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

1 Articles
亚洲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编者按】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强调报馆的重要性和作用。他通过对比古今中外的报刊发展,指出报馆在传递信息、监督政府、推动教育、促进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对报刊发展的期望和建议。原文是文言文(附后),编辑用文心大模型译成白话文如下。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从它的信息是否通畅来判断。血脉如果不通畅,人就会生病;学术如果不流通,就会显得浅陋;道路如果不通顺,就会像秦国和越国那样,虽然相邻却对彼此的肥瘦毫不关心,如同陌路;语言如果不相通,就会像福建、广东与中原地区那样,虽然同在一国却像身处不同的世界。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上下之间信息不通,就无法有效地传递恩德和民情,而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就会趁机作奸犯科;如果内外之间信息闭塞,就无法了解对方的情况,那些守旧的儒生就会空谈误国。中国数十年来遭受欺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去除闭塞,寻求通达,方法不止一种,而报馆就是其中的先导。没有耳目,没有喉舌,这就叫做残废。如今世界各国并立,就像邻居一样,整个天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邻居家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甚至同一个家庭里的事情,也互不相闻不问,这就是有耳目却如同没有耳目;上面有所决策,不能告知百姓,下面有苦难,不能上报给君王,这就是有喉舌却如同没有喉舌。能够帮助我们开通耳目、喉舌,治愈天下这种“残废”之症的,就是报馆。 报馆在古代有例证吗?古代太师通过采集民歌来观察民风,饥饿的人唱出他们的食物,劳苦的人唱出他们的劳作,朝廷派使者去各地采集这些民歌,从乡里传到县里,从县里传到国家,再从国家传到天子那里,这就像民间的报纸。公卿大夫们赞扬君主的德行,讨论国家政治,朝廷派遣使臣,记载功勋,建造宫室,饲养马匹,君主用这些来告知臣子,上级用这些来告知下级,这就像官方的报纸。又像诵训官负责掌握各地的方志,以便观察事情;掌握各地的邪恶之事,以便告诫人们避免;从而了解各地的风俗;外史官负责记录四方的情况,把书名通报给四方;撢人官负责诵读天子的诏令,传达国家的政事,到各地去宣讲。所有这些用来宣扬君主的德行、沟通上下情意的做法,不仅仅是记录叙述,还兼有职责掌管,所以君主可以坐在一间屋子里就能了解四海之内的情况,士人可以通过诵读《诗经》等三百篇来了解国家的政事。三代之所以强盛,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西方人的大报纸,议院的言论都记录在上面,国家的财政收支也记录在上面,人口生死也记录在上面,地理的险要也记录在上面,百姓产业的盈亏也记录在上面,学会的课程也记录在上面,物产的种类也记录在上面,邻国的举动也记录在上面,兵力的增减也记录在上面,法律的改变也记录在上面,科学的新理论也记录在上面,技艺的新发明也记录在上面。那些分类的报纸,谈论政务的可以看官报,谈论地理的可以看地学报,谈论军事的可以看水陆军报,谈论农业的可以看农学报,谈论商业的可以看商会报,谈论医学的可以看医报,谈论工业的可以看工程报,谈论科学的可以看各种天文、数学、声学、光学、化学、电学等专门学科的报纸。有一门学问就有一份相应的报纸,这门学问每得到一个新的见解,这份报纸就会多一条新闻,内容繁复的就用图表来辅助说明,事情复杂的就列成表格,早晨刚写成文章,晚上就传播到了万里之外。所以负责事务的人没有隔阂蒙昧的担忧,研究学问的人能够得到观摩学习的益处。还担心文字太深奥,不能让所有人都理解,所以有妇女报,有儿童报。这些报纸的出版时间,有的是季报,有的是月报,有的是半月报,有的是旬报,有的是七日报,有的是五日报,有的是三日报,有的是两日报,有的是日报,还有的是半日报。国家保护报馆就像鸟贩子保护小鸟一样;士民喜爱阅读报纸就像蚂蚁附着在膻味上一样。就像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结盟,全世界的人都仰头踮脚地等待《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刚写完,电报就已经飞快地传送出去了,报纸的重要性又像这样。 然而英国、德国、日本,有的对报馆有诽谤的法律,有惩罚的条例,这又是为什么呢?记载琐碎的事情,采访奇异的传闻,不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就是隐秘的杂事,关起门来编造,随口乱说,对解决当前的困难没有帮助,反而败坏社会风气,这是第一个弊端;军事敌情记载得不准确,仅仅凭借市井之人的传言,没有惩罚造谣者的嫌疑,甚至揣摩大众的情绪,编造出荒谬的说法,海外已经化成灰烬,纸上却还在刊登捷报,迷惑听闻,贻误大局,这是第二个弊端;评判人物的好坏,评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毁誉完全凭借个人的恩怨,笔舌比刀枪还要锋利,有的歌颂权贵,作为自己升官的阶梯,有的指责富豪,作为自己收受贿赂的手段,行为如同无赖,道义上违背了吉祥的言论,这是第三个弊端;拿起笔来发表议论,却没有根据,抄袭陈旧的言论,拼凑抄袭别人的说法,或者因为才思枯竭而担忧,敷衍了事,讨论逸闻趣事,记述游览经历,没有意义可取,文章也没有文采,这是第四个弊端;有的翻译的内容比较广泛,言论也值得一看,删除糟粕,颇能抓住要点,但是借题发挥,宣扬宗教,虽然有断章取义的好处,却免不了诗歌分类不当的遗憾,这是第五个弊端。有这些弊端存在,报纸的意义就被束缚住了,于是使得国内少数有志之士反而把报馆看作是害虫,把报纸看作是妖言惑众,古代的优良传统不能实行,好的方法反而带来了弊端。唉,这不是很让人痛心吗! 现在在中国设立报馆,想要达到西方人报纸那样的规模,从形势上看是不可能的。西方的议院议定一件事情,就公布给大众,让报馆的人进入议院记录;中国则对这些事情讳莫如深,中枢机构的举动,真相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外国人了。西方的人口、物产、百姓产业、商业情况,每天都有记录,翻开书卷就一目了然,抄录副本印在报纸上,让大家都知道;中国则连家庭中的牲畜都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州县官员虽然亲民,但是对于自己所管辖的百姓和物产,却无从全面了解,更不用说朝廷了。西方人对于科学、制造等专门学科,官方设立学校,士人设立学会,讲求观摩学习,新的方法层出不穷,所以急于刊登在报纸上,让大家先睹为快;中国则稍微懂得这些学问的人已经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哪里有精通这些学问、深明其法而创造出新成果的人呢?由于这些原因,西方报纸的长处,都不是我们所能具备的。 那么报纸的体例应该怎么样呢?我说:广泛翻译世界各地的新闻,让读者了解全局大势以及各国强盛衰亡的原因,从而不会夜郎自大,坐在井里议论天地之大;详细记录各省的新政策,让读者知道新政策确实有利可图以及负责此事的人的艰难筹划和他们的宗旨所在,从而阻挠新政策的人就会减少了;广泛搜集交涉的重要案件,让读者知道国家体制不确立就会受人侮辱欺凌、法律不讲就会被人愚弄欺骗,从而可以奋发学习新学问来洗刷过去的耻辱;另外还要刊载政治、学术方面的重要书籍的内容摘要,让读者了解一切实用学问的源流门径以及它们日新月异的变化情况,从而不会抱着八股文、八韵诗、考据学、词章学等陈旧学问而自以为是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办报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风气就会逐渐开放,各种事业就会逐渐兴起,国家体制就会逐渐确立起来,人才也会逐渐涌现出来。十年以后报纸的规模也就可以逐渐完备了。唉!中国的邸报兴起于西方报纸之前,但是历经数百年却没有得到推广。如果有人不理解报纸的重要性而将其视为诽谤之言并加以摧残的话,那么报纸这颗幼苗又怎么能成长起来呢?或者也有人能够与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并理解我们的孤独与愤慨而提倡保护报纸以成就我们的区区之心的话,那么这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吧! 以下为原文(文言文)。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西人之大报也,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纪焉,人数之生死纪焉,地理之险要纪焉,民业之盈绌纪焉,学会之程课纪焉,物产之品目纪焉,邻国之举动纪焉,兵力之增减纪焉,律法之改变纪焉,格致之新理纪焉,器艺之新制纪焉。其分报也,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赜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赜,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秦晤士》之议论,文甫脱稿,电已飞驰,其重之又如此。 然而英国、德国、日本国,或于报馆有谗谤之律,有惩罚之条,则又何也?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其弊一也;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飏颂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卷,行同无赖,义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发论,匪有本原,蹈袭陈言,剿撮涂说,或乃才尽为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纪述游览,义无足取,言之无文,其弊四也;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删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虽有断章取义之益,未免歌诗不类之憾,其弊五也。具此诸端,斯义遂梏,遂使海内一二自好之士,反视报馆为蝥贼,目报章为妖言,古义不行,良法致弊。呜呼,不其恫欤! 今设报于中国,而欲复西人之大观,其势则不能也。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入院珥笔而录之;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无论外人也。西国人数、物产、民业、商册,日有记注,展卷粲然,录副印报,与众共悉;中国则夫家六畜,未有专司,州县亲民,于其所辖民物、产业,末由周知,无论朝廷也。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中国则稍讲此学之人,已如凤毛麟角,安有专精其业,神明其法,而出新制也。坐此数故,则西报之长,皆非吾之所能有也。 然则报之例当如何?曰: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准此行之,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渐备矣。嗟夫!中国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以前,然历数百年未一推广。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文章推介

亚洲

从26国阵容看中国“朋友圈”:抗战纪念的外交地理学

26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名单,体现中国的外交格局和当今世界的合作版图。 文/唐摩崖 8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刚果(布)总统萨苏,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 那么,这个名单里隐藏着哪些外交密码? 一、总体特征 1.周边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个基本盘是稳固的。 2.多边框架是重要平台:上合组织等由中国参与或发起的多边机制,是其汇聚合作伙伴、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3.“一带一路”是重要纽带:这26个国家与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高度重合,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更成为中国与参与国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纽带。 4.与西方关系面临挑战: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战略上的分歧,使得高层交往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恢复。 5.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协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位列榜首,备受国际关注。国际观察者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协调与互动。 6. 全部属于“全球南方”:...

亚洲

海南自贸港,如何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

文/毕研韬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临近,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其制度创新力度。除了讨论免税政策、营商环境、数据治理、资金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措施,部分观察者开始提出更深层的疑虑: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例外”吗?其政策导向和制度路径具备足够的稳定性、连贯性与可预期性吗? 这些疑问并非完全出于偏见,而是源自一个现实冲突:“中国例外论”与“全球普适性”之间的碰撞。前者强调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后者则期望制度创新回应“普世规则”以求兼容。海南自贸港恰好处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如何阐述二者之间的兼容性,是海南自贸港对外传播的一项根本性工作。 国际社会对海南的“制度疑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能否高效落地;二是政策能否长期稳定;三是地方探索与中央统筹如何协调?概言之,这涉及外部观察者能否理解和信任这种“地方先行、中央兜底”的治理逻辑。某些国际舆论甚至将“自由港”的定位与中国中央统一领导之间设定为一种对立关系,暗示海南的高度自主权可能带来某种“治理模糊地带”。这种误读如不被及时澄清,将严重损害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信誉和发展空间。 当前,海南的国际传播多聚焦于政策宣讲,强调制度创新与营商利好,而对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政策演化路径、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等方面,解释尚不够充分。这种“重政策利好、轻制度逻辑”的传播范式,容易让国际受众产生结构性误解。 要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首先应主动回应国际关切,明确海南自贸港是在中央统一战略框架下的制度试验,而非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法外之地”。其次,要讲清制度逻辑,重点阐述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方案实施的渐进性以及权责边界的明确性,让国际社会相信海南的制度创新是有方向、有控制、可容错的系统工程。此外,引入更多“第三方声音”,包括国际智库、跨国法律与政策咨询机构等,为制度建设提供独立视角与背书。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透明度,也能在国际语境中增强政策的可信度与可解释性。 制度创新是海南自贸港的核心竞争力,而制度信任是其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讲好海南故事,不只是讲好一座热带岛屿的现代化建设,更是讲清一个制度试验场的治理逻辑与全球意义。唯有如此,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才能实现从“政策外宣”到“认知重构”的跃迁,才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可靠的认知保障。 后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没摧,说明未秀。当海南自贸港真正发展起来,可能会遭遇一些国际舆论风波,不过都很正常。

亚洲

“去中国化”:一场影响全球的新型战争

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亚洲北美

中美关税战:如何破局?第三方斡旋与直接对话相结合

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

亚洲

海南取代香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策命题

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北美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巴黎AI峰会的发言(全文)

感谢热情的介绍。 首先,我要感谢马克龙总统举办此次活动,当然还要感谢昨晚美味的晚餐。晚餐时,马克龙总统看着我问我是否愿意发言,我说,总统先生,我来这里是为了享受美好的陪伴和免费的葡萄酒,但今天我必须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赢得这些。 当然,我还要感谢莫迪总理的到来以及他对此次峰会的共同主办,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的参与。 我今天早上来这里,不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安全性,这是几年前会议的主题。我来这里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机遇。 当像这样的会议召集起来讨论一项前沿技术时,我认为我们的反应往往是过于谨慎、过于规避风险。但我还从未遇到过一项技术突破,如此明确地要求我们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 我们的政府——特朗普政府——相信,人工智能将在经济创新、就业创造、国家安全、医疗保健、言论自由等方面产生无数革命性的应用。现在限制其发展,不仅会让该领域的现有企业不公平地受益,还会使我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有前途的技术之一陷入瘫痪。 考虑到这一点,我今天想主要讲四点。 第一,本届政府将确保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继续成为全球的金标准,并确保我们成为其他国家——当然还有企业——在扩大自身人工智能使用时的首选合作伙伴。 第二,我们认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过度监管可能会扼杀一个正在起飞的变革性行业,我们将不遗余力地鼓励促进人工智能增长的政策。我希望这种放松监管的风味能够渗透到本次会议的许多讨论中。 第三,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须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美国的人工智能不会被强行变成专制审查的工具。 最后,第四点,特朗普政府将为人工智能保持一条有利于劳动者的增长道路,使其成为在美国创造就业的有力工具。 我很赞同莫迪总理的观点。我真的相信,人工智能将促进人们提高生产力,它不会取代人类。它永远不会取代人类。我认为,人工智能行业的许多领导者在谈论对取代劳动者的恐惧时,真的错过了重点。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将使我们更加高效、更加繁荣、更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