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在公共讨论中,“努力是否还有意义”正从一句牢骚,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随着现实经验中屡次遭遇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个人付出与命运改变之间,是否仍存在稳定、可预期的通道?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通道” 在社会高速增长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流动弹性”。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为个体提供了多条上行通道。努力之所以被广泛信奉,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因为它在统计意义上“有效”。然而,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逆转、产业梯度趋于固化,这些通道开始收窄,其进入门槛、失败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们仍在努力,但回报越来越难以兑现,个体因此产生明显的挫败感。 第二,回报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努力的可见性 当代社会的回报越来越向资本、平台、规模和先发优势集中。许多努力不再直接转化为收入、地位或安全感,而是被吸纳进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分配结构中。对个体而言,付出依旧存在,但成果变得延迟、不确定,甚至难以识别。久而久之,“努力—回报”的因果链条在经验层面被打断。 第三,预期的坍塌比现实的恶化更具冲击力 不满并不总是源于绝对处境,而往往来自预期落差。对于曾经经历或目睹过快速流动的一代人而言,上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记忆。当社会从“普遍可能性”转向“结构性筛选”,心理冲击被放大。人们困惑的,并非生活立即崩塌,而是未来变得黯淡无光。 第四,制度与叙事之间出现了张力 社会仍在强调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但现实环境在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当主流叙事与结构现实脱节,努力容易被重新解读为责任转移:如果结果不佳,问题似乎只能归咎于个人。对个体而言,这种张力不会激发动力,反而加速认知疲劳与心理退缩;对社会而言,当叙事脱离结构真实,它将削弱公众对公平与理性的信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五,这并非某一国家的孤立现象 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类似感受。尤其是在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上行通道的数量和宽度普遍出现收缩,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却在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允许对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公开讨论,以及是否具备自我修复和制度调整的能力。 第六,这是否意味着努力已经“失效”? 并非如此。更准确地说,努力不再是充分条件,甚至不再是主要变量。它仍是必要条件,但必须嵌入合适的结构、位置与时机之中。这一转变要求社会层面进行更诚实的认知更新:与其不断强化个人道德,不如正视通道设计、分配机制与风险共担的问题。 第七,理解这一点本身具有现实意义 理解这一点,有助于个体停止无谓的自责,也有助于公共讨论从情绪宣泄转向结构反思。一个社会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承认“努力难度上升”,而在于拒绝讨论这一事实。只有当问题被准确命名,调整才有可能发生。 归根结底,“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的感受,并非对努力本身的否定,而是对结构变化的直觉回应。理解这种回应,既是对个体经验的尊重,也是对社会未来负责的起点。唯有如此,社会才能重新建立努力、预期与回报之间的可信关系。
2026-01-06外媒曝光美国国务院电报,披露美国驻外使领馆应对“反美叙事”新策略。 文/毕研韬 一、电报曝光:一项面向全球使领馆的内部部署 近日,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披露,一份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发的国务院内部电报已下发至美国驻外使领馆。电报对美国外交系统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强化对“反美叙事”的识别、回应与传播能力。 从媒体披露看,这是一份外交系统内部操作性文件(diplomatic cable),并非公开政策声明,其主要功能在于统一各驻外机构在信息环境中的行动方向。在当前国际舆论竞争加剧、信息传播高度平台化的背景下,这类文件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真实性判断:电报属实,但传播存在再加工 根据现有报道判断,这份电报确实存在,是由美国国务院统一下发,内容明确涉及应对“反美叙事”与信息影响,同时提出利用社交媒体与外部声音扩大传播效果。 但需要指出,中文社交媒体中流传的“招募网红、社区领袖等反击反美言论”等说法,并未出现在英文报道中。原始报道使用的是“与当地行为体合作(partner with local actors)”“放大支持性声音(amplify...
2026-04-02文/毕研韬 音乐纪录片《次第花開》(Ani Bond: Choying Drolma)被誉为尼泊尔版的《音乐之声》。影片用来自喜马拉雅的天籁之音,讲述了“摇滚女尼”琼英•卓玛(Choying Drolma)的传奇故事。 影片于2023年斩获华沙国际电影节最佳亚太电影奖、最受观众欢迎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之最佳长纪录片奖、最佳音乐音响奖。2024年《次第花开》受邀成为尼泊尔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 《次第花开》由林芬、白杉两位导演联袂执导,主要采访对象包括琼英•卓玛、努•巴杰拉查里亚、益西曲珍、阿旺拉姆、白玛仁钦、卓玛次仁。 导演林芬(左)与白杉(右)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泊尔藏族歌者,因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音乐风格被誉为“天籁歌者”、“摇滚女尼”。她的音乐扎根于藏族文化沃土,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姑,她的宗教素养为她的音乐作品注入了深邃的精神内涵。她以音乐传递对生命、爱与和平的思考,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和开拓者。 琼英•卓玛不仅在藏族文化圈享有极高声誉,她的音乐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琼英•卓玛用梵音咏唱的《大悲咒》是我几乎天天聆听的天籁之音。...
2025-02-16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2025-07-22以前我们相信水滴石穿,现在更愿意直接换一块石头。 文/毕研韬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写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只筛选,不改变”或许是最具穿透力的注脚。它并非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一种正在沉淀为集体心态的生存策略。 一、从“改造他人”到“筛选关系” 回望熟人社会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讲究磨合与重塑。家庭里的“管教”,职场上的“带新人”,社会层面的“思想教育”,曾经既是伦理责任,也是能力象征。 然而在流动加速、选择充裕的今天,这一逻辑悄然翻转。替代选项的丰富,让“筛选”取代了“改造”。与其投入心力去改变一个不合拍的人,不如换一个频道,换一个场域。年轻人崇尚边界感,讲究情绪价值,追求价值观的即时匹配。朋友不必深交,恋人不合则分,社交媒体上“取关”“拉黑”不过是日常的边界维护。改变他人,不再是天赋人权,反倒容易被视作越界。个体愈发坚信:人格自有其底色,与其费力涂改,不如一开始便选择对的人。 二、生活方式的再排序:与其硬扛,不如转身 这种“筛选”哲学,也从人际关系渗入生活方式的选择。 过往的成功叙事,崇尚奋斗、突破、向上攀爬,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压力抬升的当下,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定义“好生活”。“体面”“稳定”“舒适”成为新的关键词,与单一的上行焦虑分庭抗礼。工作不再占据全部意义,兴趣、身体与心理状态,逐渐登上价值的中心舞台。 当大环境难以撼动,个体便转向可以掌控的小环境。换一座城,换一个行业,开启一段副业或间隔年——这些选择背后,藏着一套共同的理性:与其在不匹配的系统中消耗,不如在可能范围内重构生活。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自我保全。 三、对宏大叙事的疏离与工具化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姿态也悄然延伸到个体与宏大叙事的关系。...
2026-02-16“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2025-08-09近年来,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经苏醒,开始维护自身数据安全、技术自主权和经济利益。 一、非洲数字主权的核心挑战 (一)数据控制权薄弱 非洲90%以上的数据存储依赖欧美或中国的云服务商(如AWS、阿里云)。用户数据跨境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存在被滥用的风险。Meta(Facebook)曾被指控利用非洲用户数据训练AI模型,却未支付合理费用;TikTok在非洲的隐私政策合规性频遭质疑。 (二)数字基础设施依赖外部 非洲互联网骨干网络多由外资企业(如法国Orange、中国华为)建设,关键技术(如5G、AI算法)受制于人。卫星互联网领域,SpaceX的“星链”已覆盖30多个非洲国家,但可能挤压本土电信企业生存空间。 (三)网络安全威胁加剧 非洲是全球网络犯罪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23年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超40亿美元。关键领域(如政府、银行)的系统漏洞常被外国黑客组织利用。 二、非洲国家的应对策略 (一)立法与政策强化数据控制 尼日利亚2023年通过《数据保护法》,要求跨国企业将公民数据存储在境内服务器,并对谷歌、Meta等征收5%的数字服务税。南非《个人信息保护法》(POPIA)严格限制数据跨境传输,违者最高罚款1000万兰特。非盟《2030数字转型战略》推动建立非洲统一数据治理框架,减少对外部规则的依赖。 (二)推动本土技术自主...
2025-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