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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广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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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历史的镜鉴不容忽视。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迅速将“战略传播”从企业商战场景转化为国家安全工具,并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将其列为“国家八大实力”之一。其背后逻辑昭然若揭:谁掌握更强的叙事能力,谁就更可能重构他者的认知疆域,从而影响国际秩序的走向。 今日之中国,亦亟需完成从“话语权焦虑”向“叙事能力建设”的转型,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战略跃升。这一跃升,离不开在国际传播一线深耕多年的“跨界沟通者”。吴金君先生,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时代呼唤有思想的实干者,也呼唤有实绩的思想者。国际传播,既非空洞口号,也非粉饰太平的辞令,它应是一种深厚的战略自觉,是一项“知术合一”的国家能力建设工程。 “亲贤臣”,是开明盛世的标配;而识才任贤,本身也是一种最具说服力的政治传播与国际传播行为。在国家谋划全球传播战略的当下,吴金君先生这类人才,理应获得更高层级、更大范围的认知与认可。

文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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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Bi Yantao Congrats the Opening of the Asia Art Museum in Haikou

Congratulations on the Opening of the Asia Art Museum and Its Inaugural Exhibition...

传播学

记者证必须由政府颁发吗?

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亚洲

“去中国化”:一场影响全球的新型战争

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传播学

新华社发布《思想殖民》:认知战时代的中国回应

新华社近日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标志着一场思想与话语的新博弈正在展开。 文/毕研韬 9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场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思想殖民》的核心内容 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陌生,但其系统性与战略性使其意义凸显。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殖民”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依赖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所谓“思想殖民”,则是一种软性的霸权形式,它通过价值观的植入、文化叙事的操控、舆论环境的塑造,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认知。其危害在于,被影响的国家往往失去自我认知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甚至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对外部力量的依附性。 其次,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完整的操作链条。从战略目标的确立,到学术研究和媒体叙事的铺陈,再到电影、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均构成了“思想殖民”的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长期战役。受众常常在娱乐与教育、新闻与舆论的潜移默化中被塑造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根植,往往比枪炮的征服更持久、更难逆转。 第三,报告特别强调这种“认知操控”的国际危害。它不仅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整体心态,还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文明间的对立与误解。换句话说,“思想殖民”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更是全球秩序的隐形风险。 二、《思想殖民》的战略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然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拓展了国内安全视角。在国内层面,它通过官方智库渠道,正式将“思想殖民”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安全议程。这种学理化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也为政策制定和舆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跨境传播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碎片化、外部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护思想自主,已经成为摆在国家与社会面前的共同课题。报告的发布是一次“认知安全”的议题化。 其二,反击美国的道义叙事。在对美博弈中,这份报告的意义更加突出。过去,美国惯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与塑造。在这种价值框架下,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往往处于“被审视”的位置。然而,当新华社以“思想殖民”来揭示这一过程时,话语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价值倡导者,而被赋予“殖民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切换极具杀伤力,因为“殖民”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具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负面意义。通过这种话语反转,美国的“道义优势”被削弱,中国则在叙事层面占据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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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战争,对韩国与日本的警示

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亚洲北美

中美关税战:如何破局?第三方斡旋与直接对话相结合

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