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局势
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文/毕研韬 2025年“汉光41号”演习首次纳入“灰色地带冲突应处”课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演习模拟大陆海警船进入争议水域、无人机逼近岛礁、网络攻击干扰基础设施、假讯息扰乱社会心理等情境，旨在提升应对“非传统威胁”的综合能力。 台方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已成为“最常态的敌意行为”，而将之纳入军演，有助于强化民众防卫意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此举表面是军事应变，实则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动机与叙事塑造意图。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台海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军事准备，更取决于各方对叙事权的节制与政治化操作的自我克制。 灰色地带：权力竞争中的模糊战场 “灰色地带冲突”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模糊状态，广泛存在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以网络攻击、信息战、执法压逼、低烈度军演等手段，持续施加压力。 对台湾而言，大陆频繁的军机绕台、海警执法、渔船靠近与网络渗透确实带来紧张感。这种日常压力，被演绎为“持续性非战争攻击”，从而促使台湾将防御机制向“灰色地带”前沿推进。 然而，将所有边界摩擦解释为“敌对行为”，并以军事演习固化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风险：它容易掩盖复杂现实的多面性，使对抗逻辑单一化、舆论情绪化、社会防御机制政治化。 “受害者叙事”的战略效应 在国际传播层面，台湾将自己定位为“遭受胁迫的民主堡垒”，积极向外部传达“我们不是挑衅者，我们在抵抗压迫”的信号。这种“受害者叙事”确实能吸引国际关注与同情，进而转化为安全援助、军事合作和道义声援。 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叙事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也带来战略依赖性和社会撕裂风险。一旦“危机叙事”成为体制内的运作常态，社会容易陷入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政策也更难回到理性协商与风险管理轨道。 从中立角度看，灰色地带行为不应一律视为蓄意侵略，也不应被单方面转化为冲突升级的理由。相反，理性的灰色认知，应包括对动因的多元分析、对行为的比例判断，以及对风险的分层应对。 “政治放大”的陷阱与和平的代价 台湾将灰色地带制度化、军事化，本身反映的是对安全议题的高度警觉；但当这一安全议题被过度政治放大时，和平与交流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我们已看到以下三种潜在后果： 促和建议：共识优于对抗，对话胜于对立 面对灰色地带博弈，两岸乃至域外相关方应展现集体克制。大陆应避免采取过度容易被剪辑为“威胁性”画面的操作，也应通过第三方平台澄清其非战争性意图，反制台方“受害者叙事”的单边垄断。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亦应防止灰色地带被制度性“危机化”。若将演习、认知与政策统一纳入“胁迫响应”，则可能陷入“自我应激循环”，反而加剧地缘安全脆弱性。 我们呼吁各方重新重视“安全沟通”与“风险共识”机制的构建。在“看似和平、实则紧张”的灰色地带里，越是不清晰，越应慎用武力；越是模糊，越需强化对话。 结语：让模糊不走向误解，让克制赢得和平 灰色地带并非必然通往战争，而是战略竞争时代的一种中间态。它既可以是破坏和平的温床，也可以成为管控风险、锤炼制度弹性的试验场。关键在于：各方是否有意愿让这个地带“变亮”而不是“更灰”。 和平从来不是被动的，而是选择的结果。让我们在混沌中寻找节制，在博弈中坚持和平。
台湾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
文/毕研韬 2024年1月17日，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挂牌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下辖“两岸情势研析处”、“国内安全调查处”及“资通安全处”三个部门，分别负责认知作战研究、认知战情报搜集与分析、应处反制。台湾的“资通安全”相当于大陆的“信息安全”。 相关部门称，认知战研究中心已聘请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 2024年3月6日下午，刚成立两个月的“认知战研究中心”曾组织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2019年8月设立“假消息防制中心”，2021年4月升格为“资安工作站”，2024年1月再升级为“认知战研究中心”。五年内实现三连跳，可见台湾战略界对认知作战的重视。台湾所称的“资安”是“资讯安全”的简称。 台湾当局已于2020年1月15日公告实施《反渗透法》。 我要提醒的是，台湾已初步建立由政府行政部门、民间组织和军方组成的“三位一体”认知战网络，并已初步构建国际联盟和认知网络。 关于“认知网络”的内涵及其战略价值，大陆专家几无关注，有兴趣的网友可自行研究。 在下认为，要想透彻理解认知战，就需先了解“认知安全”概念。张昆、张明新、陈薇主编的《国家形象蓝皮书：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20-2021）》收入了拙文一篇，题为“跨文明对话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文章提及“认知安全”概念。《青年记者》2023年6月（上）刊发了拙文“认知安全视域下生成式AI监管研究”，文中也介绍了认知安全概念。 最后声明：作为民间人士，洒家向来反对信息武器化。此时的笔者，更愿意通过传播来促进理解、合作与和平。为此，我们需要志士仁人站出来推动韧性社会建设，建立全球和平网络，曝光那些操纵社会认知以谋取私利的不光彩行为。 May the world be at peace。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战略传播前沿》，CWB转载时略有删减。本文配图由AI生成。）
文章推介
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文/唐摩崖 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届九十，“后达赖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这位象征性人物谢幕，西藏问题会随之缓和，还是转入新的复杂阶段？ 一、权威转换下的宗教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兼具宗教权威与政治象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关于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势必成为宗教合法性与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焦点。 中国政府将依照金瓶掣签制度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选出一位“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社群则可能依据达赖喇嘛生前“遗训”（设定的标准），自行寻找“转世灵童”。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彼此否认的“达赖”体系，在政治与传播上形成分裂认同的现实僵局。 二、认同结构未变，问题不会自然消解 有些人寄望达赖喇嘛圆寂将淡化西藏问题的“人物因素”，进而实现西藏问题“软着陆”，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深层结构性现实： 一是达赖体系所承载的认同纽带仍牢固存在，尤其在海外藏人社群与部分西藏民众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情感深度交织。 二是西藏问题早已从“个人议题”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涵盖语言、教育、生态、宗教与文化自治等维度。 因此，即便宗教领袖更替，认同张力不会自动削弱。反而在权威真空与象征更替之际，可能激发新的代际情绪波动。...
“一带一路”：国际社会怎么看
【编者按】本文由ChatGPT生成，文中所列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动机，是ChatGPT想定的外部猜测。编辑修改了文中个别语句，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使之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以下是ChatGPT的分析） 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迅速成为中国推动全球合作与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作为一项宏大的国际合作计划，“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增进文化交流，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对这一倡议的看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度。由于经济、地缘政治、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对这一倡议的评价不尽相同。 一、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动机 中国的主要动机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经济增长与区域合作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增长，特别是支持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机遇，同时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复苏和繁荣。通过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和贸易合作，中国期望与世界各国实现共赢。 （二）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稳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尤其是中亚和中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国通过投资建设跨国油气管道和运输通道，可以实现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从而提升国家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随着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保障能源供应和稳定的物流链条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三）战略影响力与外交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客观上也是中国提升全球战略影响力的工具。通过提供融资和基础设施支持，中国在沿线国家树立了积极的形象，增强了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从而扩大了在亚非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的这种外交战略不仅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也为中国争取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四）推动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
对待“国学”的正确态度
淬炼《素书》，超越人道 ——在《素书新讲》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素书新讲》今天正式发布，谨向三位作者致以诚挚祝贺！ 撰写的过程就是一次悟道修行，祝贺你们比普罗大众率先一步完成了对《素书》的初阶参悟，感谢你们把一生的修行成就透过《素书新讲》贡献于社会！ 这几天我拜读了你们对《素书》的讲解，吸取了你们的智慧能量，也识别了你们的解读框架。《庄子•天道》云：“语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你们厚积薄发，快速成书，并非偶然。 世界在剧变，价值观在加速重构，此时此刻，研读《素书》并践行其道，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提升自我。经典常读常新，随着生命境界的提升，更多读者终将穿透“文字相”，触及“非常道”的玄妙真义。 所谓国学，广义地讲就是我国古代先贤阐释“修身齐家治国”的实践智慧。国学经典强调经世致用，具备相当的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不过，作为根器优良的“堪受者”，各位应该意识到，国学揭示的是“人道”的运行规则。 历时地看，国学植根于我国封建农耕社会；共时地看，国学孕育于华夏文明之母。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应意识到文化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应该有意识地超越人道，向地道和天道奋发前行。以此与诸君共勉。 作为初阶读者，借助《素书新讲》的指引来领悟国学经典的智慧，是一个方便法门。 期待潜心修行若干年后，各位能再度联手，站在更高维度重新诠释《素书》，推动《素书》凤凰涅槃！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香港《无界传播》总编辑
中国要警惕坠入“双盲”陷阱
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关税战暴露美国对华多重误判
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