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
法国经济战学院：国家战略的隐秘实验室
文/毕研韬 在巴黎第八区一栋不甚起眼的教学楼中，法国正静悄悄培养着一支“战略特种部队”。他们不操枪，不练兵，却深谙情报收集、叙事操控、博弈干预。他们的训练场，不是军事靶场，而是全球市场、社交网络与公众舆论场。他们来自 École de Guerre Économique（经济战学院，简称 EGE）——一个融合高等教育、战略咨询与认知安全研究的复合机构，其存在本身已成为法国面对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一种国家隐喻。 一、学院不只是学校：教育与战训的一体化 成立于1997年的 EGE 由前军官与竞争情报专家联合创建，其定位超越传统教育范畴，致力于打造“经济战场上的战略参谋”。与一般大学不同，EGE 的课程设置直接面向国家与企业层面的博弈思维，涵盖经济情报、认知战、网络安全、国家形象管理、法律攻防、声誉安全等内容。它的教学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训练实操能力——使学生能识别敌意行为、设计反制策略、操控信息流向，乃至通过构建叙事影响公众认知。 这种战训一体的逻辑，使 EGE 更接近军事参谋学院或情报训练基地，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商学院或社会科学研究所。 二、从情报教育到舆论塑造的战略跃迁 近十年来，EGE 已从一个专业培训机构，转型为法国战略话语生态中的活跃参与者，频繁就全球经济与安全热点发表立场性分析，直接介入国家层面的认知竞争。例如： 这些观点不仅具有高度战略视野，更体现出 EGE 对信息政治化与舆论安全的深度介入意识。在其理论体系中，信息不是中性的，叙事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必须设计、操控与输出的“国家战略资源”。 三、教育、咨询、智库三位一体的制度形态 EGE...
文章推介
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中国各省所辖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是情报机构吗？
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关于中美关税战致WTO总干事奥孔乔博士的信
尊敬的奥孔乔-伊韦阿拉博士： 主题：关于由世贸组织主导推动中美关税问题非正式接触的建议 您好！ 作为一名传播学者和国际战略叙事的观察者，我谨此建议：在中美关税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可以考虑牵头推动一种新的对话形式——低调、非正式、基于规则的接触机制。 自2025年以来，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对抗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报道，美国对华商品的平均关税已接近145%，中国也以广泛的反制措施回应，几乎涵盖所有美国产品出口。虽然这场争端已不仅是简单的贸易摩擦，更演变为深层次的制度性对抗，但我始终认为，世贸组织仍具备独特的地位，能够为重新接触提供一个中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环境。 我并非建议开展正式谈判或召开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层峰会，而是设想一种由世贸组织推动的“非对称接触”平台——在技术会议、小型部长会议或专题研讨会期间，安排安静、非公开的互动交流。此类接触有助于减少误解、缓解紧张局势，并在不要求任何一方公开让步的前提下，为今后实质性交流打下基础。 世贸组织的合法性、多边信誉和技术能力使其成为承办此类接触最合适的机构，尤其可以在“共同维护全球贸易稳定”的框架下推进。例如，就“关税外溢效应对全球通胀的影响”或“地缘政治变化下的贸易政策协调”等议题组织非正式磋商或圆桌会议，也许可以成为切入点。 您在艰难时期对世贸组织的引领令人敬佩，我也相信您能够洞察多边机制所依然具备的外交契机。如有需要，我愿进一步阐述这一建议。希望此信能够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和平的努力贡献绵薄之力。 谨致最高敬意！ 毕研韬 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www.borderlesscomm.com
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题为《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以下是该报告关键内容的中文译文。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和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因此，缓和这一竞争关系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键目标。 本报告作者提出，即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可能在若干特定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为总体稳定竞争关系以及三个具体议题——台湾、南海、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要发现 若干广泛原则可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建议 六项总体性举措可帮助缓和美中竞争的紧张程度： 针对台湾、南海及科技竞争的具体策略
关税战暴露美国对华多重误判
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
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战争，对韩国与日本的警示
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