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关系
靡靡之音？邓丽君在中国大陆的地位
台湾歌手邓丽君，以她婉转甜美的歌声，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文化变革的标志。从起初被视为“靡靡之音”，到最终成为永恒经典，她的音乐经受了岁月的涤荡，映照出那个时代对心灵解放的渴望。 一、时代春风下的音乐魅力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陆，邓丽君如同一股清新之风，闯入人们的视野。她的歌曲旋律悠扬，歌词贴近生活，诉说着自由、浪漫与爱情，轻轻敲开了变革中大陆人民的心扉。她的音乐不仅为人们带来了娱乐，更是对外界文化接纳的一个象征，跨越了语言与时代的鸿沟，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寄托。 二、文化象征与情感慰藉 邓丽君的音乐超越了娱乐范畴，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她的歌声体现了大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是改革开放后人民敞开心扉的跃动。她的歌曲简单却深情，温柔而有力，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在那个严肃的政治气候下，她的歌声如同一股清流，为人们提供了情感的出口和心灵的慰藉，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纯真和生活的美好。她的音乐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交流。 三、从质疑到经典的传奇蜕变 邓丽君初入大陆时，曾因其独特的音乐风格而被视为“靡靡之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歌声逐渐征服了人们的心。她的歌曲广泛传播，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不仅在中国大陆，乃至全球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今，邓丽君依然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她的歌声跨越时空，连接着不同代际人群的共同记忆与美好情感。她的音乐已经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符号，见证了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心灵觉醒与情感释放。 本文部分内容由AI大模型辅助生成；本文配图由Grok生成。
文章推介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naugural Statement
——Breaking Cognitive Shackles for a New Future Whether within a single country,...
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文/毕研韬 2025年“汉光41号”演习首次纳入“灰色地带冲突应处”课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演习模拟大陆海警船进入争议水域、无人机逼近岛礁、网络攻击干扰基础设施、假讯息扰乱社会心理等情境，旨在提升应对“非传统威胁”的综合能力。 台方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已成为“最常态的敌意行为”，而将之纳入军演，有助于强化民众防卫意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此举表面是军事应变，实则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动机与叙事塑造意图。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台海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军事准备，更取决于各方对叙事权的节制与政治化操作的自我克制。 灰色地带：权力竞争中的模糊战场 “灰色地带冲突”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模糊状态，广泛存在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以网络攻击、信息战、执法压逼、低烈度军演等手段，持续施加压力。 对台湾而言，大陆频繁的军机绕台、海警执法、渔船靠近与网络渗透确实带来紧张感。这种日常压力，被演绎为“持续性非战争攻击”，从而促使台湾将防御机制向“灰色地带”前沿推进。 然而，将所有边界摩擦解释为“敌对行为”，并以军事演习固化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风险：它容易掩盖复杂现实的多面性，使对抗逻辑单一化、舆论情绪化、社会防御机制政治化。 “受害者叙事”的战略效应 在国际传播层面，台湾将自己定位为“遭受胁迫的民主堡垒”，积极向外部传达“我们不是挑衅者，我们在抵抗压迫”的信号。这种“受害者叙事”确实能吸引国际关注与同情，进而转化为安全援助、军事合作和道义声援。 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叙事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也带来战略依赖性和社会撕裂风险。一旦“危机叙事”成为体制内的运作常态，社会容易陷入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政策也更难回到理性协商与风险管理轨道。 从中立角度看，灰色地带行为不应一律视为蓄意侵略，也不应被单方面转化为冲突升级的理由。相反，理性的灰色认知，应包括对动因的多元分析、对行为的比例判断，以及对风险的分层应对。 “政治放大”的陷阱与和平的代价...
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英国《卫报》：中国产业向内陆转移，是“第三线回归”吗？
近期，英国《卫报》将中国部分产业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线建设”相类比，引发外界关注。 文/毕研韬 《卫报》的表述在传播上具有高度简化与象征意义，但其解释力与准确性，有必要加以审视。 一、现象：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 从表层现象看，中国确实出现了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一些制造业与关键产业链环节，正在由传统沿海区域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基础设施、能源保障与交通网络也在向内陆强化。这些变化，与“第三线建设”强调的“向内陆布局、增强安全”的直观特征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卫报》的类比并非完全失据。 二、错位：历史类比的解释局限 若将其直接等同为“第三线回归”，则存在明显的概念错位。历史上的“第三线建设”，是在冷战高压与战争预期背景下展开，其核心逻辑是规避打击、保存工业体系，而当代中国的产业调整，所处环境与驱动机制已发生根本变化。 现代战争形态高度技术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显著提升，单纯依赖地理纵深来规避风险的效果大幅下降。同时，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体系，产业布局不仅服务安全目标，也必须兼顾效率、成本与市场连接。因此，简单以“战争准备”解释当前变化，难以覆盖其复杂性。 三、转向：从空间防护到系统韧性 更具解释力的视角，是将这一趋势置于“系统韧性”的框架下理解。所谓系统韧性，并非避免冲击，而是在冲击发生时维持基本运转能力。在这一逻辑中，产业向内陆转移具有三重功能：一是分散风险，避免关键节点过度集中；二是增强抗封锁能力，在海上通道受限或外部压力上升时保障基本供给；三是构建纵深支撑体系，为长期不确定性提供缓冲空间。这些目标，与其说是“第三线的复刻”，不如说是对当代全球风险环境的结构性回应。 四、动力：安全与发展的双重驱动 同时，这一调整还具有明显的经济维度。近年来，沿海地区成本上升、土地与劳动力约束趋紧，中西部地区则在基础设施改善与政策引导下，逐步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从区域发展角度看，这种再平衡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因此，产业“内移”既是安全考量的结果，也是发展逻辑的延伸。...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