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
海南自贸港：中美贸易战的“缓冲区”
——《南华早报》对海南自贸港的最新解读 文／毕研韬 2025年7月23日，北京正式宣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于2025年12月18日封关运作，国际社会迅速聚焦这一制度实验的地缘意义与全球影响。《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海南自贸港不仅是中国开放格局下的一个前沿阵地，更可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扮演“缓冲区”（buffer zone）的重要角色。 在中美博弈中寻求“空间弹性” 报道引用政策研究人员的观点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关税壁垒加剧、技术脱钩趋势未减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有潜力充当中美贸易之间的“中性平台”或“制度过渡带”。其高度开放的税收制度、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和“境内关外”的政策安排，使其既能嵌入中国国内消费循环，又有望对接国际市场规范，成为中美经济之间“仍可合作”的灰色地带。 这种“缓冲”并非指政策妥协，而是通过灵活、弹性的制度配置，为中外企业提供一个避开高关税、试水合作路径的“制度缓冲池”。例如，外资企业可在海南设立基地，在规避关税的前提下向中国内地和亚太市场供货，而中国企业也能通过海南参与国际竞争，试探新型全球市场机制。 推动制度对接与供应链重构 《南华早报》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海南自贸港也可能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去中国化”趋势下的重要制度回应。通过建立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和贸易机制，海南可吸引那些不愿完全脱钩、但也不愿完全依附中美任何一方的全球企业，从而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提供一个“中间选项”。 报道特别提到，海南的低税制度（如企业所得税降至15%）、货物自由流动、服务业全面开放、人民币跨境结算机制创新等举措，有望吸引供应链“再平衡”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企业。海南或将成为连接RCEP、东盟、中国内地以及欧美市场的一处“多向接口”，其制度灵活性对中美贸易摩擦后时代具有战略价值。 政策风向标与制度试验田 《南华早报》认为，海南自贸港不仅是“政策风向标”，更是“制度试验田”。正是在中美矛盾难以迅速化解、国际经济秩序不断重构的当口，中国通过释放海南“制度自信”与“开放诚意”的信号，试图在全球叙事场域中为自身争取更多话语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并未将海南仅仅视为对美战略的一环，而是将其放入全球制度竞争与经济重塑的更大框架下。海南自贸港被看作是中国对“后WTO时代”的回应，也是构建新型全球化样态的一次有意探索。 结语 “缓冲区”这一表述，体现了《南华早报》在观察中国政策时的敏锐性与战略视角。海南自贸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开发区，而是在全球分裂趋势中，为制度竞争和合作提供一处“缓冲空间”。在未来的国际传播中，这一角色定位的价值值得进一步开发和运用。
中美关税大战：BBC不懂中国
文/毕研韬 美国东部时间4月2日下午4时（北京时间4月3日凌晨4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执行全面新对等关税政策。 北京时间4月3日下午6时（美国东部时间4月3日凌晨6时），中国宣布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反应之快，让外界吃惊。 BBC（中文）解读说，中国选择这个时间宣布，“某种程度上想在国内掩盖这一新闻，不要过于惊吓到民众”。 这个臆测毫无依据。这么重大的事件，在什么节点发布有啥区别？何况，在自媒体时代，周五下午六时，不正在黄金时段吗？ BBC中文还关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时候在做什么”。BBC杜撰到： “习和其他六位政治局常委在外出植树，强调应对砍伐森林的必要性。这展示了面对特朗普时的镇定，显示了一种气氛：华盛顿你尽力去做吧，这里是中国，我们对你的胡言乱语不感兴趣。” 如果BBC稍微做点功课就知道，一年前（2024年）的4月3日上午，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也在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4月3日或4日参加植树活动，是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的惯例时间。 BBC（中文）这次的误读，说明了什么？是不懂中国，还是其它原因？BBC的这种低级错误，该怎样避免？
文章推介
无界传播：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阶级意识束缚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世界在观察中国：七个结构性焦点
中国已成为影响全球风险分布、产业重构与规则演进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在全球议程设置的视野中，中国已从“规模性存在”转化为“结构性变量”。国际社会的兴趣并非出于情绪性关注，而是源于现实层面的系统影响。无论是资本市场波动、技术链条重构，还是地缘政治平衡，中国都在多个关键节点发挥作用。若从政策讨论密度、智库研究产出、媒体报道频率与跨国企业决策逻辑等维度综合分析，可以看到七个持续性的关注焦点。 一、经济走势与增长质量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增长率变化往往引发全球资本市场联动。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通常会被各国央行与投资机构引用。外界关注的不仅是GDP总量，更是房地产风险处置、地方债结构、消费恢复力度以及高端制造业升级进展。 例如，当中国年度增长率在5%左右波动时，亚洲出口型经济体与大宗商品价格都会受到连带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兴趣，本质上是一种风险评估与机会判断。 二、科技能力与技术博弈 科技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变量。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是观察中国长期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围绕高端芯片出口限制的政策争议，涉及企业如NVIDIA，成为科技安全与产业政策交织的典型案例。 国际社会既关心中国能否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也关注全球技术体系是否会出现“分层化”或“阵营化”。技术能力的变化，直接影响供应链布局与全球产业结构。 三、外交姿态与地缘政治角色 中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中的立场具有系统性影响。无论是在联合国多边框架内的投票行为，还是在金砖机制中的合作倡议，都被外界视为全球权力结构演变的信号。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及周边外交动态，是长期观察的重点。 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是，中国在复杂冲突中的沟通方式与战略表达是否具有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因为大国互动的误判成本极高。...
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关乎每个中国人的未来
文/毕研韬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历史大幕即将开启。 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正式启幕。此举不仅是一项地方政策的实施，更是国家深谋远虑的落子——它关乎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制度创新的前沿探索，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跃升。海南封关的意义，远超一岛一域。它旨在优化国家整体战略环境，提升治理效能，其红利将最终惠及每一位国民。 一、宏观层面：全力重塑国家战略环境 当前，全球格局面临深刻重塑。大国竞争日益向多维度、深层次演进，在地缘政治、科技、能源、金融、贸易等关键领域展开系统性战略博弈。供应链格局加速调整，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制度型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维度，国家的治理效能、政策可预期性与制度设计能力，正成为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 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打造制度型开放的高水平试验平台。封关运作旨在构建规则统一、预期稳定、风险可控的制度环境，为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提供坚实基础。这不仅是提升国内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更是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示中国制度竞争力与政策透明度的窗口，有助于持续增强全球市场对中国的长期信心。 第二，彰显国家战略布局的前瞻性与主动性。海南自贸港建设超越区域性发展范畴，是中国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塑造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主动推进制度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旨在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开放体系，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赢得更大主动权，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构筑国家长期发展与安全韧性的关键支柱。在全球经济波动与摩擦频发的背景下，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是国内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海南封关运作通过制度型开放，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注入稳定性，并通过辐射效应，为全国创造更高质量就业、更可持续的收入增长与更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项惠及长远的国家战略性安排。 二、中观层面：以制度创新引领全国治理能力升级 封关运作的核心，是在一套高标准、规范化的制度框架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它既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实践，亦是对国家治理与制度执行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 首先，封关运作是对国家制度执行力与协同效能的关键验证。海南封关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税收、人员流动等诸多领域，要求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实现高效协同。每一环节的顺畅运转，都直接检验政策的落地能力与系统的协调水平。成功的实践将为全国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与管理范式，为其他开放平台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