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
声誉安全：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声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资产：它降低国际社会的判断成本，也降低国家在危机中的信任损失。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31日 在国际竞争日益表现为认知竞争、信任竞争和规则竞争的今天，一个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不只是军事、经济或技术风险，也包括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它、信任它以及是否愿意与它合作。由此，“国家声誉”逐渐进入国际传播、安全与战略研究视野。 “声誉安全”（reputational security）并非新概念。早在2017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学者Nicholas Cull就提出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对“软实力”理论的重要延伸。近年来，这一概念开始进入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研究，学者开始讨论国家声誉如何影响国际信任、政策合法性以及国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传播的目标正在从塑造国家形象，进一步转向维护国家声誉及其所产生的国际信任。 一、从国家形象到声誉安全 传统的国家形象研究主要回答“世界怎么看我”。国家品牌研究进一步关注“如何形成积极印象”，软实力理论则关注这种积极印象能否转化为吸引力。 “声誉安全”提出：当国际环境出现危机、冲突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一个国家能否依靠长期积累的声誉，维持国际社会对它的基本信任？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声誉并不是简单的知名度，也不是一时的好感，而是国际社会根据一个国家长期行为形成的相对稳定判断。 声誉的核心不是“别人听到了什么”，而是“别人根据长期经验相信什么”。 因此，声誉具有明显的累积性、关系性和时间性。一个国家今天的传播行为，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今天的舆论，也可能影响未来国际社会对其承诺、政策和行为的判断。 二、国际传播正在从“塑造形象”转向“积累信誉” 如果说国家形象更多关注“被看见”，那么声誉更关注“被相信”。 这要求国际传播发生三个变化。 第一，从“传播形象”转向“积累信誉”。如果传播内容与实际行为长期不一致，传播投入越大，反而可能扩大认知落差。真正具有声誉价值的国际传播，必须建立在可信行为基础上。 第二，从“争取好感”转向“降低不确定性”。国际主体对一个国家的判断，最终往往服务于行动决策：是否投资、是否合作、是否相信其承诺、是否愿意维持长期关系。因此，声誉的战略价值并不只是“形象好”，而在于能否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预期。 第三，从“回应舆论”转向“建设声誉韧性”。今天的信息环境高度碎片化，负面信息、错误信息和情绪化叙事都可能迅速扩散。一个国家不可能消除所有负面舆论，也不可能对每一次质疑都进行回应。真正重要的是，当危机发生时，国际社会是否拥有足够的既有信任来抵消短期冲击。这就是声誉的“安全功能”。 三、声誉为什么具有安全价值 “声誉安全”的核心，并不是让一个国家永远保持正面形象，而是使其在不利环境中仍然具有一定的信任储备和声誉韧性。...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认知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三、认知后果：国家形象的“加权偏移” 当异议叙事进入国际传播循环，其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加权性的。 第一，它强化“内部否定性证词”的解释权重。外部受众往往将“来自内部的批评”视为更高等级信息来源，从而对其他类型信息产生相对折扣。 第二，它压缩认知多样性。在高密度传播环境中，外部受众接触到的中国相关信息结构可能发生偏移，即冲突性内容占比上升，而日常性、建设性或中性内容被边缘化。 第三，它形成“代表性错觉”。部分受众可能在无意中将高可见异议声音误认为“更广泛中国社会的真实代表”，从而对整体国家形象形成结构性误判。 这种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中国议题上，而是国际舆论中普遍存在的“可见性替代代表性”问题。 四、叙事竞争：多源信息体系中的权重博弈 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并非仅由异议叙事构成，而是由多重信息源共同塑造，包括官方信息、商业数据、学术研究、媒体报道以及普通个体经验。 然而，这些信息源在传播结构中的权重并不均等。异议叙事之所以突出，在于其同时具备三个特征：高冲突性、高人格化、高传播适配性。 相比之下，结构性叙事（例如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或长期趋势）在传播上往往缺乏即时情绪驱动，需要更高解释成本。 因此，国家形象在国际舆论中的形成，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结构：高强度叙事主导可见性，而低强度结构性事实支撑背景认知。...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为何截然不同？
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这种差异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现象：国家形象不仅是国际政治或经济关系的结果，也与各国社会内部的价值体系有关。当不同社会拥有不同的政治价值框架时，对同一国家的评价自然会出现明显差异。 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框架的影响 国家认知也受到安全结构的影响。对于处在美国安全体系中的国家而言，中国议题往往被纳入战略竞争框架之中。 在安全研究领域，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同盟认知效应”。当一个国家处在某一安全联盟体系中，其对外部国家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联盟叙事和安全议题的影响。例如在东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中国问题往往与地区安全、技术竞争或制度差异相联系。 这一点在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研究发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希望维持与中国的合作，但在安全和制度议题上则保持较高警惕。这种“合作与警惕并存”的认知结构，使中国形象在一些国家呈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特点。 三、经济关系：利益结构影响国家认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经济联系往往是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首先是一个贸易伙伴、投资来源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
中国网红比国家媒体更能影响美国人：研究摘要
谁在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境下，中国网红的影响力可能超过国家媒体。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国际传播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媒体仍然是重要的信息生产者，但在社交平台主导的传播结构中，个人内容创作者的影响力正在迅速上升。 一、一项关于平台传播的研究 2026年1月，一篇题为Foreign influencer operations: How TikTok shapes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的论文发布于学术平台arXiv。文章通过分析短视频平台上的涉华内容传播情况，考察不同类型账号对美国用户态度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与国家媒体账号相比，一些中国网红发布的生活类视频往往更容易获得观看和互动。 这些内容通常围绕城市生活、文化体验、美食旅行或普通人的日常活动展开。研究者注意到，这类视频经常引发大量讨论，一些美国用户在互动中表达出对中国社会新的认识。 研究并没有简单得出“谁更有效”的结论，但提出一个重要判断：在社交平台环境中，个人创作者更容易进入普通用户的日常信息流，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公众印象。 二、平台时代传播结构的变化 这一现象与数字平台的传播机制密切相关。社交平台时代，信息传播越来越依赖算法推荐。平台会根据用户兴趣不断推送内容，传播效果往往取决于互动率、观看时长和分享行为等指标。 在这种环境下，内容风格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明显增强。个人创作者更倾向于使用生活化叙事，内容节奏也更符合短视频平台的观看习惯，因此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 相比之下，国家媒体的内容通常更接近传统新闻报道，其叙事方式较为正式。在平台环境中，这类内容有时不容易进入普通用户的日常浏览信息流。 三、国家传播与个人传播的差异 在传播逻辑上，国家媒体与个人创作者存在明显差异。国家媒体承担信息发布与公共传播等多重功能，因此在叙事上需要保持较高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个人创作者则拥有更大的表达自由。他们可能只是记录一次旅行、介绍一种美食，或者展示城市生活的某个片段。这些内容虽然并不以国家传播为目标，但却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对一个国家的印象。...
文章推介
草根诗里的浮世重担：中国老百姓的挣扎与无奈
无题 作者：悟能 一生辛苦只为钱，半生已过未得闲。 儿时理想尚未圆，转眼黄土到胸前。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醒时苦 作者：江西网友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转身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苦。 青山笑我已暮年 作者：河南网友 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问我几时闲。...
王爱琳案件：给海外华人的警示
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跨国背景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责任与政治风险。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王爱琳（Eileen Wang）是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华裔政治人物，曾担任该市市议员和市长，并参与华人社区活动以及华文媒体运营。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她涉嫌未依法披露与外国政府有关的活动，并涉及外国代理问题。王爱琳已同意认罪协议，如罪名成立，最高面临十年监禁。 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院裁定。 无论案件最终如何了结，它已经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外华人参与政治事务、社区活动和媒体传播，正在面临怎样的新风险？ 一、海外华人参与政治面临新风险 从历史看，海外华人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 过去，许多华人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教育提升和社区建设。随着社会地位提高，越来越多华人开始参与地方政治，进入公共事务领域。 这种参与本身，是民主社会多元化的重要体现。任何社会群体都有权通过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参与公共治理。...
以观念更新推动国际传播范式迭代——在察哈尔读书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柯（银斌）主任邀请，感谢各位精心筹备这次活动。 我先介绍三个传播学概念。一是“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有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反而分歧越大、距离越远。二是“意识形态浓度”。2025年8月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在该文中我用“意识形态浓度”指代特定文本、符号、叙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元素、价值立场或政治导向的显性程度、密集程度与感知强度。三是“告知即影响”（To inform is to influence），是指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流程，即便意识形态浓度极低，也会对受众认知产生方向性影响。如听到“台风明晚登陆本市”，市民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下面我就筹备组拟定的三个问题简要阐述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问题一：怎样才能突破熊猫、美食这种“浅层”喜欢，让世界各国理解甚至认同我们背后“硬核”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可从3点入手： 1.降低意识形态浓度，突破认知屏障 在跨文化传播中，任何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政治目的或制度优越感的表达，都会被受众归类为“宣传”，自动触发防御机制。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叙述无法进入对方的认知体系，更无法赢得信任。...
一个危险信号：大国政治不再忌惮国际舆论
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认知：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顾及国际舆论、国际合法性与道义评价。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大规模国际谴责，往往意味着外交压力上升、国际形象受损，甚至可能影响经济、联盟与战略环境。因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全球声誉”等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 但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舆论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从美国长期强化域外制裁到各国不断升级认知战与信息战，国际政治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大国依然重视传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相信，国际批评未必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成本。 这种变化，意味着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深层结构转型。 国际舆论为何曾经具有约束力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扩张。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化与规则体系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叙事。 在这一时期，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道义层面，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现实利益。国际谴责可能引发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家形象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贸易与国际合作；道义危机甚至可能冲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国际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声誉约束”。 正因如此，过去许多国家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努力争取“合法性叙事”。无论是强调反恐、人道主义、国际法依据，还是寻求联合国授权，其核心目的，都是降低国际舆论带来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合法性工程。...
美国拟立法，把“跨境镇压”定义为刑事犯罪
美国国会正试图将一个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政治概念——“跨境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正式写入联邦刑法。 作者：《无界传播》评论员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 7月14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参议员共同提出《制止跨境镇压法案》（Sto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ct）。根据法案内容，外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在美国境内实施骚扰、威胁、施压、跟踪、恐吓等行为将被认定为“跨境镇压”，最高可面临10年刑期。 值得关注的是，参议院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中国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推动该法案的重要背景之一。美国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赋予中国政府对境外相关人员追责的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通过新的联邦法律予以回应。 如果法案最终通过，它将不仅是一部刑事法律，更意味着美国正在将“跨境镇压”塑造成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概念，并赋予其法律效力。 一、一个政治概念正在完成制度化 近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多使用“跨境镇压”这一概念。...
中国同意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
文/毕研韬 中国外交部4月28日宣布，中方已同意印度香客于今年夏季前往西藏朝圣，朝拜冈仁波齐山和玛旁雍措湖两大圣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是中印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自2020年起，由于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局势，朝圣之旅已中断五年之久。疫情前，每年有约1.5万名印度香客前往西藏朝圣。每年6月至9月是传统朝圣季节。 冈仁波齐山（Mount Kailash）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海拔6600多米，被印度教徒奉为湿婆神的居所，也是佛教、耆那教和苯教徒心目中的圣山。其北侧的玛旁雍措湖（Lake Manasarovar）被尊为“圣湖”。 中印双方领导人于2024年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印关系随之出现缓和迹象。2025年1月，中印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恢复直航、推进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达成共识。此次恢复朝圣安排被视为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 尼泊尔旅游部门预测，2025年朝圣季将吸引2万多名印度香客，当地旅行社已开始筹备服务接待事宜。 中国佛教徒期待双向奔赴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拥有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如简化签证流程、开通直航航线等。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仍存分歧。然而，在宗教交流等人文对话领域寻求共识，可为构建更加稳健的双边关系提供新的可能。宗教朝圣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文明对话形式，蕴含着可观的和平潜力。 中印两国共有近30亿人口，都是拥有悠久宗教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若能以相互开放宗教圣地为契机，推动人文交流制度化、常态化，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民间理解与互信，也将为全球宗教交流与文明互鉴注入积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