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新前兆? 文/毕研韬 北京时间2026年3月21日,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在公开场合表示,可以考虑在中国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重点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交流与政策协调。这一表态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学界与舆论广泛关注。 提出者背景: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跨界人物 萨克斯是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减贫、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曾参与多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咨询,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顾问角色。 他曾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议程。因此,其观点往往处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倡议的交汇点,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不直接代表官方立场。 从过往发言看,萨克斯长期主张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更加平衡,其此次建议延续了这一思路。 建议内容:建设功能性国际平台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萨克斯的设想主要集中在“功能性机构”而非象征性安排,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议题选择上,该机构将聚焦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领域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方向。 其次,在空间布局上,他提出可以将该机构设在中国,可能是北京等具备国际交流条件的城市。这一设想并不涉及联合国总部迁移,而是类似于在不同国家设立专业机构或区域中心的做法。 再次,在功能定位上,该机构更接近一个全球公共品平台,其核心作用包括经验分享、政策协调以及能力建设。换言之,其重点在于将发展经验转化为可传播、可借鉴的知识资源,并通过联合国框架向更多国家扩散。 从这一角度看,该建议体现出一种判断,即中国在部分发展领域已具备向外输出经验的能力。 语义边界:避免被误读为重大制度变动 随着信息传播,这一建议在部分舆论中被放大,有必要对其进行语义澄清。 首先,这不意味着联合国总部将从美国迁出。联合国体系本身具有多中心结构,除纽约总部外,在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等地均设有重要机构,因此在不同国家设立功能性机构属于常见安排。 其次,该建议尚未形成任何国家层面的提案,也未进入联合国正式议程,所以不能理解为 “即将实施的国际项目”。 可行性分析:制度与政治双重约束 从现实角度看,在中国设立新的大型联合国机构,面临多方面约束。 一是制度层面。联合国机构的设立通常需要成员国广泛协商,并通过正式程序批准,同时涉及经费来源、人员配置及治理结构等具体问题。这一过程复杂且周期较长。 二是政治层面。联合国体系深受大国关系影响,美国作为主要出资国(尽管长期拖欠联合国经费)及总部所在地,在相关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当前国际格局下,涉及机构布局调整的问题,往往具有较强政治敏感性。...
2026-03-22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2025-07-21文/毕研韬 西方科技“铁幕”将如何影响中国?北京时间2025年3月3日22时左右,我请DeepSeek-R1和ChatGPT分别做了分析。 DeepSeek-R1生成了一千字左右的分析报告,大致代表中国官方看法,其结论如下: 当前格局本质是全球科技权力再平衡的过程。美国试图通过“硅幕”维持技术霸权,但中国凭借市场规模、产业链完整度和创新加速度,正在改写“中心-边缘”的传统技术秩序。这场博弈的终局,或将催生多极共存的新科技生态体系。 ChatGPT也生成了一篇分析报告,基本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知,其结尾总结道: 西方科技“铁幕”对中国无疑构成重大挑战,尤其是在短期内会对高端科技产业造成冲击,影响部分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然而,这一封锁也倒逼中国加速自主创新,推动产业链国产化和国际科技合作的多元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科技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中美及其科技联盟的竞争将成为全球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我请DeepSeek-R1和ChatGPT比较两篇分析报告。Deep Seek-R1在比较报告的结尾处写道: DeepSeek和ChatGPT在分析西方科技“铁幕”对中国的影响时,均从技术突破、经济权力格局、国际科技体系分裂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两者在分析中各有侧重,但均强调了中国在应对科技封锁方面的积极态度和策略。 ChatGPT在比较中特别提到了二者的立场与价值判断,原文如下: 立场与价值判断 维度...
2025-03-04文/梅念安 近日,中国第三方检测机构对13款“零添加”酱油进行了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12款国产产品均检出镉元素,其中7款存在总砷残留,仅一款日资品牌未检出任何重金属。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公众不安。 食品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早已超越民生范畴,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 食品质量“双轨制”加剧社会不公 不少中国人笃信,部分特权群体长期享有“特供”食品,这些食品来自专门的生产基地,采用更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无污染、无有害物质。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特供”体系的存在,但这种广泛的怀疑持续削弱政府公信力。当公众对食品质量缺乏基本信任时,政府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损害。食品安全问题的积累,不仅是民生焦虑的源头,更可能成为政治风险的导火线。 以本次酱油检测事件为例,日资品牌是唯一未检出重金属的产品,这引发了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在中国生产的酱油无法达到安全标准? 这样的舆论风暴,政府既不能忽视,也难以平息。 为何食品安全监管屡屡失效?原因可能有三点: 很多食品企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甚至与地方官员有某种利益关联。这使得地方政府在监管食品企业时,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庇护违规企业。 2. 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2025-03-25未来五年,中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呈现“结构性重组深化、制度摩擦常态化、区域整合加速化”的总体特征。判断这一趋势,不能仅凭短期数据波动,而应从全球规则体系、地缘政治约束、产业链重构和技术变迁四个维度综合分析。 文/毕研韬 一、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低速稳定”阶段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仍在运转,但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规则更新滞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明显低于2001-2015年的高增长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的预测,中期全球贸易增速大概率维持在温和区间,不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但也难以恢复高速扩张。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全面脱钩”的世界,而是一个增速放缓、规则更复杂、合规要求更高的贸易体系。贸易本身仍是各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但政治安全因素的权重上升。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管控竞争”状态 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中国外贸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美国对半导体、先进制造设备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这种制度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即便双边对话恢复,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全面松动。 未来五年,中美贸易不会完全脱钩,但结构将持续分层:消费品、农产品和部分中低端制造品仍保持规模往来;高端芯片、关键软件、核心装备等领域将维持较高壁垒。贸易规模可能波动,但真正的变化在于技术边界的制度化划分。这将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替代成本,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三、中欧关系呈现“合作与审查并行” 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框架下,加强对关键行业的外资审查和产业保护,同时并未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存在稳定需求。 未来五年,中欧贸易总体规模可能保持,但摩擦形式将更加制度化。例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数据合规审查等工具使用频率可能提高。摩擦将成为常态,但全面对抗概率较低。欧洲内部也存在产业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 四、区域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2026-02-25“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2025-08-09By Bi Yantao I. The Real Purpose of Trump’s Tariff War Trump...
2025-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