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Epstein Files
达赖喇嘛办公室声明：达赖喇嘛从未与爱泼斯坦会面
2026年2月8日，达赖喇嘛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帖文，试图将“爱泼斯坦档案”与尊者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尊者达赖喇嘛从未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会面，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尊者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或互动。 2026年2月8日 （以上为声明全文） 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档案”至少150次提及达赖喇嘛。
爱泼斯坦档案解封后：谁在回应，谁在沉默
我们应当如何借助回应与沉默，进一步理解这些高度复杂的法律文本。 文/毕研韬（中国传播学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 “爱泼斯坦档案”是指围绕美国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与性交易案件，在多年司法调查、刑事诉讼及相关民事诉讼中形成并逐步公开的一系列法律文件。这些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证人证词、证人笔录、通信记录摘要、航班清单、法庭动议文件，以及与共犯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案件相关的司法材料。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档案本身层级差异极大：有的是经法庭采信的证词；有的是未经交叉质证的单方陈述；还有相当一部分，仅仅是“被提及的名字”，并不构成指控，更不等同于事实认定。正是这种层级复杂性，使得档案在公共传播中极易被误读，也正是本文反复强调“区分层级”的原因。 一、档案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与机构 根据已公开、可核查的司法文件，档案中出现过的知名人物与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按是否回应区分）： （一）已公开作出回应或澄清的个人与机构 1.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美国前总统。其发言人否认其知晓或参与任何非法行为，并强调与案件无关。 2.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美国前总统。其团队表示早年关系有限，且已在案件爆发前与爱泼斯坦切断往来。 3.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 Duke of York），英国王室成员。曾通过法律途径否认指控，并与原告达成民事和解。 4.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美国高校。公开承认曾接受捐赠，并就道德与治理问题发表反思声明。 （二）未作公开回应或保持长期沉默的主体 1.达赖喇嘛（The 14th...
爱泼斯坦档案多次提及达赖喇嘛
爱泼斯坦档案提到达赖喇嘛至少150次，但舆论解读较为理性。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2月4日更新 近日，美国司法部陆续解封的“爱泼斯坦档案”（Jeffrey Epstein Files）显示，“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名字在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多家国际媒体援引对公开档案的关键词检索结果报道，该名字在电子邮件和通信记录中至少出现150次（有报道指168次）。 目前可核验的公开材料显示，这些提及主要出现在爱泼斯坦及其关联人员的内部邮件中，内容多涉及对达赖喇嘛可能出席公共活动、会面或晚宴安排的讨论。例如，部分邮件出现“正在尝试安排与达赖喇嘛共进晚餐”等表述。现有档案中尚未显示达赖喇嘛本人实际参与相关私人活动，也不存在任何司法文件指控其与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存在关联。 尽管如此，该信息仍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分析认为，关注焦点并不在于已确认的事实本身，而在于其象征层面的冲击效应。在全球舆论中，爱泼斯坦已成为“权力、金钱与犯罪网络”的负面象征，而达赖喇嘛则长期被视为宗教与道德权威的代表人物。二者在同一司法档案中被并置，即便仅限于“被提及”，也容易引发公众的认知反差与情绪反应。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讨论中，不少网民将“名字出现”解读为“潜在关联”，并由此产生猜测、质疑甚至阴谋论式的延伸解读。也有观点指出，这类反应反映的是公众对全球精英网络透明度的普遍不信任，而非针对具体事实的判断。部分评论同时提醒，应严格区分司法文件中的文本提及，与经证据支持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 截至目前，达赖喇嘛办公室尚未就相关档案内容作出公开回应。随着更多档案逐步解封，相关信息的法律意义与舆论解读仍有待进一步澄清。
文章推介
AI出鞘：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重塑现代战争格局
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Why the U.S. Misreads China: The On-the-Ground Deficit
When observers are absent from China’s lived reality, more information may lead...
台湾探索战争传播新模式：究竟要测试什么
2026年汉光演习更像一次社会信息系统压力测试。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1日 2026年“汉光42号”演习正在台湾展开。与以往主要关注部队机动、防御部署和联合作战能力不同，今年演习呈现出一个更加明显的趋势：战争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军事对抗，而被放置在一个由军事、信息、通信、社会心理和公共治理共同构成的复杂环境中。 其中，首次纳入战时通信中断情境、模拟移动网络受影响，以及强化信息、情报和社会韧性测试，使这场演习具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台湾正在探索一种类似俄乌战争之后形成的“战争传播模式”，即通过传播体系、信息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影响战争进程。 那么，汉光演习究竟想测试什么？表面上看，是测试军队如何应对冲突；更深层看，则是在测试一个社会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维持认知稳定。 一、从“军事演习”到“传播演习” 传统军事演习关注的是指挥体系、兵力部署和战术行动。但近年来，战争形态发生明显变化。海湾战争展示了实时媒体与精确打击结合的新模式，科索沃战争强化了国际舆论和政治传播的重要性，而俄乌战争则进一步证明，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战场控制，也取决于谁能够更有效地解释战争、组织支持和塑造国际认知。 俄乌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战争传播成为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克兰通过总统视频讲话、社交媒体传播、国际媒体互动以及民间数字网络，持续向国内外受众传递“抵抗”“正当性”和“国际支持”等叙事。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通过自身媒体体系和信息渠道展开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近年来不断强调“全社会防卫韧性”，其内涵已经超越军事领域，涉及政府、媒体、民众、企业和基础设施的整体应变能力。2026年汉光42号演习的设计，也体现出这种变化。此次演习不仅进行军事科目训练，还将灰色地带压力、多领域威胁和社会系统应对纳入考虑。 换言之，台湾测试的不只是“能不能打”，还包括“在冲突环境中能不能保持信息流动、社会秩序和国际支持”。 测试一：通信中断后的信息韧性...
日本：中国的国际传播已发生重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8日 日本政府、防务部门和主要智库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判断已经改变变化，开始把中国国际传播视为影响他国认知、社会和政策环境的国家战略能力。 一、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看成“塑造环境”的能力 202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把信息战定义为：在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通过虚假信息和战略性信息发布影响他国舆论和决策，并据此为本国创造有利的安全环境。该文件认为中国通过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信息环境。 二、日本认为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是争夺国际议题的解释权 日本防卫研究所把中国对外宣传目标概括为三个：提升中国形象和政策支持度；反驳对中国不利的信息；在特定情况下影响他国社会和政治。其分析还特别强调中国通过官方媒体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叙事”。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担心的是中国能否改变国际社会理解问题的方式。一旦议题定义、因果解释和责任归属发生变化，传播便会进入国际政治中的议程设置和认知竞争。 三、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日本防卫省已经将“认知战与战略传播”作为防卫能力转型的重要议题。2026年防卫白皮书提出，到2027年，日本形成能够应对信息战的能力，并建设信息自动搜集、分析以及战略发布机制。 日本防卫研究所明确提出，日本需要提高针对中国认知行动的防御和反制能力，而且不能仅依靠防卫省和自卫队，还需要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参与。 这表明，在日本的战略认知中，国际传播已经与军事、网络、情报等传统安全领域发生连接。传播不再只是“软”的问题，而被视为国家竞争的一部分。...
美国发布2025《国家安全战略》： 对华定位调整，台湾成焦点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SS），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份核心战略文件。新战略在外交、安全、经济与供应链政策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其中“中国”被提及21次，“台湾”被提及8次。 一、新版NSS的总体架构：现实主义回归+国力优先 新版NSS核心理念是：实力为本、利益优先，同时兼顾安全和国力的整体布局。主要特征包括： 1.“核心国家利益+国力基础”重构：战略强调美国必须恢复其产业基础、供应链自主、关键技术领先与军事优势。经济安全、技术优势、工业复兴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基础。 2.“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与过去强调价值输出、民主推广不同，本次报告放弃了广泛输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目标。文件明确表示，美国将“寻求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和平商业关系，而不强加不同社会制度或传统”。 3.战略重心转移与安全威胁重新排序：报告对欧洲、传统多边机制的关注大为减少，对西半球、拉美的关注上升，同时把印太地区、供应链安全、技术竞争、地缘对抗等列为核心领域。 二、对华（含台湾）政策：从结构性竞争到多维战略配置 报告中，“中国”与“台湾”出现频次高（分别为21次、8次），足见其在2025版NSS中的重要性。与以往相比，新版安全战略有以下主要变化： 1.将中国定义为“结构性对手/全面战略竞争者” 报告指出，美国过去对华的“市场开放+规则基础秩序”假设失败。它明确批评：过去三十多年对华接触政策“让对华经济依赖加深，却未能让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规则秩序”，反而让中国“更富、更强”。报告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长期利益与全球秩序的系统性挑战。...
中国新闻媒体为什么在西方公信力低？
文/石敢当 中国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角色。这种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新闻媒体所强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多元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观众在接触中国媒体报道时，会因其宣传性质而对报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一定的保留态度。 同时，中国的媒体在内容审查方面较为严格，特别是在敏感话题和政治新闻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极为重视新闻自由、信息透明和独立报道，期望能够获取全面、无碍的信息。中国媒体的审查机制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相冲突，这会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疑虑。 中国新闻媒体更注重集体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强调国家引导和统一叙事，而西方新闻媒体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权利、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声音的表达。这种差异使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政府监督和多样性观点的报道，而中国媒体的统一化叙事和较少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西方文化产生共鸣。 此外，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某些西方平台的访问限制，也增加了西方观众直接接触中国新闻媒体的难度。这种信息壁垒可能加剧了误解和偏见，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媒体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有限或间接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