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认知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三、认知后果：国家形象的“加权偏移” 当异议叙事进入国际传播循环，其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加权性的。 第一，它强化“内部否定性证词”的解释权重。外部受众往往将“来自内部的批评”视为更高等级信息来源，从而对其他类型信息产生相对折扣。 第二，它压缩认知多样性。在高密度传播环境中，外部受众接触到的中国相关信息结构可能发生偏移，即冲突性内容占比上升，而日常性、建设性或中性内容被边缘化。 第三，它形成“代表性错觉”。部分受众可能在无意中将高可见异议声音误认为“更广泛中国社会的真实代表”，从而对整体国家形象形成结构性误判。 这种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中国议题上，而是国际舆论中普遍存在的“可见性替代代表性”问题。 四、叙事竞争：多源信息体系中的权重博弈 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并非仅由异议叙事构成，而是由多重信息源共同塑造，包括官方信息、商业数据、学术研究、媒体报道以及普通个体经验。 然而，这些信息源在传播结构中的权重并不均等。异议叙事之所以突出，在于其同时具备三个特征：高冲突性、高人格化、高传播适配性。 相比之下，结构性叙事（例如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或长期趋势）在传播上往往缺乏即时情绪驱动，需要更高解释成本。 因此，国家形象在国际舆论中的形成，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结构：高强度叙事主导可见性，而低强度结构性事实支撑背景认知。...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为何截然不同？
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这种差异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现象：国家形象不仅是国际政治或经济关系的结果，也与各国社会内部的价值体系有关。当不同社会拥有不同的政治价值框架时，对同一国家的评价自然会出现明显差异。 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框架的影响 国家认知也受到安全结构的影响。对于处在美国安全体系中的国家而言，中国议题往往被纳入战略竞争框架之中。 在安全研究领域，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同盟认知效应”。当一个国家处在某一安全联盟体系中，其对外部国家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联盟叙事和安全议题的影响。例如在东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中国问题往往与地区安全、技术竞争或制度差异相联系。 这一点在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研究发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希望维持与中国的合作，但在安全和制度议题上则保持较高警惕。这种“合作与警惕并存”的认知结构，使中国形象在一些国家呈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特点。 三、经济关系：利益结构影响国家认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经济联系往往是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首先是一个贸易伙伴、投资来源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
中国网红比国家媒体更能影响美国人：研究摘要
谁在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境下，中国网红的影响力可能超过国家媒体。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国际传播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媒体仍然是重要的信息生产者，但在社交平台主导的传播结构中，个人内容创作者的影响力正在迅速上升。 一、一项关于平台传播的研究 2026年1月，一篇题为Foreign influencer operations: How TikTok shapes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的论文发布于学术平台arXiv。文章通过分析短视频平台上的涉华内容传播情况，考察不同类型账号对美国用户态度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与国家媒体账号相比，一些中国网红发布的生活类视频往往更容易获得观看和互动。 这些内容通常围绕城市生活、文化体验、美食旅行或普通人的日常活动展开。研究者注意到，这类视频经常引发大量讨论，一些美国用户在互动中表达出对中国社会新的认识。 研究并没有简单得出“谁更有效”的结论，但提出一个重要判断：在社交平台环境中，个人创作者更容易进入普通用户的日常信息流，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公众印象。 二、平台时代传播结构的变化 这一现象与数字平台的传播机制密切相关。社交平台时代，信息传播越来越依赖算法推荐。平台会根据用户兴趣不断推送内容，传播效果往往取决于互动率、观看时长和分享行为等指标。 在这种环境下，内容风格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明显增强。个人创作者更倾向于使用生活化叙事，内容节奏也更符合短视频平台的观看习惯，因此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 相比之下，国家媒体的内容通常更接近传统新闻报道，其叙事方式较为正式。在平台环境中，这类内容有时不容易进入普通用户的日常浏览信息流。 三、国家传播与个人传播的差异 在传播逻辑上，国家媒体与个人创作者存在明显差异。国家媒体承担信息发布与公共传播等多重功能，因此在叙事上需要保持较高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个人创作者则拥有更大的表达自由。他们可能只是记录一次旅行、介绍一种美食，或者展示城市生活的某个片段。这些内容虽然并不以国家传播为目标，但却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对一个国家的印象。...
文章推介
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涉华报告，聚焦“影响力行动”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南海传播》在海南创刊，公开发行
文/毕研韬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海岸生活》期刊更名为《南海传播》，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46-1093/G0。 《南海传播》由海南日报社主管主办，为国际传播类专业期刊，以季刊形式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根据相关报道，该刊并非局限于南海议题传播，而会关注更广泛的国际传播前沿课题。 据悉，这是目前海南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 在建设自贸港背景下，海南已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前沿基地和露天试验场，祈望《南海传播》能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指引。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媒体《京师学人》“自主注销”
一个校园媒体的消失，本不应成为国际议题，但当其被置于全球信息治理与传播安全化语境中，便不再只是个案，而成为观察中国传播秩序演变的一个切口。 文/石敢当 从校园副刊到公共表达平台 《京师学人》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体系，长期由学生团队运营，最初定位为校内副刊。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其传播重心逐步转向微信公众号，内容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从以校园新闻为主，逐渐扩展至学术议题、社会观察乃至公共评论。 这种演变并非孤例。在不同国家的高校体系中，学生媒体通常既是新闻实践的训练平台，也是青年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入口。《京师学人》的特殊性在于，其议题不断外溢，逐渐突破校园边界，进入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空间。这使其在事实上具备了一定的“准公共媒体”属性，尽管其制度身份仍然属于校内组织。 “自主注销”的制度语境 根据公开信息，《京师学人》在经历多年内容调整与运营收缩后，于2026年以“自主注销”的形式停止运营。从表述上看，“自主注销”强调的是组织行为，但在现实语境中，这一选择往往嵌入于更宏观的制度环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高校新媒体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整合与规范化过程，大量学生组织的账号被清理或合并，校园传播逐步回归更加清晰的管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媒体普遍面临三方面变化：内容边界趋于明确、组织责任向上集中、表达风险逐渐显性化。 当这些因素叠加时，依赖相对弹性空间运作的学生媒体，其生存条件会发生结构性改变。《京师学人》的退出，可以被视为这一变化在具体个案中的体现。 外媒为何关注这一事件 包括BBC、《德国之声》在内的一些国际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其关注点并不局限于一个校园账号的消失，而是将其置于更宏观的叙事框架之中。 从外部视角看，这一事件通常被解读为中国青年表达空间变化、高校舆论生态调整以及信息治理逻辑强化的体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解读本身具有一定的框架依赖性。外媒往往将个案纳入既有认知结构，从而强化其对中国信息环境的整体判断。...
建议国际足联（FIFA）官网增加（恢复）中文网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近日，不少中国网友注意到，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官方网站目前提供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印尼语、韩语、日语、阿拉伯语共10种语言的页面入口，其中没有中文。 这一现象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引发热烈讨论。有不少舆论认为，因为与中国就世界杯转播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足联一怒之下删除了中文页面。很多中国网友信以为真、愤愤不平 从国际机构运营角度看，是否提供某种语言版本，不仅涉及运营成本与内容维护，也体现其对相关语言使用群体规模、市场价值以及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评估。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是否提供中文网页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体育市场之一。 无论是世界杯观众规模、商业赞助能力、赛事转播市场，还是足球人口与消费潜力，中国都已成为国际足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国际足联官网长期缺乏中文页面，难免会让部分中国用户产生一种“不被重视”的感受。 这种情绪并不难理解。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中文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一种文化身份与国家地位的体现。尤其是在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国际机构是否提供中文服务，往往会被视为一种正式认可与平等对待的象征。 事实上，越来越多国际组织与跨国机构已经开始强化中文服务体系。例如联合国长期使用中文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多数国际科技平台均设有完整中文界面；越来越多国际体育赛事开始重视中文传播与中国市场运营。 因此，如果国际足联增加（恢复）中文网页，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球迷的使用体验，也有助于增强中国社会与国际足球之间的连接感。 这不仅是市场问题，更是一种文化尊重。 国际化从来不只是“进入市场”，更包括对不同语言、文化与受众的平等理解。对于一个真正面向全球的国际体育组织而言，中文不应被视为边缘语言，而应被视为全球传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泼斯坦档案解封后：谁在回应，谁在沉默
我们应当如何借助回应与沉默，进一步理解这些高度复杂的法律文本。 文/毕研韬（中国传播学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 “爱泼斯坦档案”是指围绕美国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与性交易案件，在多年司法调查、刑事诉讼及相关民事诉讼中形成并逐步公开的一系列法律文件。这些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证人证词、证人笔录、通信记录摘要、航班清单、法庭动议文件，以及与共犯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案件相关的司法材料。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档案本身层级差异极大：有的是经法庭采信的证词；有的是未经交叉质证的单方陈述；还有相当一部分，仅仅是“被提及的名字”，并不构成指控，更不等同于事实认定。正是这种层级复杂性，使得档案在公共传播中极易被误读，也正是本文反复强调“区分层级”的原因。 一、档案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与机构 根据已公开、可核查的司法文件，档案中出现过的知名人物与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按是否回应区分）： （一）已公开作出回应或澄清的个人与机构 1.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美国前总统。其发言人否认其知晓或参与任何非法行为，并强调与案件无关。 2.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