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临近,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其制度创新力度。除了讨论免税政策、营商环境、数据治理、资金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措施,部分观察者开始提出更深层的疑虑: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例外”吗?其政策导向和制度路径具备足够的稳定性、连贯性与可预期性吗? 这些疑问并非完全出于偏见,而是源自一个现实冲突:“中国例外论”与“全球普适性”之间的碰撞。前者强调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后者则期望制度创新回应“普世规则”以求兼容。海南自贸港恰好处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如何阐述二者之间的兼容性,是海南自贸港对外传播的一项根本性工作。 国际社会对海南的“制度疑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能否高效落地;二是政策能否长期稳定;三是地方探索与中央统筹如何协调?概言之,这涉及外部观察者能否理解和信任这种“地方先行、中央兜底”的治理逻辑。某些国际舆论甚至将“自由港”的定位与中国中央统一领导之间设定为一种对立关系,暗示海南的高度自主权可能带来某种“治理模糊地带”。这种误读如不被及时澄清,将严重损害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信誉和发展空间。 当前,海南的国际传播多聚焦于政策宣讲,强调制度创新与营商利好,而对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政策演化路径、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等方面,解释尚不够充分。这种“重政策利好、轻制度逻辑”的传播范式,容易让国际受众产生结构性误解。 要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首先应主动回应国际关切,明确海南自贸港是在中央统一战略框架下的制度试验,而非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法外之地”。其次,要讲清制度逻辑,重点阐述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方案实施的渐进性以及权责边界的明确性,让国际社会相信海南的制度创新是有方向、有控制、可容错的系统工程。此外,引入更多“第三方声音”,包括国际智库、跨国法律与政策咨询机构等,为制度建设提供独立视角与背书。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透明度,也能在国际语境中增强政策的可信度与可解释性。 制度创新是海南自贸港的核心竞争力,而制度信任是其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讲好海南故事,不只是讲好一座热带岛屿的现代化建设,更是讲清一个制度试验场的治理逻辑与全球意义。唯有如此,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才能实现从“政策外宣”到“认知重构”的跃迁,才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可靠的认知保障。 后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没摧,说明未秀。当海南自贸港真正发展起来,可能会遭遇一些国际舆论风波,不过都很正常。
2025-08-12恭贺亚洲艺术馆开馆暨首展启幕 值此海南自贸港启动封关运作之日,亚洲艺术馆于海口开馆并举办首展《封关时刻:交汇与重塑——庆祝海南自贸港封关当代艺术展》,谨致以诚挚祝贺! 海南封关运作,标志着中国制度型开放进入实践阶段,表明海南正以更加清晰、稳定的规则体系,走向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此历史节点,亚洲艺术馆以当代艺术回应“封关”议题,凸显跨文明对话的现实意义:当世界体系加速分化,艺术为跨越差异提供了一种非对抗、可持续的对话方式。 本次展览汇聚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艺术家,以多元媒介呈现对“现实、在地与未来”的艺术表达。展出不止于呈现文化异同,更借由创作与对话,开辟彼此理解的空间。这种基于平等与尊重的跨文化实践,使“封关时刻”超越地域与制度边界,成为不同文明相互观照、彼此回应的公共时刻。 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认知分裂加深的当下,文明之间往往被简化为价值对立与叙事冲突。亚洲艺术馆开馆的意义,正在于为这种结构性紧张提供另一种回应路径——以交流消弭误读,以审美经验拓展理解边界。通过策展叙事、理论研究、公共教育等活动,艺术馆有望成为一个稳定而开放的全球对话平台,使不同文明得以在持续的互动中逐步建立信任与理解。 期待亚洲艺术馆立足亚洲经验,直面世界议题,在长期实践中推动认知互通与文明互鉴,使海南不仅成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窗口,同时成为跨文明对话的重要文化节点。 毕研韬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 《无界传播》(CWB)总编辑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2025年12月18日
2025-12-17文/唐摩崖 在国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全球叙事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提出了一套系统且前瞻的国际传播新路径,理论与实践兼备,具有深远的创新意义。 一、范式转变:从“政策传播”迈向“制度传播” 传统国际传播多聚焦“讲好故事”或“推销政策”,而毕研韬教授则提出以“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取代“政策外宣”。所谓制度传播(制度性叙事),是指通过系统性传播展现制度的设计逻辑、治理成效与价值理念,旨在重塑受众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制度合法性建构、制度形象塑造与制度未来的认知预设。 二、方法重构:构建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文章融合人类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出一套包含“时空坐标”“四维大国关系框架”“全球治理视角”“掠夺式积累理论”的分析系统,为地方国际传播提供了高度适配的认知架构。这种多维度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外部认知误读与潜在风险。 三、机制创新:三大传播机制精准应对叙事竞争 为应对信息地缘政治化与叙事操控现象,文章提出“叙事前置机制”“合法化叙事机制”“反叙事嵌套机制”三大战略性传播工具,首次将叙事主权问题制度化、机制化,回应了认知战争的现实挑战。 四、行动导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 文章明确提出包括“目标导向”“地缘稀释”“技术赋能”“分众传播”等在内的八项行动原则,覆盖传播目标、策略、路径、技术、风险等全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性指南。 五、地方突破:打造国际传播“制度试验田”...
2025-07-17张雪峰,中国“民间认知中介”的代表人物,他的离世,将凸显中国民间认知服务的巨大缺口。 一、个体离场与结构性问题的显影 张雪峰的离世,引发的不仅是对一位教育评论者的情绪性悼念,更是一个长期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的集中显影:在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之外,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信且可广泛触达的“认知服务供给体系”?如果存在,其运行机制为何;如果不存在,其缺口又是如何被现实暂时弥补的? 所谓“民间认知服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或培训活动,而是一种更具操作性的功能:将高度复杂的制度信息——包括高校体系、专业结构与就业市场——转译为普通家庭可以理解并据以行动的决策依据。在信息总量持续增长但结构性不对称依然显著的背景下,这类中介服务直接影响个体的路径选择,并在更长周期中作用于社会流动结构。 从这一意义上看,张雪峰的出现,并非偶然个体的成功,而是对制度供给不足的一种“替代性响应”。 二、认知中介:制度之外的关键节点 从传播结构分析,张雪峰所承担的角色更接近“认知中介”,而非单纯的信息传播者。其核心功能不在于生产知识,而在于对既有信息进行筛选、压缩与重组,使其具备明确的行动指向。 这一角色的生成,依赖于三个相互叠加的条件。 其一,是制度性信息的表达方式偏离个体决策需求。高校在介绍专业时通常以学科逻辑为中心,而非以就业路径为导向;政策文件强调原则与框架,却缺乏面向个体的操作指引。这导致大量信息虽然“可获得”,却难以转化为“可使用”。 其二,是家庭之间认知资源的显著差异。精英家庭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代际经验或专业咨询获取高质量信息,而普通家庭则更多依赖公开渠道与碎片化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结构中,能够提供“可用判断”的个体,便具有极高的边际价值。 其三,是平台化传播机制的放大效应。短视频与直播平台显著降低了进入门槛,使个体能够通过持续输出建立信任,并在高频互动中形成稳定的认知影响力。 张雪峰正是在上述结构条件下形成的“高密度认知节点”:制度供给不足、需求端高度焦虑、平台机制加速信任聚合。...
2026-03-31一个持续半个世纪的神秘电波,究竟是个什么存在? 文/毕研韬 在全球短波无线电爱好者的长期监听记录中,一个代号为UVB-76的信号源始终占据特殊位置。它几乎全天候在约4625 kHz频率上发出单调、重复的蜂鸣声,偶尔插入俄语语音、字母拼读或数字组合。由于其持续时间长、内容难以解码,以及与冷战军事体系的潜在关联,这一电台被外界赋予了“末日电台”的称号。 然而,从目前公开资料来看,这一称谓更多属于传播建构,而非经过验证的技术事实。要理解这一电台,需要将其放回通信工程与国际政治的双重语境中进行分析。 一个被监听的冷战遗产 关于UVB-76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6年前后,西方短波监听者已经能够稳定接收到该信号。这表明,该电台在被外界“发现”时,已经处于成熟运行状态,其实际建立时间很可能更早。 随后的数十年中,该电台表现出极强的连续性。一是信号长期稳定,极少中断;二是播出模式高度一致,以蜂鸣声为主,仅在特定时刻插入语音信息;三是频率基本固定。这种“低变化、高持续”的特征,在民用广播体系中较为罕见,却与军事通信中的“占频信号”或“待机链路”高度一致。 “末日机制”的说法从何而来 “末日电台”这一名称,主要源于外界将其与苏联时期的核反击系统——Perimeter(亦被称为“死亡之手”)相联系。 一种流行说法认为,该电台持续发出蜂鸣声,意味着系统处于正常状态;一旦信号中断,可能触发自动化核反击程序。 这一解释在逻辑上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它将“持续信号”与“系统状态监测”联系起来。但必须指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公开、可验证的证据证明UVB-76与核反击系统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2026-03-19基于兰德公司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分析 文/毕研韬 一、台湾问题在中美竞争中的定位 兰德公司在其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中指出,台湾是中美战略竞争中最具危险性,但也最具可管理性的议题之一。 报告认为,尽管双方在政治目标上根本对立——中国将台湾视为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美国则将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与民主价值体系,但在“防止危机升级、避免军事冲突”层面,仍存在可操作的稳定路径。 台湾对两国都具有结构性重要性:对中国而言,它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民族复兴的象征;对美国而言,它是印太地区的关键节点,牵涉防务同盟体系与全球科技供应链(尤其半导体)。...
2025-11-05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2026-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