情报设施上拥有显著话语权。 经济与科研依附：外资投入、科研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强化美国影响。 政策与决策受制约：岛内重要议题的讨论需考虑美国战略利益。 这种“去主权化”并不意味着美国能自动获得主权。历史经验显示，长期依附往往固化为非对称关系，而非领土并入。即便未来格陵兰进一步依赖美国，主权名义仍极难改变，除非格陵兰社会内部发生根本性身份重构，并在合法、公投机制下选择与美国建立自由联合关系。...
为何很多人感到：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
文/毕研韬 在公共讨论中，“努力是否还有意义”正从一句牢骚，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随着现实经验中屡次遭遇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个人付出与命运改变之间，是否仍存在稳定、可预期的通道？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通道” 在社会高速增长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流动弹性”。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为个体提供了多条上行通道。努力之所以被广泛信奉，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因为它在统计意义上“有效”。然而，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逆转、产业梯度趋于固化，这些通道开始收窄，其进入门槛、失败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们仍在努力，但回报越来越难以兑现，个体因此产生明显的挫败感。 第二，回报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努力的可见性 当代社会的回报越来越向资本、平台、规模和先发优势集中。许多努力不再直接转化为收入、地位或安全感，而是被吸纳进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分配结构中。对个体而言，付出依旧存在，但成果变得延迟、不确定，甚至难以识别。久而久之，“努力—回报”的因果链条在经验层面被打断。 第三，预期的坍塌比现实的恶化更具冲击力 不满并不总是源于绝对处境，而往往来自预期落差。对于曾经经历或目睹过快速流动的一代人而言，上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记忆。当社会从“普遍可能性”转向“结构性筛选”，心理冲击被放大。人们困惑的，并非生活立即崩塌，而是未来变得黯淡无光。 第四，制度与叙事之间出现了张力 社会仍在强调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但现实环境在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当主流叙事与结构现实脱节，努力容易被重新解读为责任转移：如果结果不佳，问题似乎只能归咎于个人。对个体而言，这种张力不会激发动力，反而加速认知疲劳与心理退缩；对社会而言，当叙事脱离结构真实，它将削弱公众对公平与理性的信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五，这并非某一国家的孤立现象 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类似感受。尤其是在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上行通道的数量和宽度普遍出现收缩，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却在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允许对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公开讨论，以及是否具备自我修复和制度调整的能力。 第六，这是否意味着努力已经“失效”？ 并非如此。更准确地说，努力不再是充分条件，甚至不再是主要变量。它仍是必要条件，但必须嵌入合适的结构、位置与时机之中。这一转变要求社会层面进行更诚实的认知更新：与其不断强化个人道德，不如正视通道设计、分配机制与风险共担的问题。 第七，理解这一点本身具有现实意义 理解这一点，有助于个体停止无谓的自责，也有助于公共讨论从情绪宣泄转向结构反思。一个社会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承认“努力难度上升”，而在于拒绝讨论这一事实。只有当问题被准确命名，调整才有可能发生。 归根结底，“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的感受，并非对努力本身的否定，而是对结构变化的直觉回应。理解这种回应，既是对个体经验的尊重，也是对社会未来负责的起点。唯有如此，社会才能重新建立努力、预期与回报之间的可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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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传播：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阶级意识束缚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中朝列车今日恢复运行，东北亚格局出现微妙变化
停运六年后，中朝国际列车重新启动，这背后有哪些战略考量？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12日，中朝国际客运列车在停运约六年后恢复运行。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朝鲜采取了极为严格的边境封闭政策，几乎停止所有国际客运往来。此次北京-平壤与丹东-平壤两条铁路客运线路重新开通，意味着两国之间最重要的陆路人员通道恢复运转。表面上看，这是疫情后交通秩序恢复的一项常规措施，但若从区域政治和经济结构观察，这一变化可能释放出更为复杂的信号。 一、疫情周期结束与边境政策调整 2020年以来，朝鲜长期维持高度封闭的边境管理体系，对人员流动实施严格限制。在这一阶段，跨境贸易主要依赖货运列车，客运铁路和航空航线基本停摆。 近年来，随着全球疫情风险下降，朝鲜逐渐恢复对外交通联系。此前已经恢复部分对外航班以及有限的贸易往来，而国际客运铁路的重启，则意味着边境管理进入新的阶段。铁路客运不同于零散的商务通行，它涉及稳定班次和制度化的人员流动，因此通常被视为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从治理逻辑看，铁路也是一种较为可控的开放方式。相比航空和大规模旅游，铁路客运在班次、人员结构和边境检查方面都更便于管理。因此，恢复铁路客运既能够逐步扩大人员交流，又不会对国内安全和公共卫生体系形成过大压力。 二、经济因素：恢复中朝贸易循环 在经济层面，恢复国际列车也具有明显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朝边境城市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贸易与物流体系，其中铁路运输占据核心地位。 疫情期间，边境封锁使人员流动大幅减少，许多贸易活动受到影响。虽然货运列车仍在运行，但商务人员、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的跨境往来明显受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效率。 客运列车恢复运行后，可以为商务谈判、技术交流和小规模经贸活动提供便利，从而改善贸易循环。对于朝鲜而言，这种人员往来有助于缓解部分经济压力；对于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而言，也有利于恢复区域经济活力。 三、地缘政治背景：东北亚关系的微妙调整...
就国际传播，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建议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迷雾之下，《战略传播前沿》邀您共赴“智识星辰”之约
丙午年初六，微信公众号《战略传播前沿》粉丝破万。 文/毕研韬 寰球激变，时代潮涌。当旧秩序松动而新格局未立，浮嚣之中，最稀缺的并非信息，而是穿透迷雾的智慧。 幸得诸君厚爱，《战略传播前沿》今万粉初度。万，在东方不仅是数字，更是“万川印月”之境——每一道涓流，皆映同一轮皎月；每一位同道，都在喧嚣中守护同一份清醒。这不只是流量的刻度，更是智识火种在变局暗夜里的彼此辉映——我们在信息洪流中，共筑一方可锚定思想的“认知静土”。 前路漫漫，愿我们以文字为舟，以洞见为楫： 复元身心：于致虚守静中重返生命本真，葆有澄明以观照万象。 厚养智慧：在文明比较与历史纵深中淬炼认知，持经达变而洞悉本质。 澡雪灵明：破认知藩篱而纳百代精华，融东西智慧以契生命本真。 于变局中守“中和”之道，在纷繁中立“大本”之心。以全球化视野洞察文明脉动，以战略性定力穿越周期迷雾——这正是“战略传播”在时代关口应有的担当：不务虚名，不骛外求，惟以思想为刃，廓清认知迷障；以智慧为锚，守住内心定力。 万川既汇，更盼涓滴成海。此番破万，是抵达，亦是启程。诚邀诸位同道：或点评交锋，激荡灵感；或赐稿争鸣，分享灼见。让这方“精神家园”不止于单向传递，更成为真知汇聚、智慧交融的场域：使一人之思启众人之识，以众人之明烛未来之途。 万心印月，笃行致远；星河共影，大道同光。
全球民意剧变：中国声望上升，美国跌入负值
文/杨慧澜 2025 年 6 月 2 日，美国数字媒体《Axios》援引权威数据机构 Morning Consult 的全球民调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美国在41个国家中的净好感度首次跌破负值（-1.5），而中国则逆势上扬至+8.8。 民调指出，美国声望滑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近年单边主义政策、贸易壁垒与外交不确定性，导致多个国家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感显著下降。在对华关税有所缓和后，美方好感度略有回升，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处于国际舆论低位，但近年来通过稳健外交、对南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以及全球传播策略调整，逐步重塑其国际形象。净好感度回升至+8.8，标志着“叙事反转”正在发生。...
“摇滚女尼”琼英•卓玛被搬上荧幕
文/毕研韬 音乐纪录片《次第花開》（Ani Bond: Choying Drolma）被誉为尼泊尔版的《音乐之声》。影片用来自喜马拉雅的天籁之音，讲述了“摇滚女尼”琼英•卓玛（Choying Drolma）的传奇故事。 影片于2023年斩获华沙国际电影节最佳亚太电影奖、最受观众欢迎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之最佳长纪录片奖、最佳音乐音响奖。2024年《次第花开》受邀成为尼泊尔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 《次第花开》由林芬、白杉两位导演联袂执导，主要采访对象包括琼英•卓玛、努•巴杰拉查里亚、益西曲珍、阿旺拉姆、白玛仁钦、卓玛次仁。 导演林芬（左）与白杉（右）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泊尔藏族歌者，因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音乐风格被誉为“天籁歌者”、“摇滚女尼”。她的音乐扎根于藏族文化沃土，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姑，她的宗教素养为她的音乐作品注入了深邃的精神内涵。她以音乐传递对生命、爱与和平的思考，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和开拓者。 琼英•卓玛不仅在藏族文化圈享有极高声誉，她的音乐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琼英•卓玛用梵音咏唱的《大悲咒》是我几乎天天聆听的天籁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