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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二战后种族平等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先进帮助后进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银行资金流向的首位,中国加入WTO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 反观美国为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成本,从其负担约1/5强的联合国经费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中国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和平。19世纪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1816-2001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 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 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 换言之,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贸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 二、理解中国经济...

文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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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学就是“草台班子”

文/林昭远 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早已不再依赖真正的学问积淀,而是倚仗权力运作与宣传造势。学术自由被层层考核替代,治校理念被官僚逻辑吞噬,整个高校体系俨然一台庞大的“草台班子”:表面热闹非凡,实质腐朽空洞,充斥着不懂装懂的领导和唯命是从的跟班。 校长的产生:学术失语,权力主导 中国高校校长的选拔,并非基于学术成就的自然积累,而是由上级任命。然而,上级往往缺乏对具体学科的专业判断,仅仅凭借 “观感”和 “可靠”做出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校长上任后迅速组建的行政班底,同样依据忠诚度和执行力而非专业能力与学术视野选人,导致治学权威严重缺失。 院长的困境:专业被轻视,管理沦为形式 在这样的体系下,学院院长多数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服从的代表。有的院长对主管的学科知之甚少,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却依然高高在上地管理学院、评判教师。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管理者无力构建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鉴别老师的专业水准,因而用人标准简单粗暴:只要听话就行。 强制考核:高校变身行政军营 高校管理的首要使命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因而把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项目评定等学术机制纳入行政掌控。教师不再专注教书育人,而被迫陷入材料堆积、成果包装、项目竞争的无休止“内卷”中。课堂教学按部就班,课题评定充斥利益算计,学术生态急剧恶化。 “草台班子”的代价:浮躁蔓延与学术荒原 这套“外行管理内行”的治理结构,使高校丧失了学术判断力和长远发展目标。教师只顾应付评审,科研成果普遍注水,所谓“双一流”不过是一场排名幻觉。高校间争相“弯道超车”,结果却是整体沉沦。草台班子的闹剧是教育及学术的双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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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jury译为“陪审团”,会导致三重误解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在中国,提起“陪审团”(jury),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一群公民坐在法庭里,静静地听法官审案,像“陪衬”一样“参与”审判。事实上,把Jury译为“陪审团”,隐藏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误解:在英美法庭上,jury 并不是陪伴法官的角色,而是独立判断事实的核心力量。 一、陪审团不是陪衬,而是“审”的主体 中文“陪审团”里的“陪”,让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它只是“陪同法官审理”。实际上,在美国和英国的刑事司法中,陪审团拥有独立权力: 换句话说,陪审团的角色不是“陪”,而是直接参与裁决的“审”。 二、陪审团体现公民权力与制衡意义 英美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不仅是法律程序,更是一种公民权力的体现: 中文译为“陪审团”弱化了这种制度功能,让人觉得公民只是“参与”而非“主导”,从而低估陪审团对司法独立的保护作用。 三、裁决权边界被模糊 在英美法中,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而中文的“陪审团”容易让人误解:裁决是法官和陪审团协作的结果,或陪审团只是辅助工具。实际上,陪审团的裁决权属于独立公民,不受法官否决。这是刑事审判中最核心的权力边界,也是制度设计防止滥权的关键。 四、陪审团承载的制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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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学术十大乱象

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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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意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

文/毕研韬 中国外交部4月28日宣布,中方已同意印度香客于今年夏季前往西藏朝圣,朝拜冈仁波齐山和玛旁雍措湖两大圣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是中印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自2020年起,由于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局势,朝圣之旅已中断五年之久。疫情前,每年有约1.5万名印度香客前往西藏朝圣。每年6月至9月是传统朝圣季节。 冈仁波齐山(Mount Kailash)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海拔6600多米,被印度教徒奉为湿婆神的居所,也是佛教、耆那教和苯教徒心目中的圣山。其北侧的玛旁雍措湖(Lake Manasarovar)被尊为“圣湖”。 中印双方领导人于2024年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印关系随之出现缓和迹象。2025年1月,中印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恢复直航、推进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达成共识。此次恢复朝圣安排被视为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 尼泊尔旅游部门预测,2025年朝圣季将吸引2万多名印度香客,当地旅行社已开始筹备服务接待事宜。 中国佛教徒期待双向奔赴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拥有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如简化签证流程、开通直航航线等。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仍存分歧。然而,在宗教交流等人文对话领域寻求共识,可为构建更加稳健的双边关系提供新的可能。宗教朝圣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文明对话形式,蕴含着可观的和平潜力。 中印两国共有近30亿人口,都是拥有悠久宗教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若能以相互开放宗教圣地为契机,推动人文交流制度化、常态化,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民间理解与互信,也将为全球宗教交流与文明互鉴注入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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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旅游市场:为何成了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在全球旅游版图上,穆斯林市场成了新蓝海。 文/毕研韬 无论是阿联酋的奢华购物季,马来西亚的清真度假村,日本和韩国的清真餐厅,还是香港、台湾推出的穆斯林友好措施,都表明各国(地区)正在加快布局这一细分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缘何成为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一、庞大的消费规模与增长潜力 根据迪拜伊斯兰经济发展中心与 Dinar Standard 发布的《全球伊斯兰经济状况报告》(SGIE),2022 年全球伊斯兰经济总体消费约为 2.29 万亿美元,涵盖食品、时尚、媒体、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旅游板块在全球非必需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 Mastercard–Crescent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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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战争,对韩国与日本的警示

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