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持续半个世纪的神秘电波,究竟是个什么存在? 文/毕研韬 在全球短波无线电爱好者的长期监听记录中,一个代号为UVB-76的信号源始终占据特殊位置。它几乎全天候在约4625 kHz频率上发出单调、重复的蜂鸣声,偶尔插入俄语语音、字母拼读或数字组合。由于其持续时间长、内容难以解码,以及与冷战军事体系的潜在关联,这一电台被外界赋予了“末日电台”的称号。 然而,从目前公开资料来看,这一称谓更多属于传播建构,而非经过验证的技术事实。要理解这一电台,需要将其放回通信工程与国际政治的双重语境中进行分析。 一个被监听的冷战遗产 关于UVB-76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6年前后,西方短波监听者已经能够稳定接收到该信号。这表明,该电台在被外界“发现”时,已经处于成熟运行状态,其实际建立时间很可能更早。 随后的数十年中,该电台表现出极强的连续性。一是信号长期稳定,极少中断;二是播出模式高度一致,以蜂鸣声为主,仅在特定时刻插入语音信息;三是频率基本固定。这种“低变化、高持续”的特征,在民用广播体系中较为罕见,却与军事通信中的“占频信号”或“待机链路”高度一致。 “末日机制”的说法从何而来 “末日电台”这一名称,主要源于外界将其与苏联时期的核反击系统——Perimeter(亦被称为“死亡之手”)相联系。 一种流行说法认为,该电台持续发出蜂鸣声,意味着系统处于正常状态;一旦信号中断,可能触发自动化核反击程序。 这一解释在逻辑上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它将“持续信号”与“系统状态监测”联系起来。但必须指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公开、可验证的证据证明UVB-76与核反击系统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从工程角度看,真正的核指挥与控制系统通常采用多重加密链路与冗余机制,不太可能依赖单一、公开可监听的短波信号作为关键触发条件。因此,将UVB-76直接等同于“核末日开关”,在技术上并不严谨。 更具解释力的三种技术路径 在排除未经证实的极端假设后,目前较为稳健的解释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军事通信信标或占频系统。持续的蜂鸣声可以用于标识某一频段已被占用,从而防止其他通信系统干扰。这在短波通信中是一种常见做法。 第二,编码信息广播节点。该电台偶尔插入的语音内容,通常为无明显语义的字母与数字组合,类似冷战时期广泛存在的“数字电台”。这类系统被认为用于向特定接收者传递加密指令。 第三,备用或冗余通信链路。在高风险环境中,军方通常会保留多种通信路径,以防主链路受损。短波通信具有覆盖范围广、抗毁性较强的特点,因此可能被用作备份系统的一部分。 上述三种解释虽然无法完全揭示其具体用途,但在技术与制度层面具有更高的一致性。 2025年的“异常”与再度关注 2025年,这一电台再次引发外界关注。监听记录显示,其语音插入频率明显上升,部分时段出现多条编码信息连续播出,甚至出现短暂中断和非标准音频。 这些变化在时间上与若干国际事件存在邻近性,例如地缘冲突升级或大国外交互动。但需要强调,这种“时间重合”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更合理的解释是,在紧张时期,军事通信系统整体活跃度提升,从而反映在该电台的信号变化上。 同时,短波频段本身容易受到干扰,一些异常声音也可能来自外部信号入侵或技术性噪声,而非电台自身功能变化。...
2026-03-19文/毕研韬 2025年“汉光41号”演习首次纳入“灰色地带冲突应处”课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演习模拟大陆海警船进入争议水域、无人机逼近岛礁、网络攻击干扰基础设施、假讯息扰乱社会心理等情境,旨在提升应对“非传统威胁”的综合能力。 台方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已成为“最常态的敌意行为”,而将之纳入军演,有助于强化民众防卫意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此举表面是军事应变,实则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动机与叙事塑造意图。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台海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军事准备,更取决于各方对叙事权的节制与政治化操作的自我克制。 灰色地带:权力竞争中的模糊战场 “灰色地带冲突”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模糊状态,广泛存在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以网络攻击、信息战、执法压逼、低烈度军演等手段,持续施加压力。 对台湾而言,大陆频繁的军机绕台、海警执法、渔船靠近与网络渗透确实带来紧张感。这种日常压力,被演绎为“持续性非战争攻击”,从而促使台湾将防御机制向“灰色地带”前沿推进。 然而,将所有边界摩擦解释为“敌对行为”,并以军事演习固化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风险:它容易掩盖复杂现实的多面性,使对抗逻辑单一化、舆论情绪化、社会防御机制政治化。 “受害者叙事”的战略效应 在国际传播层面,台湾将自己定位为“遭受胁迫的民主堡垒”,积极向外部传达“我们不是挑衅者,我们在抵抗压迫”的信号。这种“受害者叙事”确实能吸引国际关注与同情,进而转化为安全援助、军事合作和道义声援。 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叙事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也带来战略依赖性和社会撕裂风险。一旦“危机叙事”成为体制内的运作常态,社会容易陷入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政策也更难回到理性协商与风险管理轨道。 从中立角度看,灰色地带行为不应一律视为蓄意侵略,也不应被单方面转化为冲突升级的理由。相反,理性的灰色认知,应包括对动因的多元分析、对行为的比例判断,以及对风险的分层应对。 “政治放大”的陷阱与和平的代价...
2025-07-12早在1994年,王沪宁就以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预见了中美外交博弈格局的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沪宁日记《政治的人生》,他在该书第116页写道: 上面这段话,是王沪宁1994年6月7日的日记。对此,我个人的理解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中美谈判时,美国不能总是要求中国让步,反而在需要中国时不得不自己让步。与东方大国打交道,美国需要学习新的方式,否则会不断在亚洲碰壁。 置于1994年语境下看,这段话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当时中国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王沪宁已预见到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中美博弈格局。他对中美外交风格差异的对比也切中要害:美国强调制度化操作与利益计算的“技术主义、实用主义”,而中国更注重灵活权变与“政治艺术”。他同时预言,美国若不调整思维方式,势必在亚洲屡遭挫折。这一判断在随后二三十年的中美互动中不断得到验证,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战略远见。 注:“[外交]”是《无界传播》编辑加的。
2025-09-23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2026-02-02韩红有权选择先帮谁,舆论只能监督,不能替她做主。 文/林逸衡 最近,因表态说“先帮中国人”,韩红再次被推上了舆论风口。有人批评她“目光太狭窄”,有人支持她“先顾自己家人”。这其实折射出一个老问题:公众对慈善的期待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选择自由,究竟应该怎么平衡? 一、慈善不是零和,基金会有自主权 首先,“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独立法人,有自己的章程和治理规则。章程明确规定: 在法律和章程范围内,基金会有权自主决定资金投向。韩红(基金会)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有章可循的法人行为。 二、舆论监督应有边界 作为公众人物,韩红的言行自然会被放大,但舆论监督不能替别人做决定。 舆论可以提建议,但不能取代理事会的决策权,更不能把个人的善心绑上道德审判的十字架。 三、公众误解的根源 很多人误解了韩红“不帮海外人”这个表态,其实她的意思是优先安排国内项目,这是基金会章程允许的范围。公众容易把“个人选择”当成“国际态度”,所以才引发争议。实际上,基金会的募捐项目、年度支出和备案信息都透明公开,都是依法合规的操作。 四、结语...
2025-08-17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2025-04-13——A Strategic Combination of Third-Party Mediation and Direct Dialogue By CWB Commentary...
2025-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