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纪念活动
从26国阵容看中国“朋友圈”：抗战纪念的外交地理学
26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名单，体现中国的外交格局和当今世界的合作版图。 文/唐摩崖 8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刚果(布)总统萨苏，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 那么，这个名单里隐藏着哪些外交密码？ 一、总体特征 1.周边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个基本盘是稳固的。 2.多边框架是重要平台：上合组织等由中国参与或发起的多边机制，是其汇聚合作伙伴、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3.“一带一路”是重要纽带：这26个国家与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高度重合，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更成为中国与参与国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纽带。 4.与西方关系面临挑战：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战略上的分歧，使得高层交往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恢复。 5.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协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位列榜首，备受国际关注。国际观察者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协调与互动。 6. 全部属于“全球南方”： 所有与会国家都具有“全球南方”国家的典型特征。 7. 周边小国和传统友好国家高度出席，体现中国外交对“邻为先”的重视。 8. 与西方疏远、或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的国家集体出现，这是西方分析者的观感。 二、按大洲分布 亚洲国家20位，占77%：其中东亚 2位（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东南亚 7位（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南亚 4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中亚 5位（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西亚...
文章推介
美国发布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台湾成关键变量
文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2025年版《中国军力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关于中美关税战致WTO总干事奥孔乔博士的信
尊敬的奥孔乔-伊韦阿拉博士： 主题：关于由世贸组织主导推动中美关税问题非正式接触的建议 您好！ 作为一名传播学者和国际战略叙事的观察者，我谨此建议：在中美关税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可以考虑牵头推动一种新的对话形式——低调、非正式、基于规则的接触机制。 自2025年以来，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对抗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报道，美国对华商品的平均关税已接近145%，中国也以广泛的反制措施回应，几乎涵盖所有美国产品出口。虽然这场争端已不仅是简单的贸易摩擦，更演变为深层次的制度性对抗，但我始终认为，世贸组织仍具备独特的地位，能够为重新接触提供一个中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环境。 我并非建议开展正式谈判或召开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层峰会，而是设想一种由世贸组织推动的“非对称接触”平台——在技术会议、小型部长会议或专题研讨会期间，安排安静、非公开的互动交流。此类接触有助于减少误解、缓解紧张局势，并在不要求任何一方公开让步的前提下，为今后实质性交流打下基础。 世贸组织的合法性、多边信誉和技术能力使其成为承办此类接触最合适的机构，尤其可以在“共同维护全球贸易稳定”的框架下推进。例如，就“关税外溢效应对全球通胀的影响”或“地缘政治变化下的贸易政策协调”等议题组织非正式磋商或圆桌会议，也许可以成为切入点。 您在艰难时期对世贸组织的引领令人敬佩，我也相信您能够洞察多边机制所依然具备的外交契机。如有需要，我愿进一步阐述这一建议。希望此信能够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和平的努力贡献绵薄之力。 谨致最高敬意！ 毕研韬 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www.borderlesscomm.com
中国要求欧盟不带情绪和偏见，可行吗？
文/毕研韬 7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经贸关系表态，呼吁欧方“不带情绪和偏见地看待双方经贸关系，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这一番话语态度温和、立场理性，彰显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呼吁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中，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情绪与偏见，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底色 国际关系的现实逻辑，从未以纯粹的“理性假设”为出发点。国家行为并非冷冰冰的运算，而是情绪、认知与利益交织下的产物。“偏见”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战略焦虑的沉积物，而“情绪”则时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凝聚内部共识、推动对外博弈的政治工具。 欧盟近期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临时关税，其背后是欧洲产业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攻城略地”的强烈不安。这种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政治动因。在欧盟的治理生态中，维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回应民意、稳定联盟的政治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情绪化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如台湾、南海、科技封锁等，也会展现出强烈的态度色彩，对外使用“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恶意遏制”等批评语汇，同样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这并非外交失范，而是国际传播中常见的叙事手段。 “理性呼吁”更像是一种战略性叙事 中国商务部的这番表述，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能否直接改变对方行为，而在于通过话语塑造，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道义上的优势。 其一，对内有助于传递“中方冷静克制、坚持合作”的政策信号，增强社会信心与国际形象的稳定；其二，对外构建了一种“中方主张沟通协商、欧方陷于焦虑防御”的叙事对比，意在削弱欧方的道义正当性；其三，这种话语也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性大国”的印象，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相互呼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前置”策略——在规则尚未成形、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先行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框架与情绪基调。 欧盟真的能“放下情绪”吗？ 从机制层面观察，欧盟并非一个意志统一的行为体，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多元利益集团、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治理网络。对华政策自然呈现多层次、多向度的态势：...
为何很多人感到：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
文/毕研韬 在公共讨论中，“努力是否还有意义”正从一句牢骚，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随着现实经验中屡次遭遇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个人付出与命运改变之间，是否仍存在稳定、可预期的通道？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通道” 在社会高速增长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流动弹性”。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为个体提供了多条上行通道。努力之所以被广泛信奉，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因为它在统计意义上“有效”。然而，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逆转、产业梯度趋于固化，这些通道开始收窄，其进入门槛、失败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们仍在努力，但回报越来越难以兑现，个体因此产生明显的挫败感。 第二，回报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努力的可见性 当代社会的回报越来越向资本、平台、规模和先发优势集中。许多努力不再直接转化为收入、地位或安全感，而是被吸纳进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分配结构中。对个体而言，付出依旧存在，但成果变得延迟、不确定，甚至难以识别。久而久之，“努力—回报”的因果链条在经验层面被打断。 第三，预期的坍塌比现实的恶化更具冲击力 不满并不总是源于绝对处境，而往往来自预期落差。对于曾经经历或目睹过快速流动的一代人而言，上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记忆。当社会从“普遍可能性”转向“结构性筛选”，心理冲击被放大。人们困惑的，并非生活立即崩塌，而是未来变得黯淡无光。 第四，制度与叙事之间出现了张力 社会仍在强调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但现实环境在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当主流叙事与结构现实脱节，努力容易被重新解读为责任转移：如果结果不佳，问题似乎只能归咎于个人。对个体而言，这种张力不会激发动力，反而加速认知疲劳与心理退缩；对社会而言，当叙事脱离结构真实，它将削弱公众对公平与理性的信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五，这并非某一国家的孤立现象 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类似感受。尤其是在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上行通道的数量和宽度普遍出现收缩，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却在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允许对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公开讨论，以及是否具备自我修复和制度调整的能力。...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