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2025-02-15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2025-07-25文/毕研韬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历史大幕即将开启。 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正式启幕。此举不仅是一项地方政策的实施,更是国家深谋远虑的落子——它关乎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制度创新的前沿探索,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跃升。海南封关的意义,远超一岛一域。它旨在优化国家整体战略环境,提升治理效能,其红利将最终惠及每一位国民。 一、宏观层面:全力重塑国家战略环境 当前,全球格局面临深刻重塑。大国竞争日益向多维度、深层次演进,在地缘政治、科技、能源、金融、贸易等关键领域展开系统性战略博弈。供应链格局加速调整,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制度型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维度,国家的治理效能、政策可预期性与制度设计能力,正成为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 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打造制度型开放的高水平试验平台。封关运作旨在构建规则统一、预期稳定、风险可控的制度环境,为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提供坚实基础。这不仅是提升国内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更是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示中国制度竞争力与政策透明度的窗口,有助于持续增强全球市场对中国的长期信心。 第二,彰显国家战略布局的前瞻性与主动性。海南自贸港建设超越区域性发展范畴,是中国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塑造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主动推进制度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旨在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开放体系,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赢得更大主动权,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构筑国家长期发展与安全韧性的关键支柱。在全球经济波动与摩擦频发的背景下,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是国内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海南封关运作通过制度型开放,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注入稳定性,并通过辐射效应,为全国创造更高质量就业、更可持续的收入增长与更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项惠及长远的国家战略性安排。 二、中观层面:以制度创新引领全国治理能力升级 封关运作的核心,是在一套高标准、规范化的制度框架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它既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实践,亦是对国家治理与制度执行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 首先,封关运作是对国家制度执行力与协同效能的关键验证。海南封关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税收、人员流动等诸多领域,要求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实现高效协同。每一环节的顺畅运转,都直接检验政策的落地能力与系统的协调水平。成功的实践将为全国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与管理范式,为其他开放平台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2025-12-15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2025-03-28近年来,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经苏醒,开始维护自身数据安全、技术自主权和经济利益。 一、非洲数字主权的核心挑战 (一)数据控制权薄弱 非洲90%以上的数据存储依赖欧美或中国的云服务商(如AWS、阿里云)。用户数据跨境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存在被滥用的风险。Meta(Facebook)曾被指控利用非洲用户数据训练AI模型,却未支付合理费用;TikTok在非洲的隐私政策合规性频遭质疑。 (二)数字基础设施依赖外部 非洲互联网骨干网络多由外资企业(如法国Orange、中国华为)建设,关键技术(如5G、AI算法)受制于人。卫星互联网领域,SpaceX的“星链”已覆盖30多个非洲国家,但可能挤压本土电信企业生存空间。 (三)网络安全威胁加剧 非洲是全球网络犯罪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23年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超40亿美元。关键领域(如政府、银行)的系统漏洞常被外国黑客组织利用。 二、非洲国家的应对策略 (一)立法与政策强化数据控制 尼日利亚2023年通过《数据保护法》,要求跨国企业将公民数据存储在境内服务器,并对谷歌、Meta等征收5%的数字服务税。南非《个人信息保护法》(POPIA)严格限制数据跨境传输,违者最高罚款1000万兰特。非盟《2030数字转型战略》推动建立非洲统一数据治理框架,减少对外部规则的依赖。 (二)推动本土技术自主...
2025-02-27台湾歌手邓丽君,以她婉转甜美的歌声,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文化变革的标志。从起初被视为“靡靡之音”,到最终成为永恒经典,她的音乐经受了岁月的涤荡,映照出那个时代对心灵解放的渴望。 一、时代春风下的音乐魅力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陆,邓丽君如同一股清新之风,闯入人们的视野。她的歌曲旋律悠扬,歌词贴近生活,诉说着自由、浪漫与爱情,轻轻敲开了变革中大陆人民的心扉。她的音乐不仅为人们带来了娱乐,更是对外界文化接纳的一个象征,跨越了语言与时代的鸿沟,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寄托。 二、文化象征与情感慰藉 邓丽君的音乐超越了娱乐范畴,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她的歌声体现了大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是改革开放后人民敞开心扉的跃动。她的歌曲简单却深情,温柔而有力,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在那个严肃的政治气候下,她的歌声如同一股清流,为人们提供了情感的出口和心灵的慰藉,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纯真和生活的美好。她的音乐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交流。 三、从质疑到经典的传奇蜕变 邓丽君初入大陆时,曾因其独特的音乐风格而被视为“靡靡之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歌声逐渐征服了人们的心。她的歌曲广泛传播,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不仅在中国大陆,乃至全球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今,邓丽君依然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她的歌声跨越时空,连接着不同代际人群的共同记忆与美好情感。她的音乐已经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符号,见证了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心灵觉醒与情感释放。 本文部分内容由AI大模型辅助生成;本文配图由Grok生成。
2025-02-19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2025-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