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贸港
四十年善行：海南雷锋哥的德蕾莎式奉献
毕研韬｜《无界传播》总编辑 在全球公益叙事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代表的并非宏大的制度工程，而是一种长期、低调，面向最弱势群体的持续奉献伦理。这种实践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海南，有一位被公众称为“海南雷锋哥”的普通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善行，走出了一条清晰且具借鉴意义的公益之路。 “海南雷锋哥”本名刘育峰，1963年1月出生于海南。1986年起，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与许多阶段性志愿服务者不同，他的公益选择从一开始就彰显出长期性——并非因事件驱动，而是将公益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04年，他继承家父中医衣钵，秉持慈悲精神，系统掌握中医理疗与康复技能，并逐步将专业技能融入公益，让“助人”从情感表达升华为可持续、可复制的现实服务。 四十年来，他的公益实践覆盖医疗救助、应急救援、长期帮扶、心理关怀、志愿组织、公共传播、体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他已在街头紧急施救15名突然晕倒的市民，凭借急救与中医理疗手段，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通过长期中医义诊、社区健康服务和个案帮扶，累计帮助各类困难群众超7万人次，涵盖残疾人、低保家庭、困难儿童与长期卧床者。 他的公益并非一次性援助。对于部分受助对象，他长期上门进行康复调理与心理疏导，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重建社会连接。截至当下，他自掏腰包用于公益的支出累计已超69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医疗材料、慰问支持与长期帮扶。这种持续投入，让他的公益行为呈现出“精准性”——资源不分散，而是围绕真实需求长期投入。 在实践方式上，“海南雷锋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孤立的道德楷模，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团队建设拓展公益范围。自2013年起，他组织并带动志愿者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将个人行动转化为社区层面的公益网络。同时，他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公益理念与健康知识，以平实语言传递助人价值，推动“行善即日常”的社会认知。 正因如此，他的实践与德蕾莎修女形成了跨文化的精神共鸣：二者都不依赖宏大叙事确立意义，而是通过时间沉淀、具体服务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构建公共信任。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奉献在海南的现实语境中，深度融入社会与中医文化传统，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在我看来，“海南雷锋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蕴含着一种可推广的社会可能。若这种精神与实践能在海南持续传播，并在制度层面得到理解与支持，它完全能够惠及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群，让公益成为海南自贸港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当善意不因身份受限，当服务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核心，“宜居、宜业、宜游、宜学”便不再只是经济或政策指标，而会化作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一座面向世界的“公益之岛”，并非理想化的口号，而是一条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实践之路。
毕研韬教授解构“自贸港世界影响力”迷思
世界影响力不等于国际曝光度，也不等于短期的政策吸引力。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12月2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口出席“海南自贸港世界影响力”专题研讨会，并作题为《世界影响力：迷思与真相》的专题发言，系统解构当前围绕自贸港“世界影响力”的若干认知误区。 毕研韬指出，现实讨论中常将世界影响力简单等同于国际曝光度、短期资本流入或政策优惠所带来的阶段性吸引力，但这些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可见度”或“即时效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力。他强调，世界影响力的核心在于是否对国际规则的生成与运作方式、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度接口以及地缘政治参与路径产生结构性影响。 围绕这一判断，毕研韬从制度实验的可被引用性、规则冲突的技术性协调能力，以及在去全球化和阵营化背景下构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影响力形成的现实机制。他认为，自贸港未必直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但有可能通过制度实践，改变地缘政治进入经济空间的方式。 在发言最后，毕研韬结合信息茧房、算法放大效应与认知偏差等问题指出，若缺乏必要的认知素养，信息数量的增加未必带来理解的深化。厘清“世界影响力”的真实内涵，是评估海南自贸港长期价值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 研讨会由海南博睿智库研究院、天津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海南省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并得到新华社海南分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等媒体的支持。
毕研韬祝贺亚洲艺术馆开馆暨首展启幕
恭贺亚洲艺术馆开馆暨首展启幕 值此海南自贸港启动封关运作之日，亚洲艺术馆于海口开馆并举办首展《封关时刻：交汇与重塑——庆祝海南自贸港封关当代艺术展》，谨致以诚挚祝贺！ 海南封关运作，标志着中国制度型开放进入实践阶段，表明海南正以更加清晰、稳定的规则体系，走向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此历史节点，亚洲艺术馆以当代艺术回应“封关”议题，凸显跨文明对话的现实意义：当世界体系加速分化，艺术为跨越差异提供了一种非对抗、可持续的对话方式。 本次展览汇聚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艺术家，以多元媒介呈现对“现实、在地与未来”的艺术表达。展出不止于呈现文化异同，更借由创作与对话，开辟彼此理解的空间。这种基于平等与尊重的跨文化实践，使“封关时刻”超越地域与制度边界，成为不同文明相互观照、彼此回应的公共时刻。 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认知分裂加深的当下，文明之间往往被简化为价值对立与叙事冲突。亚洲艺术馆开馆的意义，正在于为这种结构性紧张提供另一种回应路径——以交流消弭误读，以审美经验拓展理解边界。通过策展叙事、理论研究、公共教育等活动，艺术馆有望成为一个稳定而开放的全球对话平台，使不同文明得以在持续的互动中逐步建立信任与理解。 期待亚洲艺术馆立足亚洲经验，直面世界议题，在长期实践中推动认知互通与文明互鉴，使海南不仅成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窗口，同时成为跨文明对话的重要文化节点。 毕研韬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 《无界传播》（CWB）总编辑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2025年12月18日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关乎每个中国人的未来
文/毕研韬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历史大幕即将开启。 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正式启幕。此举不仅是一项地方政策的实施，更是国家深谋远虑的落子——它关乎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制度创新的前沿探索，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跃升。海南封关的意义，远超一岛一域。它旨在优化国家整体战略环境，提升治理效能，其红利将最终惠及每一位国民。 一、宏观层面：全力重塑国家战略环境 当前，全球格局面临深刻重塑。大国竞争日益向多维度、深层次演进，在地缘政治、科技、能源、金融、贸易等关键领域展开系统性战略博弈。供应链格局加速调整，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制度型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维度，国家的治理效能、政策可预期性与制度设计能力，正成为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 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打造制度型开放的高水平试验平台。封关运作旨在构建规则统一、预期稳定、风险可控的制度环境，为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提供坚实基础。这不仅是提升国内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更是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示中国制度竞争力与政策透明度的窗口，有助于持续增强全球市场对中国的长期信心。 第二，彰显国家战略布局的前瞻性与主动性。海南自贸港建设超越区域性发展范畴，是中国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塑造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主动推进制度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旨在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开放体系，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赢得更大主动权，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构筑国家长期发展与安全韧性的关键支柱。在全球经济波动与摩擦频发的背景下，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是国内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海南封关运作通过制度型开放，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注入稳定性，并通过辐射效应，为全国创造更高质量就业、更可持续的收入增长与更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项惠及长远的国家战略性安排。 二、中观层面：以制度创新引领全国治理能力升级 封关运作的核心，是在一套高标准、规范化的制度框架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它既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实践，亦是对国家治理与制度执行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 首先，封关运作是对国家制度执行力与协同效能的关键验证。海南封关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税收、人员流动等诸多领域，要求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实现高效协同。每一环节的顺畅运转，都直接检验政策的落地能力与系统的协调水平。成功的实践将为全国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与管理范式，为其他开放平台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其次，封关运作是驱动区域经济联动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通过投资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封关将有力推动海南产业链的拓展与升级，促进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物流业及文化创意产业等协同发展。制度环境的透明与稳定，将显著增强市场信心，吸引国内外资本与技术集聚，形成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就业的良性循环。这对海南而言是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对全国而言，则意味着形成了一套可在相似条件下移植、适配的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方案。 再次，封关运作具有显著的全球示范与规则塑造价值。海南自贸港的制度设计与开放实践，向国际社会清晰展现了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决心、逻辑与实施能力。一个稳定、透明、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全球投资者准确理解并信任中国市场，从而吸引长期资本。同时，这一成功实践也将转化为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软实力，为在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中贡献“中国方案”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撑。 综上所述，封关运作所承载的意义，远不止于即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在于推动制度型开放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长期价值。通过制度验证、经济辐射与全球示范，海南自贸港不仅为全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高标准样板，也为巩固和提升中国整体的制度性竞争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微观层面：制度红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惠及民生 海南封关运作的根本落脚点，在于让制度创新的成果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转化为惠及每一位国民的切实福祉。 首先，战略环境的优化为全民筑牢发展根基。通过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与实践，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韧性与稳定性得到增强。这一宏观环境的改善，直接传导至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为全国人民营造出更可预期的就业前景、更稳定的收入增长与更安定的生活环境。无论企业或个人，都能在一个规则清晰、政策稳定的环境下谋划长远，共享国家整体升级带来的确定性红利。 其次，治理效能的提升让制度优势转化为民生实效。封关运作是对政策执行与跨部门协同能力的全方位淬炼。由此积累的治理经验，将不仅服务于经济发展，更可复制、推广至教育、医疗、社保、公共服务等更广泛的民生领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将切身感受到，一个更高效、更透明、更高回应性的治理体系所带来的办事便利、服务优化与权益保障。 最后，制度创新的成果具有全民共享的内在属性。海南作为“试验田”，其成功探索的核心价值在于可复制、可推广。经过实践检验的先进制度与管理模式，将逐步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使改革红利突破地域限制，让每一位国民都能享有更优质的发展机会、更健全的社会保障网络与更公平的制度环境。这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宗旨。 综上所述，海南封关运作绝非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政策试点，而是一项通过底层制度创新与系统能力提升，最终服务于国家长远发展与全民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它深刻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致力于将宏大的国家叙事，转化为亿万人民可感、可知、可享的美好生活。 四、结语 海南封关，落子于制度型开放的纵横棋局，更牵动国家战略与民生福祉的全局。这步棋，是历史性跨越，更是洞见未来机遇的锁钥。作为一名海南学者，我愿倾我所有，汇入这奔腾的时代洪流，以涓滴之力，协筑新未来。
毕研韬教授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外语人才如何赋能自贸港建设？毕研韬教授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文/唐摩崖 2025年10月15日下午，应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校长黄学彬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赴该校开展学术交流，并作题为《外语人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角色》的专题报告。报告由该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苑德宇教授主持，相关专业50余名教师参加了交流活动。产学研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博作总结发言。 在报告中，毕研韬教授指出，外语人才应从“翻译者”向“认知塑造者”转型，这一过程需要系统学习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意义建构与传播效果相关知识，并注重传播生态的整体建构。毕教授还重点分析了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传播生态，结合实践探讨了外语人才的转型路径与能力要求。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始建于1947年，是海南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坐落于中国首个滨海卫星发射基地——文昌市，目前已开设18个外语语种课程，实现东盟语种全覆盖，是全省外语语种设置最为齐全的高校。
海南自贸港，如何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
文/毕研韬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临近，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其制度创新力度。除了讨论免税政策、营商环境、数据治理、资金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措施，部分观察者开始提出更深层的疑虑：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例外”吗？其政策导向和制度路径具备足够的稳定性、连贯性与可预期性吗？ 这些疑问并非完全出于偏见，而是源自一个现实冲突：“中国例外论”与“全球普适性”之间的碰撞。前者强调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后者则期望制度创新回应“普世规则”以求兼容。海南自贸港恰好处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如何阐述二者之间的兼容性，是海南自贸港对外传播的一项根本性工作。 国际社会对海南的“制度疑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能否高效落地；二是政策能否长期稳定；三是地方探索与中央统筹如何协调？概言之，这涉及外部观察者能否理解和信任这种“地方先行、中央兜底”的治理逻辑。某些国际舆论甚至将“自由港”的定位与中国中央统一领导之间设定为一种对立关系，暗示海南的高度自主权可能带来某种“治理模糊地带”。这种误读如不被及时澄清，将严重损害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信誉和发展空间。 当前，海南的国际传播多聚焦于政策宣讲，强调制度创新与营商利好，而对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政策演化路径、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等方面，解释尚不够充分。这种“重政策利好、轻制度逻辑”的传播范式，容易让国际受众产生结构性误解。 要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首先应主动回应国际关切，明确海南自贸港是在中央统一战略框架下的制度试验，而非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法外之地”。其次，要讲清制度逻辑，重点阐述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方案实施的渐进性以及权责边界的明确性，让国际社会相信海南的制度创新是有方向、有控制、可容错的系统工程。此外，引入更多“第三方声音”，包括国际智库、跨国法律与政策咨询机构等，为制度建设提供独立视角与背书。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透明度，也能在国际语境中增强政策的可信度与可解释性。 制度创新是海南自贸港的核心竞争力，而制度信任是其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讲好海南故事，不只是讲好一座热带岛屿的现代化建设，更是讲清一个制度试验场的治理逻辑与全球意义。唯有如此，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才能实现从“政策外宣”到“认知重构”的跃迁，才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可靠的认知保障。 后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没摧，说明未秀。当海南自贸港真正发展起来，可能会遭遇一些国际舆论风波，不过都很正常。
海南自贸港：中美贸易战的“缓冲区”
——《南华早报》对海南自贸港的最新解读 文／毕研韬 2025年7月23日，北京正式宣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于2025年12月18日封关运作，国际社会迅速聚焦这一制度实验的地缘意义与全球影响。《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海南自贸港不仅是中国开放格局下的一个前沿阵地，更可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扮演“缓冲区”（buffer zone）的重要角色。 在中美博弈中寻求“空间弹性” 报道引用政策研究人员的观点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关税壁垒加剧、技术脱钩趋势未减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有潜力充当中美贸易之间的“中性平台”或“制度过渡带”。其高度开放的税收制度、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和“境内关外”的政策安排，使其既能嵌入中国国内消费循环，又有望对接国际市场规范，成为中美经济之间“仍可合作”的灰色地带。 这种“缓冲”并非指政策妥协，而是通过灵活、弹性的制度配置，为中外企业提供一个避开高关税、试水合作路径的“制度缓冲池”。例如，外资企业可在海南设立基地，在规避关税的前提下向中国内地和亚太市场供货，而中国企业也能通过海南参与国际竞争，试探新型全球市场机制。 推动制度对接与供应链重构 《南华早报》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海南自贸港也可能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去中国化”趋势下的重要制度回应。通过建立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和贸易机制，海南可吸引那些不愿完全脱钩、但也不愿完全依附中美任何一方的全球企业，从而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提供一个“中间选项”。 报道特别提到，海南的低税制度（如企业所得税降至15%）、货物自由流动、服务业全面开放、人民币跨境结算机制创新等举措，有望吸引供应链“再平衡”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企业。海南或将成为连接RCEP、东盟、中国内地以及欧美市场的一处“多向接口”，其制度灵活性对中美贸易摩擦后时代具有战略价值。 政策风向标与制度试验田 《南华早报》认为，海南自贸港不仅是“政策风向标”，更是“制度试验田”。正是在中美矛盾难以迅速化解、国际经济秩序不断重构的当口，中国通过释放海南“制度自信”与“开放诚意”的信号，试图在全球叙事场域中为自身争取更多话语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并未将海南仅仅视为对美战略的一环，而是将其放入全球制度竞争与经济重塑的更大框架下。海南自贸港被看作是中国对“后WTO时代”的回应，也是构建新型全球化样态的一次有意探索。 结语 “缓冲区”这一表述，体现了《南华早报》在观察中国政策时的敏锐性与战略视角。海南自贸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开发区，而是在全球分裂趋势中，为制度竞争和合作提供一处“缓冲空间”。在未来的国际传播中，这一角色定位的价值值得进一步开发和运用。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周边传播不是制度传播的附庸，而是其操作机制的现实支点。它通过语境接近、话语降噪、平台中介、经验共享，为制度传播提供“可进入、可协商、可共建”的操作机制；也通过实践场景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的制度讲述方式，为中国国际传播范式的变革提供可感知、可测量、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制度传播的关键不是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构建认知共识；周边传播的价值则在于以柔性的实践机制，为制度叙事创造真实可感的国际场域。 在“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建构制度共识”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海南可凭借其区位优势与制度弹性，在周边传播中率先实现制度传播范式的有效跃迁。
文章推介
国际调解院32个创始成员国名单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5月30日，32个国家在香港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成为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这32个国家名单如下： 中国、阿尔及利亚、白罗斯、贝宁、柬埔寨、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毛里塔尼亚、瑙鲁、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尔维亚、所罗门群岛、苏丹共和国、东帝汶、乌干达、瓦努阿图、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摇滚女尼”琼英•卓玛被搬上荧幕
文/毕研韬 音乐纪录片《次第花開》（Ani Bond: Choying Drolma）被誉为尼泊尔版的《音乐之声》。影片用来自喜马拉雅的天籁之音，讲述了“摇滚女尼”琼英•卓玛（Choying Drolma）的传奇故事。 影片于2023年斩获华沙国际电影节最佳亚太电影奖、最受观众欢迎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之最佳长纪录片奖、最佳音乐音响奖。2024年《次第花开》受邀成为尼泊尔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 《次第花开》由林芬、白杉两位导演联袂执导，主要采访对象包括琼英•卓玛、努•巴杰拉查里亚、益西曲珍、阿旺拉姆、白玛仁钦、卓玛次仁。 导演林芬（左）与白杉（右）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泊尔藏族歌者，因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音乐风格被誉为“天籁歌者”、“摇滚女尼”。她的音乐扎根于藏族文化沃土，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姑，她的宗教素养为她的音乐作品注入了深邃的精神内涵。她以音乐传递对生命、爱与和平的思考，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和开拓者。 琼英•卓玛不仅在藏族文化圈享有极高声誉，她的音乐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琼英•卓玛用梵音咏唱的《大悲咒》是我几乎天天聆听的天籁之音。...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路透社：2025年中美战略对峙深化
中美战略对峙深化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文/毕研韬 纵观2025年，中美两国在战略、经济、安全以及地区影响力等核心议题上的对峙态势不断加剧。尽管双方在个别议题上仍保持着接触与有限合作，但冲突性政策频繁出台，彼此信任程度未见明显改善。这一态势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台湾问题成为最新摩擦焦点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约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这是迄今为止对台湾规模最大的一笔武器销售。此次军售涵盖高机动火箭系统（HIMARS）、榴弹炮、无人机等装备，旨在提升台湾所谓的“防御能力”。台湾方面表示，这将增强其军力，并计划增加约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以配合这一举措。 这一军售行为再次激怒了中国政府。北京将台湾视为核心利益问题，认为美国此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将加强军事训练，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北京方面认为，美国的军售行动不仅违反“一中原则”，还可能加剧台海两岸潜在冲突风险，进一步拉高中美军事对峙的紧张程度。 二、国防授权法案引发中方强烈反对 中国对美国最新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针对中国的多个条款表示强烈不满。中方认为这些条款夸大所谓“中国威胁”，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并已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实施相关内容，否则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这一立场表明，除具体的军事销售事件外，美国在国防立法中纳入有关中国的内容，也被视为战略对抗的一部分，使两国在安全政策层面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三、经济与技术领域摩擦持续升级 除安全与军事议题外，中美在贸易与科技领域的摩擦也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已对涉及高端技术的芯片销售启动审查，这项审查可能使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向中国出口先进AI芯片的许可获批与否面临关键抉择。此举表面上看似有利于缓解技术封锁，但也引发美国内部担忧，担心技术流向中国可能强化其军事与AI能力。 与此同时，在全球供应链与地缘经济领域，中国企业正寻求将部分业务转移至第三国，如新加坡，以规避中美紧张关系带来的商业风险。这一趋势反映出跨国经营者在战略竞争环境下的调整与重塑。 四、中美在地区冲突调解中保持“竞争兼合作”姿态...
记者证必须由政府颁发吗？
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当宇航员从太空回来：一种叫“总观效应”的认知觉醒
文/毕研韬 一、从“俯瞰”到“觉醒” 当宇航员第一次从太空中回望地球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疆域、城市或文明，而是一颗悬浮于黑暗宇宙中的蓝色星球——脆弱、孤独、完整。 这一瞬间，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改变。 这种突然而深刻的心理与认知转变，被称作“总观效应（Overview Effect）”。这一术语由美国思想家Frank White于1987年提出，用以描述宇航员在太空中目睹地球全貌时所经历的意识觉醒与世界观重构。 与其说这是一种视觉经验，不如说是一场认知革命：人类第一次从“外部”看见自己。 二、视角的突变：从地表到宇宙 在地球上，我们的认知被局部经验、民族叙事和社会角色所包裹。 当宇航员进入太空，这种“地表视角”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域视角（holistic 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