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北约

北约

4 Articles
传播学

俄乌战争:西方为何读不懂中国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主流舆论长期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甚至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国际事务的中国精英,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在西方主流认知中,答案往往被简单归结为“宣传”“信息控制”或“媒体环境差异”。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社会认知结构的理解不足。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即便在长期接触西方媒体、具备国际视野的人群中,很多人依然对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逻辑持保留态度。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是“信息获取”问题,而更深层地涉及不同文明体系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场关于“现实解释权”的全球认知冲突。 一、西方叙事的逻辑基础 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大致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原则之上: 第一,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以武力进入乌克兰领土,因此构成对主权国家的侵略。 第二,小国拥有自主选择权。乌克兰有权自主决定其外交与安全安排,包括是否加入北约。 第三,联盟扩张不等于侵略。北约东扩被视为成员国基于安全需要的自愿选择,而非对俄罗斯的进攻。 第四,国际规则高于地缘政治逻辑。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安全焦虑”为理由,改变现有国际边界。 从西方现代国际秩序的角度看,这套逻辑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因此,在西方社会内部,这种叙事通常具有较高的道德合法性。问题在于,这套逻辑并非全球所有文明共同形成的历史经验。 二、为什么中国社会对西方叙事存在距离感? 许多中国人并不一定认同战争,更不一定支持战争本身,但他们往往会对西方叙事中的某些前提保持怀疑。原因在于,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历史经验与西方并不相同。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被包围、被压制、被干涉的历史记忆之中。无论是列强体系、冷战结构,还是现实中的科技封锁与地缘竞争,都使中国社会对“安全压力”“战略围堵”“外部遏制”这些概念高度敏感。 因此,中国社会在理解俄乌战争时,很多人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单纯的“主权”问题,而是北约持续东扩,是否正在压缩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国际政治并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力量结构问题。 换句话说,西方社会更倾向从“规则”理解战争,而中国社会很多人则更倾向从“安全结构”理解战争。这就是双方认知错位的重要来源。 三、中国社会接受的,并不一定是俄罗斯,而是“安全逻辑” 西方经常误以为,中国社会对俄罗斯叙事的某种理解,意味着对战争的支持。 实际上,很多中国人接受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一种“安全焦虑逻辑”。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长期感受到自身安全空间被压缩,它最终可能采取激烈反应。...

亚洲欧洲

北约已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挑战”

北约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在中文语境中极易被误读,需置于历史语境中辨析。 文/毕研韬 一、一个容易被误读的关键词 近年来,北约在其官方文件中,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s)。在中文语境中,这个定性往往被直观理解为较为负面甚至对立。在中国读者眼中,“挑战”通常带有明显的对抗意味,而“系统性”则强化了这种全面性压力的感受。 故而。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就很容易产生偏差。事实上,这一概念并非情绪性表达,而是一个具有明确政策含义的术语。要准确把握其意义,需要回到其原始语境,而非仅凭直觉翻译。 二、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北约对中国的定性,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在较早阶段,北约文件中几乎不涉及中国,关注重点长期集中在欧洲安全与俄罗斯问题。到2019年伦敦峰会,北约首次正式提及中国,但语气相对克制,仅表示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尚未形成明确负面定性。 到2021年布鲁塞尔峰会,表述发生重要变化,北约开始使用“系统性挑战”这一概念。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则正式确立这一表述,将其上升为联盟层面的共识性判断。 三、为何发生变化:三重结构性原因 这一表述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带来的“外部感知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技术能力提升以及在全球事务中参与度提高,其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区域层面,而开始在技术标准、供应链结构和国际规则等方面产生更广泛影响。这种“跨体系影响力”,是“系统性”一词的重要来源。 其次,是安全议题本身的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对安全的理解从传统军事领域,扩展至科技、能源、网络与基础设施等多个维度。在这种“广义安全”框架下,中国自然被纳入观察与评估范围。 再次,是联盟内部协调的需要。北约成员国对中国的看法存在差异:部分国家更强调经济合作,部分国家更关注安全风险。“系统性挑战”作为一种中间性表述,既能体现警惕,又避免使用“威胁”或“敌人”等更具对抗性的词汇,从而成为一种可被多数成员接受的折中方案。 四、从文件出发:北约的正式定性 在北约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中,中国被明确描述为“对联盟利益、安全与价值构成系统性挑战”。这是目前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表述。 这一表述有三个关键特征。首先,它使用的是“挑战”(challenge),而非“威胁”(threat)或“敌人”(enemy);其次,“系统性”强调影响的层级,即不仅限于军事领域,而是涉及技术、经济、制度等多个层面;第三,表述为复数形式“challenges”,意味着问题是多维度的,而非单一冲突。 因此,这一定性本身就具有“非单一对抗”的特征,更接近一种结构性判断。 五、语义差异:同一个词,不同温度 问题的关键在于,“systemic challenge”在英语政策语境中的含义,与中文语境下的“系统性挑战”情绪温度并不一致。 在西方政策语言中,“challenge”通常位于一个梯度之中:低于“威胁”,高于一般“竞争”。它意味着一种需要应对的压力,但并不自动指向对抗。而“systemic”强调这种压力存在于规则、技术、供应链、安全等体系层面。...

亚洲

约30个北约国家大使集体访问日本:释放三重关键信号

近32个北约成员国大使集体访问日本,这一罕见行动本身,已成为观察北约战略外溢与安全结构重塑的一个关键信号。 文/毕研韬 一、接近“全员出动”的特殊外交安排 近期,一项颇为罕见的外交安排引发全球关注:约30个北约成员国大使将以代表团形式集体访问日本。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出访主体是常驻北约总部布鲁塞尔的各成员国大使。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北约日常决策协调,是北约运作的关键节点。 从数量上看,北约目前共有32个成员国。尽管公开报道多使用“约30国”的表述,但结合“几乎全部成员参与”的信息,此次访问很可能是32位大使“全员出访”。在北约历史上,全员集体外访并不常见,其性质已明显超出礼节性交流,更接近一次带有组织属性的集体行动。 在传统外交实践中,大使通常以国家为单位展开活动,而此次以北约框架下的大使整体出访,说明相关议题已经上升为北约层面的共同关切。这种集体行动,往往既是对外沟通,也是对内整合,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实地接触,形成更加一致的认知基础。 此次集体访日,至少释放三重重要信号。 二、第一重信号:北约议题正在“外溢”至印太 长期以来,北约被视为以欧洲安全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但近年来,其关注范围持续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逐步将安全议题延伸至更广泛领域,包括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网络空间以及基础设施韧性等。 这些议题本身具有明显的跨区域属性,使北约难以再局限于传统地理边界。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与技术大国,成为北约对接相关议题的关键接口。此次集体访日,可以被理解为北约将其安全议程向印太延伸的一次具体实践。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地理扩张,而在于功能扩展。北约正在从一个以区域防御为主的组织,逐步转向一个围绕“广义安全”展开的多议题平台。换言之,从“地理北约”变迁为跨区域的“议题北约”。 三、第二重信号:对华认知趋于北约层面对齐 近年来,北约在其战略文件中,已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这一表述标志着,对华认知正在从个别国家的政策判断,逐步转向联盟层面的结构性共识。 日本在多个关键议题上与北约主要成员国存在较高一致性,包括技术安全、供应链调整以及海洋安全等。因此,此次大使集体访日,很可能承担着认知对齐的重要功能。 具体而言,这一过程至少涉及三个层面:首先是问题定义,即如何界定风险与挑战;其次是经验借鉴,通过观察日本的政策路径获取操作层面的参考;再次是预期形成,即为未来可能的政策协同奠定基础。 这种以集体方式推进的认知整合,本质上是在构建一种联盟内部的共同解释框架。 四、第三重信号:网络化安全结构正在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北约并未在制度上扩展至印太地区,也未与日本建立类似条约同盟关系。但在实际运作中,一种更为灵活的安全合作模式正在逐步显现。 这种模式不依赖正式成员资格,也不触发集体防御条款,而是通过议题合作、政策协调与信息共享形成实际联动。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网络化安全架构”,相较于传统军事同盟,这种结构更加松散,但也更具适应性。 在这一体系中,日本的角色尤为关键。它不仅是参与者,更是连接欧洲安全体系与印太安全议程的重要节点。此次集体访问,本质上是在强化这一节点的功能,使其在跨区域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五、结语:从一次访问看结构性变化 如果仅从表层观察,这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外交访问,但从结构层面分析,其意义更为深远。它反映出北约正在从以地理范围界定的组织,转向以议题为驱动的平台,也显示出联盟内部正通过集体行动强化认知一致性,并为未来政策协调积累条件。 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并非通过正式条约或公开宣示完成,而是通过一系列看似技术性的互动逐步推进。因此,此次约30国大使——很可能接近32国全员——集体访日,与其说是一项单一外交事件,不如说是一个结构性转型的具体体现。...

亚洲欧洲

2026年慕安会今日落幕:十大议题中七项影响中国战略环境

当欧洲在慕尼黑讨论自身安全未来时,中国已成为七成核心议题背后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26年2月13日至15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来自120多个国家的政要、专家与安全界人士参会。会议在全球战略持续震荡、跨大西洋联盟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展开,被认为是检视当前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年度关键论坛。 一、“破坏性政治”与全球秩序的诊断 慕安会主办方在会前发布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破坏性政治”为分析框架,认为世界主要安全与治理机制正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传统规则基础受到侵蚀。报告特别指出,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正在上升,各方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张力加剧。 二、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新校准 跨大西洋合作是本届会议反复被提及的主题。大会开幕时,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指出当前美欧关系处于十字路口,传统的合作模式正在被重新审视。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呼吁美国回归理性联盟政策,同时强调欧洲应在北约内部增强话语权和责任分担。 三、对欧洲防务自主性的探索 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议期间就加强欧洲防务自主性进行了实质磋商,包括对欧洲核威慑机制的可能性展开对话。这一系列讨论反映出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背景下,欧洲在安全保障上寻求更大独立性。 四、北约角色与联盟机制的未来 北约在会议中依然是核心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欧洲在未来安全架构中需要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强调增强联盟内部协调的必要性。与会各方就如何调整北约以应对新的地缘战略挑战进行了广泛对话。 五、俄乌战争的战略走向 俄乌冲突仍是本届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德国总理默茨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可能要等其经济或军事能力“枯竭”后才能结束战争,这反映出欧洲对持续冲突的现实评估。同时,乌克兰外交部长和中国外交部长在会议期间就扩大和平对话进行了讨论。 六、多边治理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压力测试 与会者普遍认为,当前多边机制在应对冲突、危机和全球性风险时显示出疲态。围绕国际法、公平代表制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如何推进联合国等机构改革等问题,成为会议中的重要议题。 七、技术与网络安全议题的上升 不同于传统只聚焦军事安全的讨论,本届会议更显著地将技术安全与网络空间的稳定性纳入主舞台。随着全球战略竞争向数字和技术层面扩展,技术安全被视为未来全球安全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中国立场与和平倡议的表达 在会议的“中国专场”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调通过对话与政治解决一切地区热点,包括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重要性。这一立场阐述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价值主张与解决国际纷争的策略思路。 九、民意与战略信任呈现危机 《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同时指出,不仅是国家间的战略矛盾,近年来西方内部对政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信任不断下降,这加剧了政策一致性的困难。报告揭示了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等因素对国际合作的间接影响。 十、会议影响对未来一年安全议程的指向 尽管会议本身不会发布正式的公报,但广泛的交流和公开论述本身就对2026年全球安全议程具有重要指向作用。特别是在大国关系、跨大西洋合作机制调整、欧洲安全自主性构建等领域,与会者的讨论很可能在未来一年内转化为政策走向。...

文章推介

传播学北美

ChatGPT 用户规模再创新高:每周活跃用户突破 8 亿

文/毕研韬 根据数据研究公司 Demandsage 于 2025 年 8 月 14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ChatGPT 的用户规模持续增长,展现出显著的市场影响力。 截至...

传播学

One War, Different Realities: Why China and the West See the Russia–Ukraine War Differently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ognitive and perceptual di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传播学

中国亟需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北美

美国国会:中国产业升级对美国造成“空前冲击”

当西方再次用“冲击”来定义中国时,我们或许更需要追问:被改变的,究竟是现实,还是对现实的理解方式?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抛出一个论断:随着中国产业持续升级,美国正面临一轮“空前”冲击。这一说法迅速引发政策与舆论界广泛讨论。 那么,这种所谓的“冲击”究竟指什么?它从何而来?又为何在当下被再次强调? “China Shock”:一个在中国被忽略的概念 在西方政策与学术语境中,“China Shock”(中国冲击)这一概念大致在2010年代初形成,主要源于David Autor、David Dorn、Gordon Hanson等经济学家的研究。 他们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后,对美国本土产业和就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解释路径清晰明了:中国制造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大量产品涌入美国市场,对美国部分行业形成了价格和规模上的双重竞争压力。一些依赖传统制造业的地区,出现了就业岗位减少、产业规模收缩等现象。...

亚洲

美最新报告:北京目前未计划2027对台动武

“2027窗口”是如何被误传、误解和曲解的?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于2026年3月18日发布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Annual Threat Assessment)。报告在涉台问题上给出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判断:北京方面目前未计划在2027年对台动武,且未设定明确的统一时间表。同时,报告强调,中国并未放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选项,并将持续通过多种手段塑造有利态势。这一表述,对近年来围绕“2027时间点”的多重判断是一次重要校正。 一、报告核心:意图与能力的区分 此次ODNI报告的关键,在于明确区分了两个长期被混用的分析维度:能力与意图。 从能力角度看,报告延续既有判断,认为中国相关军事能力正在持续提升,但进展呈现“稳定但不均衡”的特征,特别是在复杂两栖作战等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 从意图角度看,报告则指出,当前没有迹象显示北京已制定在2027年对台动武的具体计划。 这种区分意味着:具备能力,并不自动转化为采取行动;时间节点,也不必然对应决策节点。 二、“2027年攻台”来源:能力推断逻辑 “2027”这一时间点,主要来自美国军方的能力评估。其中,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传播学

唐玥宸博士:在跨文化坐标中锻造传播判断力

在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文/沈昊然 在海南自贸港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已从单向表达转向多维互动。真正有效的传播,不仅关乎语言能力,更关乎对不同文明逻辑的理解与转换能力。在这一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唐博士现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是海南省高级“双师型”教师。她长期从事网络传播、国际传播与数字传播研究,并在教学、智库参与与媒介实践之间保持持续互动。 一条跨文化的成长路径 唐玥宸生于安徽,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北方工业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对俄地缘文化环境,为她提供了理解中国区域差异与边疆文化的早期经验。 此后赴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BBC职业研讨活动,系统接触公共媒体运行逻辑与职业伦理框架。归国工作数年后,她前往马来西亚攻读博士学位,在多元族群与多语社会环境中完成学术训练。英国与马来西亚的学习经历,使她对跨文化沟通中的语境转换与价值差异形成更为具体的体悟。 从安徽、黑龙江到英国、马来西亚,再到海南自贸港,这一迁徙路径构成了她理解国际传播复杂性的现实基础。 在实践与研究之间建立通道 除高校教学外,唐玥宸同时参与智库与媒体实践。她担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并承担香港《无界传播》编辑事务工作。曾应海南国际传播中心邀请,以中方学者身份参与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专题圆桌讨论,围绕“短剧出海”与国际传播议题展开交流。 其研究文章发表于《学习强国》、澎湃新闻等平台,多份研究专报获得地方决策层关注。此前,她曾在央企董事长办公室工作六年,并在广播电视系统担任编导。这些组织传播经验与媒体实践,使其学术研究保持现实问题导向。 教学与长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