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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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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美国民调: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友善但有底线

美国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整体友好,但在关键议题上坚守底线。 文/毕研韬 调查背景与来源 2026年3月9日,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引发舆论关注。该调查由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开展,并通过与中国本土调查机构合作实施,属于典型的跨国学术型民调项目。 本报告的数据来自两轮调查:一轮是2025年7月7日至8月15日进行的初步调查(共1428名受访者),另一轮是2025年10月27日至2026年1月1日进行的正式调查(共2506名受访者)。 总体情感:以“相对温和”为主基调 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公众对台湾的整体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温和正向”特征。以0至100分衡量的情感温度计中,平均得分为62分,这一数值通常被解释为“偏友好”。 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并未呈现出一种对抗性或敌意主导的社会情绪,而是体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情感缓冲带。换言之,在普通公众层面,两岸关系并未被简单地内化为“敌我对立”,而仍保留一定的社会与文化亲近感。 安全关切与历史认同:大陆民意对台认知框架 地缘政治战略和技术竞争并不是中国公众认为台湾重要的首要原因。相反,更多人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台湾问题:例如,80%认为实现统一可以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71%认为大陆与台湾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67%认为台湾问题与美国对中国的地缘战略遏制有关。 这次调查显示,大多数(83%)认为美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受访者,把台湾问题视为最大风险。换句话说,美国威胁和台湾问题是高度绑定的。 尽管高科技竞争在西方关于美中竞争的讨论中占据核心地位,但仅有少数(45%)的中国公众认为,台湾半导体制造业是该岛对大陆价值的重要因素。 对武力选项的态度:倾向克制但并非绝对放弃 在是否应对台湾动用武力的问题上,调查结果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结构。 一方面,多数受访者倾向于通过非军事手段处理两岸关系问题,相当比例(50%)认为军事行动可能带来负面后果。这表明,“避免冲突升级”仍是主流认知。 但另一方面,数据也显示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趋势:2025年下半年,中国大陆公众反对以武力实现统一的比例有所下降。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1月的调查中,38%的受访者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通过武力实现统一,而45%的人表示不同意这一说法。 在是否使用武力问题上,公众态度呈现出一定的条件性:如果为了阻止明确的“台独”,多数人更倾向支持有限度的军事行动,例如针对离岛的打击(支持率为81%),而不是全面军事进攻(支持率为32%)。 这一变化意味着,大陆公众并非简单的“和平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而更接近一种条件性克制:即在一般情境下倾向避免使用武力,但在特定条件(例如政治或安全情境发生重大变化)下,并不完全排除强制性选项。 政策路径偏好:交流与融合优先 在具体政策取向上,调查结果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趋势:公众普遍支持通过交流与合作来处理两岸关系,例如加强文化交流(86%)和经济联系(81%),以及出台相关政策吸引台湾商人和学生到大陆生活和发展(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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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北美

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亚洲大洋洲

澳洲前驻华大使:“霸权替代论”解释不了中国

文/毕研韬 在当下西方对华讨论中,“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判断、推论与政策设计,构成了大量战略报告、媒体评论与公共讨论的认知底座。然而,澳洲前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在其新著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亚洲欧洲

兰德智库:中国从俄乌战争中吸取的教训

文/毕研韬 兰德公司(RAND)2025年发布报告《China’s Lessons from the Russia-Ukraine War: Perceived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亚洲北美

李嘉诚旗下长和雇“枪手”为卖港口辩护

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亚洲

中国知识分子:离权力近,离知识远

文/李扬帆 如今,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知识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导致以专门“占有”知识而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焦虑感,从而迫使知识分子要么使其掌握的知识更专业化,要么赶快退守精神家园的城堡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学识的专家纷纷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却又不能明确证明其救世主张的先验合理性,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人格沦丧,被人揪住辫子,进而被网络妖魔化为“砖家”、“叫兽”。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一时间走向神坛,一时间坠入地狱?这种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劫难相关: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之劫——自古至今他们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其二是自诩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证伪,一旦证伪便又失去神坛地位;其三为启蒙之劫——并不成功的启蒙经历导致知识分子地位受损;其四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 此四种劫难简而言之,即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它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在走出牛棚后的30年抓住机遇,确立现代责任意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必记本》。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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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产生“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