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
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文/唐摩崖 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届九十，“后达赖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这位象征性人物谢幕，西藏问题会随之缓和，还是转入新的复杂阶段？ 一、权威转换下的宗教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兼具宗教权威与政治象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关于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势必成为宗教合法性与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焦点。 中国政府将依照金瓶掣签制度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选出一位“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社群则可能依据达赖喇嘛生前“遗训”（设定的标准），自行寻找“转世灵童”。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彼此否认的“达赖”体系，在政治与传播上形成分裂认同的现实僵局。 二、认同结构未变，问题不会自然消解 有些人寄望达赖喇嘛圆寂将淡化西藏问题的“人物因素”，进而实现西藏问题“软着陆”，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深层结构性现实： 一是达赖体系所承载的认同纽带仍牢固存在，尤其在海外藏人社群与部分西藏民众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情感深度交织。 二是西藏问题早已从“个人议题”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涵盖语言、教育、生态、宗教与文化自治等维度。 因此，即便宗教领袖更替，认同张力不会自动削弱。反而在权威真空与象征更替之际，可能激发新的代际情绪波动。 三、国际博弈延续，话语权竞争升温 西藏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也长期被部分外部力量纳入“人权”与“地缘战略”话语体系。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部分西方国家可能借“合法继任权之争”重提西藏议题，打“宗教自由”与“转世正统性”牌； 中国则将强化“依法转世”框架，将宗教仪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转世仪轨再制度化。 因此，西藏将从以往的人物主导进入“话语权战争”新阶段，争夺“活佛转世”的合法性定义权。 四、国家治理转型的关键窗口期 “后达赖时代”同样为中国政府深化治理提供了契机： 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宗教中国化，提升藏传佛教内部教义解释与制度传承的可控性与延续性； 另一方面，需以更具包容性的文化策略加强认同建设，在语言教育、宗教活动、青年政策等层面建立长效沟通机制。 若能借此窗口重塑“宗教认同—国家认同”的良性关系，治理逻辑实现向协同式过渡，未来的西藏治理将有望从“被动回应”转向“结构塑造”。 结语：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文章推介
中国非政府主体对乌克兰捐款排名居全球前列
中国民间对乌克兰捐款位列全球前列，这说明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并非简单同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乌克兰政府官方募捐平台UNITED24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及媒体整理结果， 2025年度中国在私人（个人）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14位，在机构（企业等非政府组织）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7位。该平台统计覆盖约140个国家和地区。 UNITED24成立于2022年5月，由乌克兰政府主导运作，面向全球个人与法人主体募捐，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支持、基础设施修复、防务及排雷等项目。上述排名仅统计通过该官方平台汇入的捐款金额，不包括各国政府之间的双边财政或军事援助，也不涵盖经红十字会等其他国际组织渠道的资金。 从统计位置看，在约140个来源国中，中国的私人捐款和机构捐款都已属于明显的“前列水平”，而非边缘或象征性参与。 这一现象至少体现三点： 第一，中国社会内部对俄乌冲突并非单一态度结构。尽管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强调政治解决与战略平衡，但在具体人道与项目捐助层面，中国部分个人和机构却都有亮眼的表现，说明其规模具有统计意义，而非个别行为。 第二，这类捐助具有主体分层特征。私人捐款排名低于机构捐款，可能说明企业或组织层面的资金动员能力更强。这可能与企业国际业务关联度、跨境责任意识以及品牌风险管理等因素有关。 第三，从国际传播层面看，这一排名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拒绝参与”的外部刻板印象。排序位居全球前列，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参与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该排名仅限UNITED24单一平台，不等同于全球对乌援助总量格局。在国际援助整体结构中，政府间援助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这一现象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平台统计范围内。 还需要注意的是，该统计反映的是社会行为维度的参与情况，并不构成政策信号，但揭示了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结构差异。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PC Hai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By Bi Yantao On December 18, 2025,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美最新报告：北京目前未计划2027对台动武
“2027窗口”是如何被误传、误解和曲解的？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于2026年3月18日发布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Annual Threat Assessment）。报告在涉台问题上给出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判断：北京方面目前未计划在2027年对台动武，且未设定明确的统一时间表。同时，报告强调，中国并未放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选项，并将持续通过多种手段塑造有利态势。这一表述，对近年来围绕“2027时间点”的多重判断是一次重要校正。 一、报告核心：意图与能力的区分 此次ODNI报告的关键，在于明确区分了两个长期被混用的分析维度：能力与意图。 从能力角度看，报告延续既有判断，认为中国相关军事能力正在持续提升，但进展呈现“稳定但不均衡”的特征，特别是在复杂两栖作战等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 从意图角度看，报告则指出，当前没有迹象显示北京已制定在2027年对台动武的具体计划。 这种区分意味着：具备能力，并不自动转化为采取行动；时间节点，也不必然对应决策节点。 二、“2027年攻台”来源：能力推断逻辑 “2027”这一时间点，主要来自美国军方的能力评估。其中，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海南自贸港：中美贸易战的“缓冲区”
——《南华早报》对海南自贸港的最新解读 文／毕研韬 2025年7月23日，北京正式宣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于2025年12月18日封关运作，国际社会迅速聚焦这一制度实验的地缘意义与全球影响。《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海南自贸港不仅是中国开放格局下的一个前沿阵地，更可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扮演“缓冲区”（buffer zone）的重要角色。 在中美博弈中寻求“空间弹性” 报道引用政策研究人员的观点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关税壁垒加剧、技术脱钩趋势未减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有潜力充当中美贸易之间的“中性平台”或“制度过渡带”。其高度开放的税收制度、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和“境内关外”的政策安排，使其既能嵌入中国国内消费循环，又有望对接国际市场规范，成为中美经济之间“仍可合作”的灰色地带。 这种“缓冲”并非指政策妥协，而是通过灵活、弹性的制度配置，为中外企业提供一个避开高关税、试水合作路径的“制度缓冲池”。例如，外资企业可在海南设立基地，在规避关税的前提下向中国内地和亚太市场供货，而中国企业也能通过海南参与国际竞争，试探新型全球市场机制。 推动制度对接与供应链重构 《南华早报》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海南自贸港也可能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去中国化”趋势下的重要制度回应。通过建立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和贸易机制，海南可吸引那些不愿完全脱钩、但也不愿完全依附中美任何一方的全球企业，从而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提供一个“中间选项”。...
龙应台：台湾的时间不多了
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未来五年，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如何变化？
未来五年，中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呈现“结构性重组深化、制度摩擦常态化、区域整合加速化”的总体特征。判断这一趋势，不能仅凭短期数据波动，而应从全球规则体系、地缘政治约束、产业链重构和技术变迁四个维度综合分析。 文/毕研韬 一、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低速稳定”阶段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仍在运转，但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规则更新滞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明显低于2001-2015年的高增长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的预测，中期全球贸易增速大概率维持在温和区间，不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但也难以恢复高速扩张。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全面脱钩”的世界，而是一个增速放缓、规则更复杂、合规要求更高的贸易体系。贸易本身仍是各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但政治安全因素的权重上升。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管控竞争”状态 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中国外贸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美国对半导体、先进制造设备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这种制度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即便双边对话恢复，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全面松动。 未来五年，中美贸易不会完全脱钩，但结构将持续分层：消费品、农产品和部分中低端制造品仍保持规模往来；高端芯片、关键软件、核心装备等领域将维持较高壁垒。贸易规模可能波动，但真正的变化在于技术边界的制度化划分。这将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替代成本，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三、中欧关系呈现“合作与审查并行” 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框架下，加强对关键行业的外资审查和产业保护，同时并未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存在稳定需求。 未来五年，中欧贸易总体规模可能保持，但摩擦形式将更加制度化。例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数据合规审查等工具使用频率可能提高。摩擦将成为常态，但全面对抗概率较低。欧洲内部也存在产业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 四、区域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