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的亚冠女排赛场上,中国姑娘缪伊雯代表哈萨克斯塔出场,率队打败北京队,却赢得中国网民集体喝彩。 作者:程一鸣 发表:2026年5月9日 2026年4月的亚冠女排赛场上,一场看似普通的俱乐部对决,却在中国的互联网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情感海啸。身披哈萨克斯坦战袍的中国球员缪伊雯,在对阵北京女排的比赛中砍下22分,率队鏖战五局打败北京队。对此,中国社交媒体上几乎一边倒地出现了“干得漂亮”“全网祝福”“太解气了”的声音。短视频平台上,“你不要我,我就用实力抽回去”“体制不要我,那就在体制外打败体制”等标题获得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一个中国球员,代表外国俱乐部击败了国内的队伍,不仅没有招致“叛徒”式的骂名,反而赢得了全网的喝彩与共鸣。这反常的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场“爽文”背后的现实剧本 表面的答案并不难找:缪伊雯的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个“逆袭”范本。2022年,她曾短暂入选国家队集训,在世界联赛中仅获得一次替补登场的机会,扣了一个球便被换下,之后再未得到重用。在国内竞争激烈、机会渺茫的困境下,她选择远赴意大利、土耳其,最终落脚哈萨克斯坦。在杰特苏俱乐部,她不仅率队拿下联赛和杯赛双冠,还荣膺“最佳主攻”。此次在亚冠赛场上亲手淘汰国内传统强队,无疑是一次完美的“实力正名”。 然而,如果仅仅将其解读为“个人励志故事”,便远远低估了这场舆论风暴的深度。真正让无数网友“破防”并自发加入喝彩阵营的,并非缪伊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她所触动的、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情绪——对“怀才不遇”的感同身受,以及对僵化人才选拔机制的集体不满。 “为她喝彩”的本质:为自己发声 网民的留言和弹幕中,高频出现的关键词不是“排球”,而是“机会”“公平”“关系”与“憋屈”。人们从缪伊雯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更是一个隐喻:一个被“体制内”边缘化的优秀个体,在外部环境中野蛮生长,最终用硬实力证明——不被你们选中,不是我不行,而是你们的眼光与机制有问题。 “看不上我,就让你们看清楚我。”这句短视频标题之所以能引发强烈共鸣,是因为它在无数普通人的心里投下了回声。在职场中,有多少年轻人因为“没有关系”而被晋升名单忽略?在科研领域,有多少学者因为“资历不够”而申请不到本该属于他的项目?在艺术圈,有多少创作者因为“不符合标准”而被主流平台拒之门外?缪伊雯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一个曾因僵化规则、人情门槛、论资排辈而被否定的个体。 人们为她喝彩,本质上是在为自己从未被正视的才华与努力喝彩;人们为她“打败体制内”而欢呼,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无力打破却又无比渴望冲破的“天花板”而呐喊。 “复仇”的正当性:公平是最大的政治 舆论之所以敢于公开支持这种“以下克上”的戏码,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人们并不认为缪伊雯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这只是一场俱乐部层面的国际赛事,参加联赛的北京队本身也有外援和外教。当“为国争光”的宏大叙事在此处退场,“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的职业体育逻辑便顺理成章地占据了舞台中央。 而恰恰是这种“职业逻辑”,反过来暴露了某些体制内选拔机制的非职业化特征。为什么一个在国内进不了国家队、只能短暂替补出场的球员,到了海外却能被当作核心并打出统治级数据?究竟是球员水平不够,还是我们的选人视野、用人标准、培养方式出了问题?这种追问,远比一场比赛的胜负更刺痛人心。 网友们一边倒的喝彩,并非针对北京女排这支队伍本身,而是针对那个让他们感到“错配”的体系——一个让真正有潜力的人得不到足够机会的体系。当缪伊雯在哈萨克斯坦的赛场上一次次扣球得分时,屏幕上刷过的“解气”,其实是在向那个体系投出一张张无声的反对票。 结语:让“缪伊雯们”不再需要“出走” 不可否认,任何一个选材体系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总会有遗珠之憾。但是,当一个“遗珠”的故事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共鸣时,就绝不是“个别案例”可以解释的了。它说明,有太多的人从缪伊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有太多的人对“有实力却无机会”的处境感同身受。 “体制不要我,那就在体制外打败体制”,这句悲壮与决绝的口号,不应成为每一个“缪伊雯”唯一的选择。一个更健康、更自信的社会,应该让人才有足够的通道被发现、被重用,而不是逼着他们远走他乡之后再回来“打脸”。缪伊雯赢得了满堂彩,但这份喝彩越响亮,越说明我们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 但愿有一天,“缪伊雯们”不必出走,在国内也能被看见、被重用。
2026-05-09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2026-05-05文/石敢当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不当行为而接受调查,震动了社会各界。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性寺庙之一,少林寺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也肩负着佛教精神与道德引导的责任。 佛教在中国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与中华文化深度交织,涉及道德伦理、社会价值以及文化传承。然而,近年来佛教界的商业化现象日益严重、丑闻频出,突显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考验。 佛教商业化:精神的迷失与道德的困境 近些年来,少林寺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寺庙的商业化程度愈发加剧。寺庙已经不再仅仅是修行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寺庙成了旅游景点和文化产业基地。 商业化带来了经济效益,却也让佛教精神性受到了侵蚀。佛教本应致力于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但在过度商业化的过程中,宗教的纯粹性与精神性逐渐被物质化所替代。 释永信事件揭示了这种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当宗教信仰被过度包装为商品,信徒对佛教的忠诚和依赖也会受到影响。 道德失范:高僧的权威何在 除了商业化问题,部分佛教高僧的丑闻也暴露了佛教界的道德危机。释永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这种道德失范行为进一步动摇了佛教作为精神引领力量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信仰的支柱不仅仅是宗教的教义,更是宗教领袖的道德示范和公信力。高僧作为信仰的象征,其个人行为的失范,直接影响整个佛教的道德权威。 在此背景下,如何恢复佛教的道德权威,如何让信徒重新相信佛教的教义和精神,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坚守信仰的僧人:一片净土与宗教使命...
2025-07-28【《无界传播》编者按】《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1927年7月停刊,蔡和森为首任主编。它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核心,评述国内外时事、阐释革命主张、指导工农运动和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旗帜鲜明抨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统治,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向导》发行量巨大、影响遍及全国,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最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被誉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思想旗帜与舆论向导。以下是《向导》发刊词。—— 2026年5月3日 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 (载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 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 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的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业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可是现在的状况,我们的自由,不但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这几项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 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箝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为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2026-05-03文/唐摩崖 在当前地缘博弈加剧、外部认知加剧分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不仅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更面临深层次的内部与外部认知制约。1月1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 毕研韬指出,“双向理解”包含“理解世界”与“被世界理解”两个层面。一方面,海南自身需要充分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需求、关切重点与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在事实和机制层面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功能与实践逻辑。如果其中任何一端出现失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理解世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能被世界理解。 毕研韬提出了“认知双盲”的概念。决策阶层依赖内参系统理解环境,而普罗大众则依靠社会信息系统(社交媒体、自有媒体、新闻媒体、人际网络等)来获取信息,但如今这两大系统都已经高度组织化,信息被严密过滤。目标导向明确,导致精英和大众都濒临认知失真的风险。 他指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超载并未必然促进理解,反而可能在“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媒体框架、价值预设和地缘政治叙事的叠加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毕研韬强调,理解地缘环境是实现双向理解的现实前提。这一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对经济议题的深度介入;二是要深入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关切,避免将区域国家简单视为“政策接受者”或“战略配角”。 毕研韬认为,海南自贸港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准确判断外部世界的关注重点与敏感议题,否则即便政策初衷是开放与合作,也可能在外部认知中被置入地缘政治或战略竞争的解释框架之中。 毕研韬认为,双向理解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它要求既能够站在外部视角理解他者关切,也能够清晰、稳定地向外界解释自身实践。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种理解能力本身,正逐步成为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2026-01-18文/晁可然(亚太问题专家) 在当今全球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社会韧性”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关注的一个焦点。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体,台湾的安全环境面临多元挑战,社会韧性能否成为其重要的“安全护盾”,值得深入探讨。 一、什么是社会韧性? 社会韧性指一个社会在遭受外部冲击或内部危机时,能够有效抵御、适应并迅速恢复正常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基础设施的稳定,更涵盖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力、信息识别力、社会凝聚力和制度的灵活应对机制。简言之,社会韧性体现了一个社会面对风险时的整体抗压和自我修复能力。 二、台湾提升社会韧性的努力 随着混合威胁(Hybrid Threats)形态日益多元,台湾正逐步将“社会韧性”视为整体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社会韧性不仅关乎应急响应能力,更涉及民众认知、社会心理与制度弹性等深层因素。 1.加强网络安全与信息防护 在面对虚假信息、认知操控和网络攻击等灰色地带手段时,台湾强化了网络空间的多元防线: 2.推进全民国防与公民教育 台湾将国防概念拓展至社会层面,强调全民意识的形成与民众素养的提升: 3.强化基层社区的应急与恢复能力...
2025-07-18文/毕研韬 近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调整专业结构,部分院校缩减甚至撤销英语等外语类专业。这一变化与两个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些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收缩;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机器翻译能力明显提升,使部分人开始质疑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AI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然而,如果因此得出“英语已不再重要”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知识体系、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语言能力仍然是一种基础性能力。 AI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价值 近年来,以 Google Translate、DeepL、iFLYTEK(科大讯飞)等系统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翻译工具,在准确度和实时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在许多日常场景中完成较为可靠的语义转换。 但机器翻译解决的主要是文本转换问题,而语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语言中包含大量语境信息、文化隐喻和话语逻辑。机器可以翻译句子,却难以理解语境背后的文化结构。很多跨文化误解并不是词汇问题,而是认知背景不同造成的。 因此,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意义,而只是改变了语言使用的方式。未来,人们可能不再需要逐字翻译,但仍然需要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结构。 英语仍然是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英语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大量国际期刊、数据库与学术会议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例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
2026-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