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寻租
当院长后，成果就暴增：干部考核的制度盲区
当成果可以随职位“增长”，真正需要被审视的，是干部考核与清廉评价的制度边界。 文/许衡之 近年来，“院长效应”引发广泛讨论：一些学者在担任院长职务后，其名下论文、专利数量出现显著增长，且这种增长往往呈现出“断点式跃升”的特征。这一现象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在于其反常性，更在于它触及了科研体系中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成果归属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 一、从“异常增长”到“结构信号” 在正常的科研逻辑中，学术成果的积累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研究方向相对稳定，产出节奏较为连续，数量与质量大体呈正相关关系。 “院长效应”呈现出的却是另一种模式：一方面，论文与专利数量在短时间内显著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新增成果往往分布在多个并不完全属于其原有研究领域的方向上。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显著的质量提升。 这意味着，该现象难以用“学术能力提升”来解释，更接近一种非学术因素驱动的成果再分配过程。换言之，它不是简单的“多做了研究”，而更可能是“重新界定了成果的归属”。 因此，“院长效应”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结构性信号，而非个别案例。 二、权力进入科研：一种隐性机制 院长这一角色，在中国高校体系中并非纯粹的学术身份，而是同时具备资源配置权（项目、经费、平台）、评价影响力（职称、考核、晋升）、组织协调权（团队、合作网络）。 当这些权力与科研生产过程发生叠加时，就可能形成一种隐性的影响机制：科研成果不仅由“谁做了研究”决定，也可能受到“谁拥有组织权力”的影响。 在团队化、协作化日益加强的科研环境中，论文署名与专利归属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当权力嵌入这一空间时，便可能出现署名扩展、成果挂名、合作关系中的“名义绑定”。这些行为未必都触及明确的违规边界，但却可能在制度灰区内，逐步改变成果分配的逻辑。 三、对科研生态的三重侵蚀 “院长效应”的风险，并不在于个别数据的异常，而在于其对科研生态的长期侵蚀。其危害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对学术公平的侵蚀 科研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贡献与署名相匹配”。一旦成果归属受到权力因素干扰，这一原则就会被削弱。对普通科研人员而言，这意味着实际贡献可能无法得到完整体现、学术评价结果可能偏离真实能力。长期来看，这会削弱科研人员对制度公平性的信任，进而影响其投入程度与职业预期。 2.对创新机制的扭曲 创新依赖于明确的激励机制：谁做出原创贡献，谁获得相应回报。当成果分配逻辑发生偏移时，创新激励将被削弱。 具体表现为原创动力下降，趋向于“依附性合作”、研究方向可能围绕权力中心而非问题导向展开、风险性探索减少，稳妥性产出增加。 这将使科研活动逐渐从“问题驱动”转向“关系驱动”，从而影响整体创新能力。 3.对评价体系的反向塑造 当论文与专利数量被广泛用于考核时，“院长效应”可能进一步强化数量导向的评价逻辑。 具体而言：高产出者被视为“成功样本”；数量指标进一步被强化；评价体系对“可操作性指标”的依赖加深，最终形成一种循环：...
文章推介
CWB:Bridging the Cognitive Divid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ublic
By Editorial Team of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近五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认知的重大转变
文/毕研韬 近五年（2021–2025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单一领域对手，演变为“系统性、长期性、多维度竞争者”。这一转变不仅植根于中国能力的迅速增强，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制度、技术与价值格局竞争的深切担忧。未来，这种认知将深刻塑造美中政策导向、安全策略和国际合作格局。 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进行“跨职能、整体性”应对的标志性举措。CIA表示，该中心将统一分析和行动职能，以应对“中国……（此处本文作者省略若干字）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自此以来，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不断整合对华资源，将军事、技术、经济、网络等领域视为协同竞争的战场。 这种机构重构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对手，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竞争者。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逐年深化、扩展，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年度威胁评估》是美国核心情报报告，旨在向国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提供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它汇总美国18个主要情报机构的评估成果，呈现最权威、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判断。 在2023年ATA报告中，中国被评为“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来源。 2024年的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在网络、情报、影响力操作（包括选举干预、社会分裂利用）领域能力显著。...
李嘉诚旗下长和雇“枪手”为卖港口辩护
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中国知识分子：离权力近，离知识远
文/李扬帆 如今，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知识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导致以专门“占有”知识而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焦虑感，从而迫使知识分子要么使其掌握的知识更专业化，要么赶快退守精神家园的城堡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学识的专家纷纷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却又不能明确证明其救世主张的先验合理性，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人格沦丧，被人揪住辫子，进而被网络妖魔化为“砖家”、“叫兽”。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一时间走向神坛，一时间坠入地狱？这种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劫难相关：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之劫——自古至今他们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其二是自诩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证伪，一旦证伪便又失去神坛地位；其三为启蒙之劫——并不成功的启蒙经历导致知识分子地位受损；其四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 此四种劫难简而言之，即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它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在走出牛棚后的30年抓住机遇，确立现代责任意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必记本》。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海南自贸港：中美贸易战的“缓冲区”
——《南华早报》对海南自贸港的最新解读 文／毕研韬 2025年7月23日，北京正式宣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于2025年12月18日封关运作，国际社会迅速聚焦这一制度实验的地缘意义与全球影响。《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海南自贸港不仅是中国开放格局下的一个前沿阵地，更可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扮演“缓冲区”（buffer zone）的重要角色。 在中美博弈中寻求“空间弹性” 报道引用政策研究人员的观点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关税壁垒加剧、技术脱钩趋势未减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有潜力充当中美贸易之间的“中性平台”或“制度过渡带”。其高度开放的税收制度、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和“境内关外”的政策安排，使其既能嵌入中国国内消费循环，又有望对接国际市场规范，成为中美经济之间“仍可合作”的灰色地带。 这种“缓冲”并非指政策妥协，而是通过灵活、弹性的制度配置，为中外企业提供一个避开高关税、试水合作路径的“制度缓冲池”。例如，外资企业可在海南设立基地，在规避关税的前提下向中国内地和亚太市场供货，而中国企业也能通过海南参与国际竞争，试探新型全球市场机制。 推动制度对接与供应链重构 《南华早报》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海南自贸港也可能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去中国化”趋势下的重要制度回应。通过建立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和贸易机制，海南可吸引那些不愿完全脱钩、但也不愿完全依附中美任何一方的全球企业，从而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提供一个“中间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