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
台湾议题：中美竞争稳定化的关键试验场
基于兰德公司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分析 文/毕研韬 一、台湾问题在中美竞争中的定位 兰德公司在其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中指出，台湾是中美战略竞争中最具危险性，但也最具可管理性的议题之一。 报告认为，尽管双方在政治目标上根本对立——中国将台湾视为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美国则将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与民主价值体系，但在“防止危机升级、避免军事冲突”层面，仍存在可操作的稳定路径。 台湾对两国都具有结构性重要性：对中国而言，它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民族复兴的象征；对美国而言，它是印太地区的关键节点，牵涉防务同盟体系与全球科技供应链（尤其半导体）。 正因如此，台湾问题成为中美竞争中最容易触发误判的焦点，尤其在军事部署、外交信号与经济政策交织时。 二、兰德的基本判断：管理而非解决 报告的核心判断是：台湾问题在中短期内无解，但可以被稳定化。 所谓“稳定化”，并非达成政治妥协，而是通过政策设计与沟通机制，使台湾海峡局势在“无重大冲突、无强制统一”的条件下维持平衡。 兰德认为，真正的政策目标不应是立即“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延缓冲突爆发，维持脆弱但可管理的和平状态。换言之，在目标无法调和的前提下，稳定本身就是一种战略成就。 三、三层次政策建议矩阵 （一）短期：危机防控优先（1–2年） 目标：防止技术性摩擦被误判为战略攻击，维持最低层次的危机可控。 （二）中期：稳定竞争结构（3–7年） 目标：将台湾问题从爆发点降级为可管理争议，构建稳定竞争的结构性空间。 （三）长期：共存的制度化框架（5–15年）...
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题为《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以下是该报告关键内容的中文译文。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和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因此，缓和这一竞争关系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键目标。 本报告作者提出，即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可能在若干特定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为总体稳定竞争关系以及三个具体议题——台湾、南海、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要发现 若干广泛原则可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建议 六项总体性举措可帮助缓和美中竞争的紧张程度： 针对台湾、南海及科技竞争的具体策略
中国对美国的最大误解：以理性逻辑解释美国
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of narrative）与“道德逻辑”（logic of virtue-signaling）——通过讲述“我们是谁”“我们为何正义”来建构政治合法性。 对美国而言，道德判断优先于事实验证。 当中国展示自身制度成就时，美国社会往往首先评估其“价值立场”而非“治理绩效”。这种差异并非无知，而是一种深层的“符号秩序差异”：中国以“秩序生产”为认知核心，美国以“意义生产”为认知核心。 三、认知错位的结构性后果 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了中美之间的持续“语义错位”： 在这一错位中，中国的理性话语无法进入美国的叙事系统，而美国的道德指控也难以在中国语境中获得共鸣。双方并非缺乏沟通渠道，而是缺乏认知翻译机制。 四、走出误解的可能路径 化解这种结构性误解，关键不在于“改变对方”，而在于重构认知互译机制（Cognitive...
新华社发布《思想殖民》：认知战时代的中国回应
新华社近日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标志着一场思想与话语的新博弈正在展开。 文/毕研韬 9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场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思想殖民》的核心内容 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陌生，但其系统性与战略性使其意义凸显。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殖民”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依赖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所谓“思想殖民”，则是一种软性的霸权形式，它通过价值观的植入、文化叙事的操控、舆论环境的塑造，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认知。其危害在于，被影响的国家往往失去自我认知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甚至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对外部力量的依附性。 其次，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完整的操作链条。从战略目标的确立，到学术研究和媒体叙事的铺陈，再到电影、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均构成了“思想殖民”的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长期战役。受众常常在娱乐与教育、新闻与舆论的潜移默化中被塑造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根植，往往比枪炮的征服更持久、更难逆转。 第三，报告特别强调这种“认知操控”的国际危害。它不仅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整体心态，还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文明间的对立与误解。换句话说，“思想殖民”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更是全球秩序的隐形风险。 二、《思想殖民》的战略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然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拓展了国内安全视角。在国内层面，它通过官方智库渠道，正式将“思想殖民”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安全议程。这种学理化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也为政策制定和舆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跨境传播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碎片化、外部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护思想自主，已经成为摆在国家与社会面前的共同课题。报告的发布是一次“认知安全”的议题化。 其二，反击美国的道义叙事。在对美博弈中，这份报告的意义更加突出。过去，美国惯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与塑造。在这种价值框架下，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往往处于“被审视”的位置。然而，当新华社以“思想殖民”来揭示这一过程时，话语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价值倡导者，而被赋予“殖民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切换极具杀伤力，因为“殖民”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具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负面意义。通过这种话语反转，美国的“道义优势”被削弱，中国则在叙事层面占据了主动。 其三，引起全球南方共鸣。在国际层面，《思想殖民》的战略意图更为深远。全球南方国家大多经历过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对“被改造”“被控制”的经验尤为敏感。报告通过揭示“思想殖民”的隐蔽性与长期性，提醒这些国家警惕在文化与思想上新的依附关系。这种提醒容易引发共鸣，为中国倡导的“文明互鉴”“多元共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某种意义上，这份报告是在为全球南方构建一套新的认知框架，帮助他们理解当下世界中的权力结构与潜在风险。 其四，预设未来传播博弈。谁能定义问题，谁就能在认知层面占据主动。美国长期依赖“普世价值”的叙事逻辑，为自己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道义制高点。如今，中国提出“思想殖民”，等于创造了一种新的解释范式，把国际竞争从军事、经济、科技延伸到思想、认知和文明的层面。这种纵深拓展，使得中美博弈不再局限于可见的硬实力，而进入到更加深层的认知空间。通过提出“思想殖民”理论，中国不仅在反击美国，更是在塑造一个多极化的信息秩序蓝图。 三、结语 《思想殖民》报告既是学术成果，也是政治宣言；既是防御性表达，也是进攻性工具。它标志着中国在认知战与话语战上的进一步主动，也昭示着未来国际竞争的复杂走向。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塑造人类认知的时代，这份报告或许只是一个起点。 必须指出，由新华社发布这份报告，可能会被西方媒体与学界贴上“意识形态对抗”“中国宣传”的标签，弱化其客观性和影响力，但总体看，新华社作为发布主体利大于弊。
海南自贸港：中美贸易战的“缓冲区”
——《南华早报》对海南自贸港的最新解读 文／毕研韬 2025年7月23日，北京正式宣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于2025年12月18日封关运作，国际社会迅速聚焦这一制度实验的地缘意义与全球影响。《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海南自贸港不仅是中国开放格局下的一个前沿阵地，更可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扮演“缓冲区”（buffer zone）的重要角色。 在中美博弈中寻求“空间弹性” 报道引用政策研究人员的观点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关税壁垒加剧、技术脱钩趋势未减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有潜力充当中美贸易之间的“中性平台”或“制度过渡带”。其高度开放的税收制度、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和“境内关外”的政策安排，使其既能嵌入中国国内消费循环，又有望对接国际市场规范，成为中美经济之间“仍可合作”的灰色地带。 这种“缓冲”并非指政策妥协，而是通过灵活、弹性的制度配置，为中外企业提供一个避开高关税、试水合作路径的“制度缓冲池”。例如，外资企业可在海南设立基地，在规避关税的前提下向中国内地和亚太市场供货，而中国企业也能通过海南参与国际竞争，试探新型全球市场机制。 推动制度对接与供应链重构 《南华早报》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海南自贸港也可能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去中国化”趋势下的重要制度回应。通过建立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和贸易机制，海南可吸引那些不愿完全脱钩、但也不愿完全依附中美任何一方的全球企业，从而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提供一个“中间选项”。 报道特别提到，海南的低税制度（如企业所得税降至15%）、货物自由流动、服务业全面开放、人民币跨境结算机制创新等举措，有望吸引供应链“再平衡”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企业。海南或将成为连接RCEP、东盟、中国内地以及欧美市场的一处“多向接口”，其制度灵活性对中美贸易摩擦后时代具有战略价值。 政策风向标与制度试验田 《南华早报》认为，海南自贸港不仅是“政策风向标”，更是“制度试验田”。正是在中美矛盾难以迅速化解、国际经济秩序不断重构的当口，中国通过释放海南“制度自信”与“开放诚意”的信号，试图在全球叙事场域中为自身争取更多话语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并未将海南仅仅视为对美战略的一环，而是将其放入全球制度竞争与经济重塑的更大框架下。海南自贸港被看作是中国对“后WTO时代”的回应，也是构建新型全球化样态的一次有意探索。 结语 “缓冲区”这一表述，体现了《南华早报》在观察中国政策时的敏锐性与战略视角。海南自贸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开发区，而是在全球分裂趋势中，为制度竞争和合作提供一处“缓冲空间”。在未来的国际传播中，这一角色定位的价值值得进一步开发和运用。
《无界传播》高度关注台湾议题，欢迎加入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北京时间2025年8月22日更新 台湾问题是《无界传播》的重点观察对象之一。自2025年2月14日至2025年8月22日，《无界传播》共发表了11篇有关台湾的文章，数量仅次于中国事务、中美关系这两个话题。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讨论文章中，也有多篇涉及台湾因素。 这10篇涉台文章可大致分成四类：认知战（2篇）、军事安全（3篇）、美国的台湾政策（3篇）、台湾政治与文化（2篇）。具体信息如下： 一、认知战与传播战略类（2篇） 台湾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表明台湾将认知领域纳入安全体系。 2.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2025-07-02 相关演习被解读为“受害者叙事”的舞台布设，旨在引发国际关注、绑定盟友，同时引导国际媒体对台海局势的单向感知。 二、安全与军事局势类（3篇） 3.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西藏模式吗？ 2025-03-28 探讨是否可能“借鉴历史统一路径”，但认为“去文化整合”的模式不具现实适用性，更多是国际话语中的“恐吓想象”。 4.台海战争的三种结局 2025-05-22 一是有限冲突后和平统一；二是长期对峙与维持现状；三是外力干预导致冲突外溢。 5．社会韧性：台湾的安全护盾？2025-07-18 台湾通过提升“社会韧性”，将整体社会的应变与复原能力视为对抗混合威胁、维护安全的重要“盾牌”。 三、美国政策与国际话语类（3篇） 6. 美国权威专家警告：特朗普应遏制台湾 2025-05-04 来自战略界内部的美国专家也已开始呼吁“不要被台湾拖入战争”，主张约束“台独挑衅”。...
中美第三轮关税谈判将在哪举行？
文/唐摩崖 2025年5月和6月，中美围绕关税问题已进行了两轮磋商。首轮在瑞士日内瓦进行，象征回归多边谈判框架；第二轮移师英国伦敦，承接近期中英关系回暖背景——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外交大臣大卫·拉米、能源大臣米利班德已分别于2025年1月、2月和3月访华。 两轮谈判之后，笔者预计，在90天“关税休战通道”结束之前，双方将尝试第三轮沟通。在这种背景下，下一轮可能的会谈地点引发关注。 华盛顿或北京 —— 主场接力逻辑 华盛顿：若倾向展现主导，极可能成为候选地。 北京：中方也可能提出北京作为谈判地选项。 第三地选择——平台中立性思路 若双方不愿立即回到各自主场，希望通过中立环境延续建设性交流，以下是两个可能的选项： 新加坡：亚太地区最佳中美沟通桥梁，历史上多次承担国际高层对话功能； 阿联酋：近年来积极举办多边机制会议，对中美议题具有一定独立中介功能。 结语 第三轮谈判是回归主场加强对话控制，还是借助第三地继续试探性推进？地点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双方战略判断与信任态度的变化。
全球民意剧变：中国声望上升，美国跌入负值
文/杨慧澜 2025 年 6 月 2 日，美国数字媒体《Axios》援引权威数据机构 Morning Consult 的全球民调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美国在41个国家中的净好感度首次跌破负值（-1.5），而中国则逆势上扬至+8.8。 民调指出，美国声望滑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近年单边主义政策、贸易壁垒与外交不确定性，导致多个国家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感显著下降。在对华关税有所缓和后，美方好感度略有回升，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处于国际舆论低位，但近年来通过稳健外交、对南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以及全球传播策略调整，逐步重塑其国际形象。净好感度回升至+8.8，标志着“叙事反转”正在发生。 更具指标意义的是：根据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 覆盖100个国家的调查，美国净支持率从去年的+22%大幅降至-5%，而中国从+5%攀升至+14%。这组数据也反映全球对国家品牌的感知变化。
文章推介
认知觉醒，是逆天改命的首要前提
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毕研韬｜传播学者 每提到“逆天改命”，不少人首先想到换个环境：跳槽到新公司、搬家到新城市、转行到新领域，甚至期盼能赶上某个风口一飞冲天。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即便环境变了，很多人的境遇依旧如故，牛马换了地方还是当牛马。 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工作是否努力，也不完全在于是否有机遇降临，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即认知。 认知觉醒，并非一朝一夕的“顿悟”，也不是情绪上的豁然开朗，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你开始察觉到，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观念，或许并非事实本身，而只是外界植入你脑中的说辞。 认知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观念的更新。你开始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努力就会有回报吗？听话守规矩，就能过上好日子吗？别人成功的路径，我真的能复制吗？ 很多人之所以越活越累，并非不够拼搏，而是一直在用过时的观念，去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观念并非完全出自我们自己的思考，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被外界不断强化的结果。它们可能来自学校教育、榜样宣传、主流叙事，或者是职场规则。它们告诉你：只要乖乖接受安排，人生就不会太差。 这些话在某些阶段或许确实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它们很少告诉你规则的边界在哪里，更不会提醒你：规则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于是一个现象出现了：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问题并不在于“听话”本身，而在于只会听话，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 循规蹈矩的最大好处是“保底”，而非“突破”。它能让你避免犯大错，却很难带你走向更高的位置。因为真正的命运转变，往往发生在规则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地方。 长期“乖乖听话”的人，往往对“没有标准答案”的场景感到不安。他们更习惯于被告知“该怎么做”，而非自己判断“值不值得做”。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隐形的限制：不敢偏离主流路径，不敢质疑既定安排，不敢承担认知升级带来的不确定性。...
毕研韬：中国亟需公民社会
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创刊词】打破认知枷锁，才有崭新未来
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中美关税对峙：打破僵局的可行方案
文/毕研韬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华政策再度趋于强硬，美方将平均对华关税水平推升至145%，中方则通过对等反制、市场准入限制及供应链重构等加以应对。此番对峙已超越传统的贸易纠纷，演变为一场嵌套着战略博弈的制度性对抗。僵局看似无解，实则有破局之道——关键不在于“谁先让步”，而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接触场景。 非对称接触：破冰的第一步 在当前“谁先主动谁就示弱”的博弈氛围中，任何直接提出谈判的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服软”或“投降”。因此，真正可行的破局路径，是通过“非对称接触”与“多边平台引导”创造对话空间。 所谓“非对称接触”，即不设前提、不签署框架、不对外宣布谈判启动，而是在第三方国际平台的“场边”自然而然接触。这种设计避免了“单方面示好”的政治风险，又能为后续实质性对话建立机会和基础。 谁来出面最好？ 出面推动这一非对称接触的国际组织，应具备以下特征：中立形象强、对经贸议题具专业权威、在全球秩序中具多边牵动力。据此，以下机构可为候选（当然也可由其它组织出面）。 小步走，非官方制造破局舆论 可由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少林寺释永信被查，中国佛教面临世纪大考
文/石敢当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不当行为而接受调查，震动了社会各界。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性寺庙之一，少林寺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也肩负着佛教精神与道德引导的责任。 佛教在中国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与中华文化深度交织，涉及道德伦理、社会价值以及文化传承。然而，近年来佛教界的商业化现象日益严重、丑闻频出，突显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考验。 佛教商业化：精神的迷失与道德的困境 近些年来，少林寺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寺庙的商业化程度愈发加剧。寺庙已经不再仅仅是修行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寺庙成了旅游景点和文化产业基地。 商业化带来了经济效益，却也让佛教精神性受到了侵蚀。佛教本应致力于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但在过度商业化的过程中，宗教的纯粹性与精神性逐渐被物质化所替代。 释永信事件揭示了这种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当宗教信仰被过度包装为商品，信徒对佛教的忠诚和依赖也会受到影响。 道德失范：高僧的权威何在 除了商业化问题，部分佛教高僧的丑闻也暴露了佛教界的道德危机。释永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这种道德失范行为进一步动摇了佛教作为精神引领力量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信仰的支柱不仅仅是宗教的教义，更是宗教领袖的道德示范和公信力。高僧作为信仰的象征，其个人行为的失范，直接影响整个佛教的道德权威。 在此背景下，如何恢复佛教的道德权威，如何让信徒重新相信佛教的教义和精神，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坚守信仰的僧人：一片净土与宗教使命...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涉华报告，聚焦“影响力行动”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