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
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二战后种族平等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先进帮助后进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银行资金流向的首位，中国加入WTO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 反观美国为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成本，从其负担约1/5强的联合国经费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中国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和平。19世纪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1816-2001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 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 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 换言之，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贸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 二、理解中国经济...
《无界传播》征稿启事
在这个信息纷杂但共识稀缺的时代，《无界传播》秉持”以理性穿透偏见，以对话消弭鸿沟”的初心，致力于构建跨文明对话场域。我们相信，当文字成为解构认知壁垒的手术刀，当思想化作弥合文明裂痕的黏合剂，人类终会抵达更高维度的和谐化境。 【征稿主题】《无界传播》旨在促进跨文明对话，消除认知鸿沟，促进跨越地域、种族、信仰、阶层、国界、文化的对话与合作，推动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行文准则】 展示较高维度；呈现事实依据；避免空泛议论；构建严密推演链条；提出新见解；理性阐述；彰显人文关怀；遵守相关法律；作者拥有完全版权。 【特别说明】《无界传播》由总编辑个人薪金维持，不以盈利为目的，目前无力支付稿酬，祈望谅解。 【文章篇幅】言简意赅，以1000-2000汉字或600-1200英文单词为宜（稍长文章请附摘要） 【语言要求】中文或英文 【投稿邮箱】bytaishan AT sina.com （3日内如收不到回复，请换种方式联系或另投它处） 【结语召唤】当您写下每个字符时，都是在为不同文明搭建对话的连廊；当您的观点被传播时，就是在给世界的伤口敷上理性的药膏。《无界传播》期待与您共同书写一部特殊的历史——不是用剑与火，而是用思想与文字铸就的和平史诗。 《无界传播》编辑部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文章推介
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题为《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以下是该报告关键内容的中文译文。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和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因此，缓和这一竞争关系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键目标。 本报告作者提出，即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可能在若干特定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为总体稳定竞争关系以及三个具体议题——台湾、南海、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要发现 若干广泛原则可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建议 六项总体性举措可帮助缓和美中竞争的紧张程度： 针对台湾、南海及科技竞争的具体策略
“两岸开战不可避免”，马英九真说过这话？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马英九说过这话。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在中文舆论场中反复出现一种说法：马英九在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称，“两岸开战不可避免”。这一表述被频繁引用，用以证明台海冲突的“必然性”，甚至成为部分讨论中的前提性判断。然而，马英九真说过这句话吗？ 一、从“广泛流传”到“可被核查” 在信息高度密集的传播环境中，“很多媒体都在说”常常被等同于“事实已经成立”，但在新闻与学术规范中，一项基本原则始终成立：判断是否真实，不取决于传播规模，而取决于是否存在可核验的原始来源。 基于这一原则，笔者对相关说法进行回溯，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几乎所有中文媒体报道都指向同一来源表述——“韩国《朝鲜日报》采访”，但报道并未提供原始采访链接、原文截图或可查的韩文文本。报道之间高度同质，呈现明显的转引特征，却难以看到独立核实的痕迹。 二、《朝鲜日报》原始报道是否存在？ 围绕“2023年6月马英九接受《朝鲜日报》采访”这一说法，进行针对性检索后，目前可以确认的是： 第一，在《朝鲜日报》官方网站及其可检索的韩文、英文内容中，未能找到对应采访全文或相关报道。 第二，在国际主流新闻数据库、通讯社资料以及其他韩国主流媒体（如《中央日报》《东亚日报》）中，也未发现交叉引用或转载该采访的记录。 第三，现有中文报道中所引述的所谓“原话”，无法回溯到任何可验证的一手文本。 换言之，截至目前，这则被反复提及的“韩媒采访”，在公开可核查层面并不存在可靠的原始证据链。...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师如此“顺从”？
文/米迦勒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师特别好管理？ 这是微信视频号“雨落禅心静”在其作品中抛出的问题， 意思是为什么大学教师如此顺从于管理者？ 管理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压制， 文件规定想一出是一出， 一再试探老师的容忍底线， 结果发现底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对此，她指出了三个原因。 一是老师本身没钱没权， 二是职业对大学教师的职业约束， 三是大学教师已在硕博阶段接受并通过了“服从性测试“。...
什么是“内容工厂”？警惕其武器化倾向
文/毕研韬 在数字时代，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每天，无数文章、视频、社交帖文在网络上快速涌现，塑造着公众认知。在这种背景下，“内容工厂”这一概念逐渐被广泛使用，它形象地描述了一种高效、批量化的内容生产模式。然而，随着技术发展和传播工具的升级，内容工厂的潜在武器化倾向值得引起重视。 一、概念来源与基本内涵 “内容工厂”这一词语在中文语境中较新，其概念最早来源于英文的Content Factory或Content Mill。 在中文中，“内容工厂”直译自英文，既形象又易于理解：像工厂流水线一样大量生产文本、视频、图片、音频等内容。其核心特征包括： 二、内容工厂的典型使用场景 商业与新媒体领域：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自媒体中，内容工厂模式广泛应用于企业宣传、品牌建设以及流量变现。团队通过高频发布和标准化模板，使内容覆盖广泛受众，提高曝光率。 科普、教育和信息传播：一些科普平台、教育机构或知识服务公司，也采用部分流水线化生产模式，将文章、视频或教学内容批量生成，以满足受众规模和覆盖需求。 国家安全与公共传播：在国家安全、公共舆论管理和政策宣传中，内容工厂模式可用于：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安全领域的内容工厂更侧重于舆论管理和信息影响，其合法性与规范性在不同场景下可能存在争议。...
AI出鞘：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重塑现代战争格局
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