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
中国党政机关应审慎与高校共建专业机构
政校共建机构，初衷是借助高校专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但现实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专业领军人才，机构建起来了，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却可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讨论党政机关与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等机构的问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笔者并不熟悉，因此不敢妄加评论。 近年来，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已蔚然成风。合作初衷值得肯定：党政机关希望依托高校专业资源提升治理实力，高校期待借助党政扶持转化科研成果，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但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党政机关了解今日之高校吗？政校共建是党政机关对接高校资源的最优方式吗？共建机构真能帮助提升职能部门的专业素养与治理效能吗？对此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答案。 一、共建逻辑：传统路径与跟风惯性 共建机构大致源于两个考量：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跟风效仿的倾向。 长期以来，高校被视作高层次人才、知识与智力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党政机关处理专业性事务时，寻求高校协作本具内在合理性。但当下，这种合作逻辑正在被简单化处理。看到其他地区、其他部门与高校共建机构，便跟风设立，仿佛“不共建，工作就落后了”。 然而广为流行的未必都是好的，新冠肺炎疫情曾风靡全球，但世人都谈之色变。 党政机关在筹划与高校共建机构时，首要应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开展共建是否确属必要？不共建机构，能否实现同等工作目标？共建之后，究竟能够新增哪些履职能力？ 倘若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仅仅效仿外界做法就挂牌成立学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最终很可能只是新增一块机构牌子，而并未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二、高校资源不能简单等同于专业能力 过去，人们普遍将高校视作高层次人才与专业知识的汇集地，这一判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具备现实基础。 但如今高校内部已经出现高度分化。校际之间办学水平差距显著，同一高校内部，不同学院、不同团队、不同学科同样参差不齐。尤其是新兴领域、交叉学科以及政策关联性较强的研究方向，兼具现实问题意识、长期学术积淀与实践研判能力的研究人才犹如凤毛麟角。 由此可见，当下不能认为：对接一所高校，就等同于获得了相应专业能力；找到学院负责人，就找到了该领域顶尖专家；挂牌成立研究院，就自动形成了专业支撑能力。现实当中，这三组推论均未必成立。 更重要的是，高校官员与专业领军人才不能混为一谈。在现行高校管理体制下，校领导、院长等行政职务经由组织程序任命。能够担任这类管理职务，说明其具备相应行政管理素养与任职条件，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特定研究领域专业水平最高的人才，更不意味着其天然适合牵头新建共建机构。行政管理岗位与学术专业水平，本就是两套评价体系。 三、核心风险：行政选人与专业需求发生错位 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机构，首先需要确定牵头负责人。在实际操作中，负责人往往优先从高校现有行政体系中遴选，多为校领导、院长等官员。 这种方式便于行政管理协调，却潜藏一个根本性隐患：被选定的负责人，是否是该领域最专业的领军人？ 高校内部专业能力最突出的学者，未必担任行政职务；具备现实问题意识、研究功底与实践经验的研究者，不一定身居院长岗位；即便是一所学校最优秀的专家，也有可能并不隶属于承接共建任务的学院。 于是容易出现一种尴尬局面：党政机关本意是借力高校的优质专业资源破解现实难题，最终却依托高校行政体系确定机构负责人，再由负责人去整合调配自己中意的研究力量。 这就把本应属于专业能力遴选的事项，异化为行政组织遴选。结果便是：机构牌子立起来了，配套经费落实了，但真正顶尖的专业人才却很可能被排除在外了。...
2012-2024年，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增长约18倍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开数据，2012年全国高校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100余所；到2021年底，已增长至约1440所；截至2024年，这一数字达到1929所。若按2012年100所为基数测算，至2024年净增长约18.29倍，总量扩大至约19.3倍。这一扩张速度，在中国高校院系建制演变中具有显著结构意义。 一、阶段性增长轨迹：2012—2021—2024 2012年至2021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由约100余所增长至1440余所。按照100所估算，九年间总量扩大约14.4倍。这一阶段完成了由“少量建制”向“普遍建制”的转变。 2021年至2024年，数量由1440所继续增长至1929所，三年净增近500所。尽管增速较前期略有放缓，但仍保持扩张态势。到2024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已覆盖绝大多数普通本科高校，并延伸至部分高职院校。 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2012年与2021年的数据见教育部官网发布内容；2024年1929所的数据见权威媒体对教育系统建设情况的报道。 二、2019年：政策转折节点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战略定位。官方评论将这一会议视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会议之后，高校层面加快推进独立建院、师资专职化、课程体系规范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由部分高校的教学部门形态，逐步转向标准化院级建制。这一时间节点，与随后数量快速扩张在时间上高度重合。 三、2021年制度文件：结构性巩固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功能定位、组织领导、学科建设和保障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文件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纳入党委责任体系和高校考核评价体系，并强调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示范作用。 这一制度性文件，为数量扩张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框架，也使机构建设从阶段性推进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 四、结构意义：组织形态的制度化嵌入 从100余所到1929所，数量变化不仅是教育行政层面的扩容，更体现出意识形态教育在高校组织结构中的制度化嵌入。建制形态由依附型教学单位转向独立学院；功能由单一课程教学扩展至教学、研究与宣传多重角色；评价机制由教学考核延伸至党委责任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2012年100余所为区间表述。本文按100所估算得出“增长约18倍”的结论，属于测算口径。如按110或120所计算，倍数将相应降低。因此在正式文本中注明计算依据更为严谨。 总体来看，2012—2024年的扩张过程呈现出三重逻辑：高位政治推动、制度文件固化、组织结构规范化。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中国高校体系中实现了从边缘配置到全面覆盖的结构性转变。
当多重舆情集中指向同一所海南高校
当多重舆情在一所高校叠加爆发，会呈现何种新特质？ 文/毕研韬 在新媒体环境中，舆情并不总是围绕单一事件展开。尤其是针对某一舆情多发机构，当不同议题在相近时间段内蜂拥进入舆论场时，舆情往往会呈现出叠加式放大的态势。 近期，围绕一所海南院校，舆论场中相继出现了多条关注线索，既包括围绕该校研究生退学的讨论，也涉及该校正在推进的内部改革。这些议题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关联，逐步汇聚成一个整体性的讨论对象。 一、从单一议题进入舆论视野 最早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一则与研究生退学相关的信息。围绕个体选择、培养安排以及制度适配等问题，不同声音在社交平台上逐渐出现，并形成初步讨论。 在这一阶段，舆情仍主要围绕具体情境展开，讨论对象相对明确，议题边界也较为清晰。 二、改革议题叠加后，舆论框架发生变化 随后，有关该校内部改革的相关信息进入公众视野。这类信息本身并不直接指向前述讨论，但在传播过程中，却被频繁并置和对照。 在新媒体语境下，不同议题并不总是按照其原有逻辑被理解。当改革话题与此前的讨论同时出现时，舆论开始将二者放入同一认知框架中加以解读。 由此，舆情的重心开始从“单一问题讨论”转向“整体运行状态的关注”。 三、校方回应后，讨论为何仍在延续 在相关讨论持续发酵的过程中，校方通过正式渠道就部分情况作出了说明。从制度层面看，这类回应具有明确的程序意义。 但在传播层面，回应并未立即终止舆论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讨论已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当舆情进入整体印象阶段后，新的信息更容易被纳入既有叙事之中。 此时，回应文本更多成为传播链条中的一个节点，而非舆论的终点。 四、不同话题的并行与相互牵引 需要注意的是，针对该院校的舆论并非围绕单一议题反复展开，而是多条话题在同一时间段内并行存在。 研究生退学相关讨论、改革举措的解读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表达，在传播过程中相互引用、相互联想。某一议题的热度，往往会放大另一议题的关注度，从而强化“问题集中出现”的整体感受。 结果是，舆情逐渐脱离具体事件，演变为一种持续存在的讨论背景。 五、新媒体机制下的叠加效应 从传播机制看，新媒体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放大作用。网络情绪、算法推荐、话题标签以及跨平台传播，使得相关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被不断拉近。 对于普通受众而言，所接收到的信息并不呈现为“两件不同的事”，而更像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出现的相关内容集合。这种接收方式，容易强化整体印象，而弱化不同议题之间的差异。 六、基于传播结构的几点观察...
文章推介
毕研韬教授致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的信
尊敬的教皇阁下： 愿和平与神圣的智慧与您同在。 我向您当选为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表示衷心的祝贺。愿您的教皇职务成为全人类和解与团结的灯塔。 我写信给您，并非以一位教授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位谦卑的求道者，致力于促进人类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超越所有文化、信仰和认知的边界。我是《无界传播》平台的创始人和总编辑，这是一个虽小但不断发展的平台，致力于实践我所称之为“认知脱嵌”的过程：引导个人、群体和组织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并接受文化差异。 我们的工作根植于一个深刻的信念：真正的和平始于我们不仅用心去看，更要超越心灵的局限——当我们学会溶解那些无声塑造我们认知的习惯、偏见和分隔的壁垒时，真正的和平便开始了。这一理想与基督教的和解愿景以及佛教的“去分别心”和“众生平等”的教义深深契合。 在您的个人旅程中——从您在秘鲁的岁月，到您成为圣父的升任——您展现了超越国界、文化和宗教的精神。您当选为教皇利奥十四世，激励了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坚信天主教会依然是一座充满恩典的活体容器，愿意倾听并重新与世界对话。 如果可能的话，我将深感荣幸——《无界传播》社区也将从中受益——若教皇阁下能为那些寻求超越社会构建的界限、迈向理解统一之路的人们，送上简短的祝福或寄语。无论是通过电子邮件还是邮寄，几句鼓励的话语，将成为我们心灵的光明和道德的指南，深受我们珍视。 感谢您，教皇阁下，感谢您为超越分歧的真理做出的见证。无论能否收到您的寄语，我依然感激您的存在与榜样。 敬上，毕研韬 总编辑《无界传播》,一个致力于促进认知自由的平台www.borderlesscomm.com
爱泼斯坦档案多次提及达赖喇嘛
爱泼斯坦档案提到达赖喇嘛至少150次，但舆论解读较为理性。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2月4日更新 近日，美国司法部陆续解封的“爱泼斯坦档案”（Jeffrey Epstein Files）显示，“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名字在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多家国际媒体援引对公开档案的关键词检索结果报道，该名字在电子邮件和通信记录中至少出现150次（有报道指168次）。 目前可核验的公开材料显示，这些提及主要出现在爱泼斯坦及其关联人员的内部邮件中，内容多涉及对达赖喇嘛可能出席公共活动、会面或晚宴安排的讨论。例如，部分邮件出现“正在尝试安排与达赖喇嘛共进晚餐”等表述。现有档案中尚未显示达赖喇嘛本人实际参与相关私人活动，也不存在任何司法文件指控其与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存在关联。 尽管如此，该信息仍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分析认为，关注焦点并不在于已确认的事实本身，而在于其象征层面的冲击效应。在全球舆论中，爱泼斯坦已成为“权力、金钱与犯罪网络”的负面象征，而达赖喇嘛则长期被视为宗教与道德权威的代表人物。二者在同一司法档案中被并置，即便仅限于“被提及”，也容易引发公众的认知反差与情绪反应。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讨论中，不少网民将“名字出现”解读为“潜在关联”，并由此产生猜测、质疑甚至阴谋论式的延伸解读。也有观点指出，这类反应反映的是公众对全球精英网络透明度的普遍不信任，而非针对具体事实的判断。部分评论同时提醒，应严格区分司法文件中的文本提及，与经证据支持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 截至目前，达赖喇嘛办公室尚未就相关档案内容作出公开回应。随着更多档案逐步解封，相关信息的法律意义与舆论解读仍有待进一步澄清。
美国对华政策新信号：一份国会报告透露的变化
2026年6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发布报告Report on the PRC’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Malign Influence in 2025《2025年中国跨国压制与恶意影响报告》。 作者：毕研韬...
俄乌战争何时结束？各方预测趋于一致
文/ Miles Veritas 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已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何时结束？尽管目前前线依旧胶着，但各方已陆续给出预测，呈现出一定的共识趋势。 一、美国军事研究机构判断：2026年年中是转折点 美国战争研究所（ISW）认为，俄罗斯财政和兵力正在承受极限压力，战争资源最多只能支撑至2026年年中。 ISW分析师指出，虽然俄军近期在顿巴斯地区仍有进展，但这种推进属于高成本低收益，其持续性存在严重疑问。 综合其评估：2026年或将成为俄罗斯无法再维持高强度作战的转折点。 二、乌克兰政府的政治目标：争取2025年形成决定性战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希望通过2025年内的“果断行动”结束战争，至少实现停火谈判。 但现实压力迫使乌方可能从“全面胜利”转向“有条件妥协”，尤其在美欧援助动能下降的背景下。 三、克里姆林宫内部评估：2026年前必须结束...
从密集访华看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现实选择
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法国经济战学院：国家战略的隐秘实验室
文/毕研韬 在巴黎第八区一栋不甚起眼的教学楼中，法国正静悄悄培养着一支“战略特种部队”。他们不操枪，不练兵，却深谙情报收集、叙事操控、博弈干预。他们的训练场，不是军事靶场，而是全球市场、社交网络与公众舆论场。他们来自 École de Guerre Économique（经济战学院，简称 EGE）——一个融合高等教育、战略咨询与认知安全研究的复合机构，其存在本身已成为法国面对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一种国家隐喻。 一、学院不只是学校：教育与战训的一体化 成立于1997年的 EGE 由前军官与竞争情报专家联合创建，其定位超越传统教育范畴，致力于打造“经济战场上的战略参谋”。与一般大学不同，EGE 的课程设置直接面向国家与企业层面的博弈思维，涵盖经济情报、认知战、网络安全、国家形象管理、法律攻防、声誉安全等内容。它的教学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训练实操能力——使学生能识别敌意行为、设计反制策略、操控信息流向，乃至通过构建叙事影响公众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