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Sachs
美国经济学家：建议在中国设立联合国机构
这是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新前兆？ 文/毕研韬 北京时间2026年3月21日，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在公开场合表示，可以考虑在中国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重点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交流与政策协调。这一表态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学界与舆论广泛关注。 提出者背景：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跨界人物 萨克斯是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减贫、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曾参与多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咨询，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顾问角色。 他曾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议程。因此，其观点往往处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倡议的交汇点，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不直接代表官方立场。 从过往发言看，萨克斯长期主张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更加平衡，其此次建议延续了这一思路。 建议内容：建设功能性国际平台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萨克斯的设想主要集中在“功能性机构”而非象征性安排，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议题选择上，该机构将聚焦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领域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方向。 其次，在空间布局上，他提出可以将该机构设在中国，可能是北京等具备国际交流条件的城市。这一设想并不涉及联合国总部迁移，而是类似于在不同国家设立专业机构或区域中心的做法。 再次，在功能定位上，该机构更接近一个全球公共品平台，其核心作用包括经验分享、政策协调以及能力建设。换言之，其重点在于将发展经验转化为可传播、可借鉴的知识资源，并通过联合国框架向更多国家扩散。 从这一角度看，该建议体现出一种判断，即中国在部分发展领域已具备向外输出经验的能力。 语义边界：避免被误读为重大制度变动 随着信息传播，这一建议在部分舆论中被放大，有必要对其进行语义澄清。 首先，这不意味着联合国总部将从美国迁出。联合国体系本身具有多中心结构，除纽约总部外，在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等地均设有重要机构，因此在不同国家设立功能性机构属于常见安排。 其次，该建议尚未形成任何国家层面的提案，也未进入联合国正式议程，所以不能理解为 “即将实施的国际项目”。 可行性分析：制度与政治双重约束 从现实角度看，在中国设立新的大型联合国机构，面临多方面约束。 一是制度层面。联合国机构的设立通常需要成员国广泛协商，并通过正式程序批准，同时涉及经费来源、人员配置及治理结构等具体问题。这一过程复杂且周期较长。 二是政治层面。联合国体系深受大国关系影响，美国作为主要出资国（尽管长期拖欠联合国经费）及总部所在地，在相关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当前国际格局下，涉及机构布局调整的问题，往往具有较强政治敏感性。...
文章推介
舆论可以监督韩红，但不能替她做主
韩红有权选择先帮谁，舆论只能监督，不能替她做主。 文/林逸衡 最近，因表态说“先帮中国人”，韩红再次被推上了舆论风口。有人批评她“目光太狭窄”，有人支持她“先顾自己家人”。这其实折射出一个老问题：公众对慈善的期待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选择自由，究竟应该怎么平衡？ 一、慈善不是零和，基金会有自主权 首先，“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独立法人，有自己的章程和治理规则。章程明确规定： 在法律和章程范围内，基金会有权自主决定资金投向。韩红（基金会）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有章可循的法人行为。 二、舆论监督应有边界 作为公众人物，韩红的言行自然会被放大，但舆论监督不能替别人做决定。 舆论可以提建议，但不能取代理事会的决策权，更不能把个人的善心绑上道德审判的十字架。 三、公众误解的根源 很多人误解了韩红“不帮海外人”这个表态，其实她的意思是优先安排国内项目，这是基金会章程允许的范围。公众容易把“个人选择”当成“国际态度”，所以才引发争议。实际上，基金会的募捐项目、年度支出和备案信息都透明公开，都是依法合规的操作。 四、结语...
一线教师“保命法则”
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完成换届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秘书处 供稿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近日完成换届，将致力于探索跨境生态合作、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近日，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顺利完成换届工作。经依法依规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毕研韬当选为会长，史丽娜任法人代表兼秘书长，罗晓军任副会长，许枫任监事。 新一届理事会共9人，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史丽娜、冯荟洁、刘广斌、毕研韬、杜娜、张浩华、郑礼治、罗晓军、韩丽萍。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成立于2006年，业务主管单位为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省内专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自2000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启动文明生态村建设以来，“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已成为海南乡村的一张金名片。 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机遇，促进会明确将“全球化”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使命。新一届理事会表示，将围绕制度创新开展研究，探索与国际规则理念相衔接的发展路径，同时强化对外传播功能，讲好海南乡村的生态故事。 促进会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组织境内外生态村建设经验交流与实地考察，探索跨区域、跨境生态合作项目，使文明生态村既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层载体，也成为展示海南生态文明理念与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
【来函】传者无界：在信息破壁中重塑全球对话
文/唐玥宸 在信息全球化与算法技术深度扩张的历史关口，《无界传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传播学实验平台，它致力于打破地域、文化等隐形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信息生态，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跨文明对话。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技术演进的回应，更是对认知自由与传播伦理的实践探索。 天下国家，世界共享：跨越疆界的传播使命 技术的进步并未自动消解信息不对称，反而在算法偏见与认知惯性驱动下，塑造出更隐蔽而坚固的“数字边界”。作为一名华人文化背景的传播学者，我深切体会到地缘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也正因此，我得以从一个跨文化交汇的独特视角，重新思考“无界传播”的深刻内涵。 传播不应被困于国家疆界之内，更不该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提倡的“天下国家”理念，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温润超越。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天下”代表着一种普遍而共享的伦理关怀。在这个框架下，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分享，而是理解、连接与共识建构的桥梁。 所谓“传者无界”，不仅意味着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调传播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自我突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责任自觉：不是摒弃立场，而是超越对立；不是消解价值，而是拓展视野。 和而不同：自由与责任再定义 当下的数字空间极为开放，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噪声、谣言扩散与认知茧房。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与他者关怀。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无界不等于无序，开放必须与责任同行。 《无界传播》的创立理念，源于毕研韬教授的传播学情怀。在深度媒体化与算法规训时代，个体的思想越来越被固化的叙事模式所主导，而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搬运，更是对认知结构的再生产。如果不能跳脱既有范式，那么所谓“多元”只会流于表层装饰。 因此，“传者无界”不仅是技术条件的延展，更是一种元认知的主体觉醒——在认识与被认识之间重构“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传播伦理，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在事实与立场之间，为理解留出空间，在差异与张力之中，寻求对话的可能。 无界之路：华人传播学者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位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华人学者，我深感当代世界的复杂与传播生态的裂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认同与他者、竞争与理解的张力之间，传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文明的回应机制。...
从乌克兰到以色列：战争为何越来越相似？
文/毕研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2024年以来，以黎边境、红海水域、乌东战线乃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频仍。表面看，这些战争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牵涉的国家、民族与信仰各异。但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全球体系演变的背景之下观察，一条清晰的趋势逐渐显现：战争越来越相似了。这种“相似”，并非同质化的冲突模式，而是一种深层结构与逻辑的趋同，既揭示了全球秩序裂变的共性，也投射出现代国家安全逻辑的困局。 一、战争动因：由主权争端转向秩序对抗 俄乌战争的根源不仅是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领土归属，更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反抗；加沙战争亦非单纯的恐袭与反恐之争，而是关乎以色列体制合法性与巴勒斯坦存在权之间的零和对抗。 这类战争呈现出一种“局部触发，体系震荡”的模式。领土、民族、宗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往往是大国秩序观念的冲突与地缘势力的再分配。 二、作战方式：非对称战、混合战成为主流 乌克兰用便携导弹与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坦克与战斗群；哈马斯通过地道战、网络攻击与密集火箭压制以军铁穹；以色列则依靠高精准打击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应对城市巷战。 战争不再是兵团作战的比拼，而是国家军队对非国家组织、常规战对游击战、硬实力对灵活战术的混合。冲突的线索交错，战场的边界模糊，技术的不对称反而制造了新的制衡。 三、信息战线：舆论与叙事成为“第二战场” 乌克兰成功塑造“受害者—英雄国家”形象，赢得西方持续援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则陷入媒体互掷“人道灾难”与“恐怖主义”标签的叙事混战。 战争不再局限于枪炮之间，而更取决于谁能在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赢得话语主导权。图像、数字、标签、视频，成为战争胜负的另一个维度，甚至重塑外部国家的态度与行动。 四、外溢效应：局部战事撬动全球系统...
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