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媒体
匈牙利新政府推动激进媒体改革，意在终结“宣传时代”
匈牙利新一届政府宣布将大规模改革现有媒体体系，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公共服务广播机构。 文/林澈言 匈牙利新当选总理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及其领导的“蒂萨党”（Tisza Party）宣布，将对国家媒体体系实施大规模改革。该党在2026年4月12日议会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斩获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席位。马扎尔预计5月中旬前完成内阁组建工作，并已将重组国家控制的广播体系列为组阁前的优先事项。 此次改革计划的核心内容包括：暂时中止匈牙利公共媒体机构的新闻播出，同时通过新立法恢复媒体真正的独立性。马扎尔本周在国家广播与电视节目中明确表示，现行媒体体系无异于一座“谎言工厂”和“宣传机器”，其服务对象是前政府，而非广大公众的利益。 改革动机：重塑信任，对接民主标准 此次媒体改革的主要动因，是拆解这套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批评、被认为是欧盟内部“媒体被俘获”最严重的体系之一。在欧尔班政府执政期间，由匈牙利公共媒体服务与支持基金（MTVA）运营的多家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国家通讯社MTI，实际上已成为亲执政党青民盟（Fidesz）的传播喉舌。 批评人士指出，该体系长期以来对反对派声音的曝光度极为有限，持续传播政府主导的叙事，还被指存在明显偏见、散布阴谋论，并对欧盟及独立新闻机构持敌对态度。 马扎尔政府认为，这种状况不仅削弱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损害了新闻自由，更阻碍了匈牙利与欧洲民主价值体系的对接。因此，媒体改革被纳入更广泛的政治议程，与反腐行动、强化司法独立、解锁被冻结的欧盟资金等举措同步推进。 新政府希望通过优先保障媒体自由，重建多元表达机制，确保新闻报道的中立性，最终建立一个能够“向全体匈牙利人传递真实信息”的媒体体系。 国际新闻自由组织对此次改革表示欢迎，同时也呼吁，改革必须在透明、法治的框架内推进，并与媒体各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充分协商。 预期的媒体体系重构路径 此次媒体改革预计将在新政府上任后分阶段逐步推进，具体路径如下： 新闻服务临时中止：公共电视台、广播电台及MTI通讯社的新闻节目将暂时停播，直至建立起“具备客观、独立报道专业条件”的运营体系。此次停播被定义为制度性重置，而非永久性审查。 搭建新的法律与制度框架：议会将审议通过新的媒体法，并设立独立的媒体管理机构或委员会。同时，将引入多党监督机制（涵盖所有议会政党代表），对媒体运营进行监督，确保报道的平衡性及反对派的表达权。 对标“BBC标准”，推动公共媒体独立化：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将现有媒体转型为真正的公共服务广播机构，其专业性与独立性达到或接近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标准。目前公共媒体每年约1540亿福林的预算可能会重新评估，同时被指控存在政治性干预的国家广告投放行为也将彻底终止。 这些举措的核心目的，是使匈牙利媒体体系与欧盟《欧洲媒体自由法》（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保持一致，从制度上防范未来再次出现媒体被政治力量“俘获”的情况。 国家媒体与公共媒体的核心区别 本次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国家媒体与公共服务媒体之间的制度差异，具体区分如下：...
文章推介
毕研韬团队战略传播作品目录
（以发表时间为序；2025年8月8日更新） 第一部分 专著及图书章节 第二部分 期刊论文 第三部分 报纸文章 毕研韬.解码美国战略传播.《海南日报》，2014年1月1日A06版
台湾议题外溢：部分国家将其纳入自身利益结构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近年来，台湾议题的国际属性正在发生一种值得警惕的结构性变化：其影响范围不再主要局限于传统的西太平洋地缘空间，而是逐渐外溢至更广泛的印太乃至跨大西洋体系。一些原本与台湾距离较远的国家，包括部分欧洲国家，也开始在政策表述、安全评估甚至实际行动中，将台湾议题纳入自身利益与风险结构之中。这一变化并非单一事件驱动，而更接近一种持续累积的机制性转型。 一、从区域议题到跨区域议题 在较长时间内，台湾问题主要被理解为东亚安全结构中的核心变量，其分析框架集中于中美关系与西太平洋军事平衡。然而，随着全球供应链高度一体化，以及海上通道安全化上升，台湾议题的外部性开始显著增强。 这种外部性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半导体产业链的全球分布，使台湾在高端制造环节中具有关键节点地位。由此带来的不是单一节点的产业依赖，而是跨区域产业系统的结构性关联。一旦相关链条出现扰动，其影响将跨越地理界限，直接传导至欧洲、日本及其他高度工业化经济体。 其次，海上通道与能源运输体系的安全问题，使台湾周边海域的稳定性开始被纳入更广泛的全球安全计算之中。台湾议题不再仅仅是“区域冲突风险”，而逐渐呈现为“全球系统稳定变量”。 二、利益结构的重新配置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调整其对台湾议题的政策定位。从传统的“关注”或“表态”，逐步转向更具结构性的“利益嵌入”。 所谓利益嵌入，并非指直接介入冲突，而是指将台湾相关风险与本国关键利益领域进行制度化关联，包括安全战略评估、供应链韧性设计以及联盟协作机制等。 日本在安全政策中的变化较为典型。围绕西南诸岛安全与海上通道保障，其战略文件中对台海稳定的关注程度显著上升，并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整体评估框架之中。澳大利亚则更多从印太秩序与海上规则体系的角度，将台海稳定视为区域战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部分欧洲国家开始以“印太战略”或“全球供应链安全”为入口，将台湾议题纳入其对外政策讨论与行动之中。这种纳入体现为风险评估、技术依赖、经济安全政策结构性调整，甚至直接军事参与。...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六个特征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显示：它正在从一个讨论军事安全的论坛，逐渐演变为一个讨论体系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论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2026年5月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Shangri-La Dialogue）在新加坡闭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论坛之一，“香格里拉对话会”长期被视为观察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重要窗口。过去，人们更多关注中美在这一平台上的公开交锋，以及南海、朝鲜半岛和台海等热点议题的发展。 然而，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型，也折射出全球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 一、从“军事安全”转向“体系安全” 过去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主要聚焦舰队部署、导弹发展、军费增长以及地区军事平衡等传统安全议题。 今年的讨论中，一个显著变化是安全概念的外延明显扩大。 海底通信电缆、关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供应链安全以及灰色地带行动（Grey Zone Operations）成为高频词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甚至在会议上提出：“海床已经成为战场。”他特别提到台湾海峡和波罗的海近年来多起海底电缆受损事件，并认为这些现象已经超出一般技术事故的范畴。...
“Becoming Chinese”（成为中国人）为何全球爆红？
当“成为中国人”成为全球爆红，其背后的动力逻辑究竟是什么？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Becoming Chinese”在TikTok、Instagram Reels等国际平台上成为高频标签。大量创作者通过短视频展示“更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喝热水、练八段锦、调整作息、采用中式饮食结构，甚至以半调侃方式表达“我正在变成中国人”。 这一现象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身份转变，而是一种围绕日常实践展开的文化体验表达。在呈现方式上，它高度依赖短视频的视觉叙事。复杂的文化背景被压缩为可复制的动作与生活片段，使参与门槛显著降低。 内涵特征：符号化、去政治化与参与式表达 第一，符号化表达。内容多集中在可见、可模仿、低技术门槛的元素，例如气功动作、茶饮制作、作息安排等。文化被转译为可传播的“生活符号”。 第二，去政治化呈现。相关内容极少涉及制度与意识形态议题，而以健康、节奏、家庭感和秩序感为核心。中国在这里呈现为生活方式资源，而非地缘政治主体。 第三，参与式共创。标签具有开放结构，任何用户都可以通过再创作加入话题。算法强化了“模仿—变体—再扩散”的循环，使其迅速形成内容集群。 平台逻辑：算法放大的传播机制 TikTok等平台以兴趣推荐为核心机制，当某一内容形式获得初始流量后，系统会推送相似视频，从而形成链式扩散。#BecomingChinese具备视觉统一性与模板化叙事，天然适合算法传播。...
“去中国化”：一场影响全球的新型战争
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取消外语专业：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风险
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