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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系统阐述了其制度理论。他们将制度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1.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 这类制度鼓励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参与,保障产权,维护法治,促进教育和创新。它们建立了一种可预期、可参与的秩序,推动社会成员将自身命运与集体进步绑在一起。换言之,包容性制度激发的是“全社会的创造力”。 2.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相对而言,掠夺性制度排斥大多数人的参与,将财富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产权和契约不受保障,经济活动受制于权力结构。这种制度不是为了激励,而是为了控制;不是为了进步,而是为了维稳。 这两种制度类型,在朝鲜与韩国的分化进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韩国采纳了市场制度与民主政治,实现了从战后废墟到全球科技强国的跃升,而朝鲜固守中央计划与权力集中,使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封闭与社会停滞。 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再生产机制 制度是一种自我复制的秩序结构。一旦形成掠夺性制度,它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反过来会阻止制度改革,维护现状。这种“制度锁定”机制正是许多国家在表面开放背后仍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 在《殖民起源与经济发展》(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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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Mapping the Cognitive Frontiers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Updated: May 9, 2026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n independent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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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tructural Forces That Shape China’s Future

Abstract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will be shaped not only by domestic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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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全球意义

中国宪法保障下的工程合法性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指出,这项工程完全符合中国宪法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自治区作为中国省级行政区在法定范围内进行的自主项目。国家为此项目投入了大约1.2万亿元人民币。 推动区域合作与清洁能源发展 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孙勇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不仅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里程碑,更为南亚地区提供了跨境电力贸易新机遇。通过跨境电力输送,工程可协助解决南亚地区旱季电力短缺问题,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促进包括设备制造与金融服务等多领域的合作。 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谢波教授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进一步补充,项目能够通过现有和新建的电力互联项目,如尼中400kV跨境线路和海底电缆,加速南亚电网的互联,推动整个南亚区域的电力共享与绿色金融合作。 生态与灾害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生态保护和自然灾害管理方面,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为南亚国家带来了显著益处。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解释道,工程通过分期调蓄,将高原汛期的骤增水流转化为可控出流,从而显著削弱洪峰,并为下游地区提供更稳定的水文背景。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张林副教授提到,通过升级现有的中印水文数据共享机制,工程的实时监测系统将为流域的联合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国际法与区域合作的推进 在国际合作方面,张林副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积极对接国际水法,特别是《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用途法公约》的“合理公平利用”原则和“无重大损害”原则。通过这一机制,中国与孟加拉国、印度等邻国的合作将更加顺畅,为未来的跨国流域协议奠定法律信任基础。 此外,刘华教授还指出,项目所产生的零碳电力将为南亚国家提供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地区电力池的气候适应能力,并促进跨境绿色电力输送与市场机制的探索。 展望未来的区域合作 随着工程的逐步推进,它将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长期合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西藏民族大学狄方耀教授表示,作为“十四五”清洁能源布局的旗舰项目,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将通过现代化的电力传输和灾害管理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在能源、生态和灾害管理领域的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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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艺术考试发生重大失误

当隐瞒成本高于披露成本,信息披露不再只是道德姿态,而是制度理性的体现。 文/唐摩崖 一、一次由技术失误引发的制度性关注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在2026年艺术类本科校考中出现成绩录入错误,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校方通报,在专业笔试中,约50名考生成绩被误录,但相关数据已完成更正,并同步启动问责程序。 从事实层面看,目前并无公开证据表明存在舞弊或制度性违规,但其影响并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迅速外溢至“考试公平”与“程序可信度”的讨论。这种外溢,反映的并非事件本身的严重性,而是其所触及的制度敏感区。 二、为何必须主动披露 相比失误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校方的应对方式——在成绩正式公示前主动对外披露。 这一决策可以理解为一种风险最小化选择。艺术类校考具有高度竞争性与可比性,考生之间往往通过多渠道交叉验证成绩与排名。一旦出现异常,极易在小范围内形成质疑,并迅速向外扩散。 同时,此次错误发生在三试阶段,已接近最终录取环节,任何数据偏差都具有实质性影响。在这种条件下,信息一旦进入考生群体内部流通,就已处于“半公开状态”。如果继续延迟披露,事件一旦由外部曝光,其性质将从“技术性错误”转化为“隐瞒行为”,带来更高层级的问责风险。 因此,主动披露的核心作用,在于提前界定事件属性,将其限定在“可纠正的流程问题”之内,从而避免叙事失控。 三、“临界点”的出现:隐瞒不再是低成本选项 这一事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一个正在形成的结构性变化:在高敏感领域,隐瞒往往比披露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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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克兰到以色列:战争为何越来越相似?

文/毕研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2024年以来,以黎边境、红海水域、乌东战线乃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频仍。表面看,这些战争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牵涉的国家、民族与信仰各异。但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全球体系演变的背景之下观察,一条清晰的趋势逐渐显现:战争越来越相似了。这种“相似”,并非同质化的冲突模式,而是一种深层结构与逻辑的趋同,既揭示了全球秩序裂变的共性,也投射出现代国家安全逻辑的困局。 一、战争动因:由主权争端转向秩序对抗 俄乌战争的根源不仅是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领土归属,更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反抗;加沙战争亦非单纯的恐袭与反恐之争,而是关乎以色列体制合法性与巴勒斯坦存在权之间的零和对抗。 这类战争呈现出一种“局部触发,体系震荡”的模式。领土、民族、宗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往往是大国秩序观念的冲突与地缘势力的再分配。 二、作战方式:非对称战、混合战成为主流 乌克兰用便携导弹与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坦克与战斗群;哈马斯通过地道战、网络攻击与密集火箭压制以军铁穹;以色列则依靠高精准打击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应对城市巷战。 战争不再是兵团作战的比拼,而是国家军队对非国家组织、常规战对游击战、硬实力对灵活战术的混合。冲突的线索交错,战场的边界模糊,技术的不对称反而制造了新的制衡。 三、信息战线:舆论与叙事成为“第二战场” 乌克兰成功塑造“受害者—英雄国家”形象,赢得西方持续援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则陷入媒体互掷“人道灾难”与“恐怖主义”标签的叙事混战。 战争不再局限于枪炮之间,而更取决于谁能在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赢得话语主导权。图像、数字、标签、视频,成为战争胜负的另一个维度,甚至重塑外部国家的态度与行动。 四、外溢效应:局部战事撬动全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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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转型

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