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保障下的工程合法性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指出,这项工程完全符合中国宪法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自治区作为中国省级行政区在法定范围内进行的自主项目。国家为此项目投入了大约1.2万亿元人民币。 推动区域合作与清洁能源发展 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孙勇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不仅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里程碑,更为南亚地区提供了跨境电力贸易新机遇。通过跨境电力输送,工程可协助解决南亚地区旱季电力短缺问题,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促进包括设备制造与金融服务等多领域的合作。 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谢波教授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进一步补充,项目能够通过现有和新建的电力互联项目,如尼中400kV跨境线路和海底电缆,加速南亚电网的互联,推动整个南亚区域的电力共享与绿色金融合作。 生态与灾害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生态保护和自然灾害管理方面,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为南亚国家带来了显著益处。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解释道,工程通过分期调蓄,将高原汛期的骤增水流转化为可控出流,从而显著削弱洪峰,并为下游地区提供更稳定的水文背景。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张林副教授提到,通过升级现有的中印水文数据共享机制,工程的实时监测系统将为流域的联合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国际法与区域合作的推进 在国际合作方面,张林副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积极对接国际水法,特别是《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用途法公约》的“合理公平利用”原则和“无重大损害”原则。通过这一机制,中国与孟加拉国、印度等邻国的合作将更加顺畅,为未来的跨国流域协议奠定法律信任基础。 此外,刘华教授还指出,项目所产生的零碳电力将为南亚国家提供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地区电力池的气候适应能力,并促进跨境绿色电力输送与市场机制的探索。 展望未来的区域合作 随着工程的逐步推进,它将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长期合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西藏民族大学狄方耀教授表示,作为“十四五”清洁能源布局的旗舰项目,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将通过现代化的电力传输和灾害管理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在能源、生态和灾害管理领域的深度合作。 结语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不仅是中国能源转型的重要一步,也将成为区域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示范项目。通过透明和负责任的管理,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将不断深化,共同迎接这一重大工程带来的繁荣与机遇。
2025-07-28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会谈,然而这场原本旨在讨论援助与战局的会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特朗普在会前曾公开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则回击说,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空间中”。两人言辞交锋的背后,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战争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在军事援助、安全保障与外交策略上的深刻分歧。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全面援助”到“交易型外交” 特朗普接替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推动北约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认为华盛顿不能无条件继续援助乌克兰,而是应该采取更务实的“交易型外交”策略: 白宫争吵的核心分歧 这次争吵不仅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个性冲突,更是两国在以下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1. 美国是否继续提供大规模援助 2. 俄乌战争的未来方向:战争还是谈判? 3. 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 结论:乌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战略困境加深...
2025-03-01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2025-11-21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2025-03-28文/梅念安 近日,中国第三方检测机构对13款“零添加”酱油进行了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12款国产产品均检出镉元素,其中7款存在总砷残留,仅一款日资品牌未检出任何重金属。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公众不安。 食品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早已超越民生范畴,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 食品质量“双轨制”加剧社会不公 不少中国人笃信,部分特权群体长期享有“特供”食品,这些食品来自专门的生产基地,采用更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无污染、无有害物质。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特供”体系的存在,但这种广泛的怀疑持续削弱政府公信力。当公众对食品质量缺乏基本信任时,政府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损害。食品安全问题的积累,不仅是民生焦虑的源头,更可能成为政治风险的导火线。 以本次酱油检测事件为例,日资品牌是唯一未检出重金属的产品,这引发了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在中国生产的酱油无法达到安全标准? 这样的舆论风暴,政府既不能忽视,也难以平息。 为何食品安全监管屡屡失效?原因可能有三点: 很多食品企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甚至与地方官员有某种利益关联。这使得地方政府在监管食品企业时,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庇护违规企业。 2. 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2025-03-25文/毕研韬 在中日关系紧张、东亚地缘政治再度重构的当下,琉球(日本称“冲绳群岛”)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新战场。这场争夺,并不只是关乎领土归属,更是在深层上对历史、国际法与文化认同的叙事权之争。 一、历史根基:中琉关系的复杂性与争议性 从历史来看,琉球王国与中国(明清)长期有册封和朝贡制度关系。根据明清官方史料,琉球国王每逢登基,都需派使向中国请求册封。法学研究指出,从 1372 年明朝册封琉球中山王起,琉球就维持着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这一点,在现代叙事中极具分量。许多中国学者主张,这种历史制度并非简单的“文化联系”,而是构成中琉之间政治与国际关系互动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学者在“琉球学”建设讨论中所言:这一制度是构建“中国与琉球共同历史记忆”的关键。 与此同时,日本对这一历史关系的解释则更为简化。日本传统叙事强调琉球已被“内化”为日本的一部分。1860–1870 年代,日本逐步将琉球纳入其国家机制,最终在 1879 年废藩置县,将琉球变为冲绳县。 这一段历史在中日两国叙述中具有极大争议。中国视角强调册封与朝贡关系意味中方在历史上有重大的制度性影响,而日本传统叙事则聚焦其“领土主张”和“国家统一”的合法性。...
2025-11-25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2025-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