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排名成为唯一刻度,大学就只剩下“纸老虎”的影子。 文/林叙衡 一、争议的起点:排名真的等于实力吗? 近期,一家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提出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判断:中国高校在全球排名中的快速上升,并不必然等于真实的学术实力提升。标题虽尖锐,但其核心问题其实并不新鲜——大学排名是否能够真实反映一所大学的综合能力?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多所高校在国际榜单中名次显著提升。这一现象主要得益于科研论文数量、引用率、国际合作比例和科研投入规模的大幅增长。在高度量化的评价体系中,这些指标可以迅速推动排名上升。 但评论者认为,排名指标本身存在结构偏向。它们更容易衡量数量,而难以评估原创思想、学术传统、制度弹性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度。由此形成一种可能的错位:数据上升,未必等于思想突破。 二、数量增长与原创能力的区分 当前国际排名体系普遍依赖可量化指标。例如论文产出、被引频次、国际合作网络和科研经费规模。这些指标的确反映科研活跃度,却无法直接衡量理论原创性和思想引领能力。 评论文章的核心担忧在于:如果高校围绕这些指标进行资源配置,可能形成“数量驱动型发展模式”。短期内排名上升,但长期创新生态是否同步成熟,则存在不确定性。 必须指出,中国高校在科研基础设施、人才引进和资金投入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不在于进步是否真实,而在于排名是否足以代表全部实力。排名提供的是一个维度,而非全景图。 三、排名机制的结构漏洞 进一步看,大学排名本身具有显著差异。不同榜单权重不同,有的强调论文引用,有的强调声誉调查,有的强调国际化比例。这意味着高校可以根据自身优势选择更有利的评价体系参与。 这种“策略性匹配”并不违规,但会带来激励结构问题。如果管理层的绩效与某一榜单名次直接挂钩,那么资源配置就可能围绕该榜单指标优化,而非围绕长期学术使命布局。 在一些情况下,校长或管理层确实倾向于选择最有利的排名赛道,以便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与政策支持。排名成为一种可传播的绩效符号,而非单纯的学术评价工具。 这是一种典型的治理逻辑与知识逻辑之间的张力。当排名进入行政考核体系,指标就可能压倒使命。 四、代理人问题与制度激励 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激励机制。 高校管理者处在任期制与绩效评估框架之中,必须向主管部门和社会交出可量化成绩单。排名恰好提供了一个清晰、可传播、可比较的指标。因此,个体理性选择叠加后,可能形成系统性倾向:围绕排名优化,而非围绕长期学术积累。 这并非中国独有现象。全球范围内,排名已成为教育市场化竞争的重要工具。但在发展阶段不同、制度环境不同的背景下,其后果可能更加复杂。 如果排名成为资源配置与晋升考核的核心依据,那么高校容易陷入“指标游戏”。论文数量、国际化比例、科研项目规模被优先强化,而本科教学质量、人文学科积累和基础研究的长期价值可能被边缘化。 五、真正的核心问题 因此,争议的焦点不应停留在“纸老虎”这样的情绪性判断,而应回到三个问题: 第一,排名是否等同于综合实力?显然不是。...
2026-02-16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2025-02-16在中国网络上,不少网民为“吹哨医生”兰越峰鸣不平,希望这件尘封多年的旧案能得到重新审视,恢复蓝医生的名誉和待遇。 作者:石敢当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3日 兰越峰,原是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临床业务扎实,行医恪守诊疗规范。2009年,她发现医院拟实施一项缺乏医学指征的手术,当即提出反对。之后,她持续实名举报院内过度医疗、科室下达创收指标、医疗设备采购不规范等问题。 为此她遭遇工作上的打压。医院将她调离临床岗位,安排待岗学习,办公场所也被收回。从2012年起,兰越峰常年身着白大褂,坐在医院门诊走廊,表达自己的诉求,被大家称作“走廊医生”。 2014年,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表示未查实她举报的相关问题,兰越峰本人并不认可这份调查结论,始终坚持自己的举报属实。同年,医院以长期旷工为由,经职代会表决,解除了和她的聘用合同。自此,兰越峰失去岗位、编制,不再享有工资和退休相关待遇。 此后多年,当年她举报涉及的医院两任负责人,相继因违纪违法被查处,而兰越峰没有稳定收入,晚年生活清贫。这些年她一直依法申诉,拒绝社会捐款,只想要一个公正的说法。 如今大量网民自愿发声,呼吁相关部门结合后续查实的新情况,对当年事件重新复核。 大家认为,兰越峰当年敢于指出医疗行业弊病,代价巨大,不该承受十二年的困顿。网民希望,如复核后情况属实,应为兰越峰补发拖欠工资,恢复职称、编制与退休待遇,让敢于坚守良知的人,不被辜负!
2026-10-23Promoting Understanding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Advancing World Peace through Cognitive Mediation By...
2026-07-26当“认知战”被写入情报法,改变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可能是整个社会看待信息传播的认知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最近,台湾执政党推动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拟将“认知作战”正式纳入情报工作范畴,并赋予情报机关相应的应对权限。 许多人将此视为台湾强化安全体系的又一步。然而,从传播学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这次修法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台湾正在将“认知战”从传播议题转变为情报议题。 这意味着,“认知战”不再只是舆论场中的一个概念,而正在被纳入情报战框架之中。 一、从传播问题到情报问题 过去几年,“认知战”已经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 从选举争议到两岸关系,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到网络谣言,各种现象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的讨论范围。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认知战”本质上首先是一种传播现象。它涉及信息传播、舆论形成、认知影响、社会心理以及媒介生态等问题。 因此,过去台湾关于认知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体、教育和网络治理等领域。...
2026-06-122026年5月,福建漳州杨梅“泡药”事件持续发酵,连累其它软皮水果市场。 许怀安 供稿 2026年5月19日发布 媒体曝光显示,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脱氢乙酸钠等禁止用于鲜果的防腐剂,并添加来源不明的高倍甜味剂浸泡杨梅,以延长保鲜期、改善口感和外观。事件迅速冲上热搜,全国多地批发市场紧急下架相关产品,电商订单骤减,价格暴跌,杨梅产业遭遇重创。 更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一地一果的市场波动,而是整个中国水果产业由此暴露出的系统性信任危机。消费者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杨梅有没有问题”,而是“如果杨梅可以泡药,还有多少水果也在被化学改造?” 一场看似偶然的风波,为何会迅速失控? 杨梅本身,是一种极端依赖时效的水果。它表皮脆弱、含水量高、保鲜周期极短,常温环境下往往一两天便会腐烂变质。对于大量依赖跨区域销售的产区而言,运输损耗一直是行业痛点。在这种现实压力下,一些收购商开始通过违规添加防腐剂、甜味剂等方式延长货架期,提高卖相与甜度。 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并非个别人的“临时起意”,而是长期产业压力下形成的灰色生存逻辑。 在许多水果产区,种植主体高度分散,小农户、小收购点、小加工链条大量存在。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冷链仓储能力不足,标准化体系缺失。在激烈价格竞争下,合规经营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而违规操作却能明显降低损耗、提升售价。于是,“别人都这样做,不这样就卖不出去”,逐渐演变成某些环节默认的潜规则。 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个体失范,而是违规开始被结构性合理化。 中国水果产业,正在遭遇“信任赤字”...
2026-05-192026年汉光演习更像一次社会信息系统压力测试。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1日 2026年“汉光42号”演习正在台湾展开。与以往主要关注部队机动、防御部署和联合作战能力不同,今年演习呈现出一个更加明显的趋势:战争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军事对抗,而被放置在一个由军事、信息、通信、社会心理和公共治理共同构成的复杂环境中。 其中,首次纳入战时通信中断情境、模拟移动网络受影响,以及强化信息、情报和社会韧性测试,使这场演习具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台湾正在探索一种类似俄乌战争之后形成的“战争传播模式”,即通过传播体系、信息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影响战争进程。 那么,汉光演习究竟想测试什么?表面上看,是测试军队如何应对冲突;更深层看,则是在测试一个社会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维持认知稳定。 一、从“军事演习”到“传播演习” 传统军事演习关注的是指挥体系、兵力部署和战术行动。但近年来,战争形态发生明显变化。海湾战争展示了实时媒体与精确打击结合的新模式,科索沃战争强化了国际舆论和政治传播的重要性,而俄乌战争则进一步证明,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战场控制,也取决于谁能够更有效地解释战争、组织支持和塑造国际认知。 俄乌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战争传播成为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克兰通过总统视频讲话、社交媒体传播、国际媒体互动以及民间数字网络,持续向国内外受众传递“抵抗”“正当性”和“国际支持”等叙事。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通过自身媒体体系和信息渠道展开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近年来不断强调“全社会防卫韧性”,其内涵已经超越军事领域,涉及政府、媒体、民众、企业和基础设施的整体应变能力。2026年汉光42号演习的设计,也体现出这种变化。此次演习不仅进行军事科目训练,还将灰色地带压力、多领域威胁和社会系统应对纳入考虑。 换言之,台湾测试的不只是“能不能打”,还包括“在冲突环境中能不能保持信息流动、社会秩序和国际支持”。 测试一:通信中断后的信息韧性...
2026-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