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不会变天,但基于现实考量,此次修宪做了重大调整。 作者:毕研韬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2日 朝鲜2026年修宪调整了有关国家领导人、革命历史与国家治理的宪法表述。其重要性不只在于权力配置发生变化,还在于朝鲜如何通过宪法解释现行政治秩序的历史依据、制度依据与现实目标。 一、宪法做出哪些重大修改? 根据2026年5月公开披露的修订文本,朝鲜此次修宪涉及如下重大调整。 1.增加国家领土条款,删除部分统一表述 新宪法首次明确规定国家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接中国和俄罗斯、南接大韩民国的陆地,以及以此为基础划定的领海和领空。 与此同时,宪法删除了有关“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部分表述。这与金正恩2023年底提出将朝韩关系界定为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关系的政策方向一致。 2.明确国家元首地位,调整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配置 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国家元首,并进一步规定其相关权力,包括高级官员任免权及对最高人民会议决定的否决权。与此同时,最高人民会议原有的罢免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规定被取消。 需要注意的是,朝鲜劳动党的领导地位并未因此改变。新宪法仍然规定,国家一切活动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进行。 3.将核力量指挥权纳入宪法规定 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指挥朝鲜核力量,并可向国家核指挥机构授权使用核力量。同时,朝鲜继续将自身描述为“负责任的核武器国家”,并将核武器与国家生存、发展权利及战争威慑联系起来。 这项修改具有制度和政治双重意义。从制度层面看,它明确了最高领导人与核指挥体系之间的宪法关系;从政治层面看,它进一步将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与国家安全、战略威慑和政权生存联系起来。 4.调整革命历史与国家治理的表述 修订文本删去了部分有关金日成、金正日历史功绩的表述。同时,宪法继续保留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劳动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等基本内容,并强调人民福利与国家建设。 此外,宪法标题删除了“社会主义”一词,但正文仍然明确将朝鲜界定为社会主义国家。 更值得关注的是,朝鲜在保留原有意识形态基础的同时,调整了革命历史、领导人功绩与当代国家治理之间的表达关系。 二、宪法如何调整政治合法性表述? 朝鲜此次修宪的深层意义,在于它重新安排了历史传承、党的领导、最高领导人权威、人民利益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1.弱化前两代领导人的历史功绩叙事,强化现任领导人的权威...
2026-10-22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复杂的语言、民族、历史记忆冲突,成为战争合法性的“叙事基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则在主权归属与身份认同问题上始终无法弥合。 日韩之间同样存在未决的独岛/竹岛争议、历史责任问题、国民情绪对抗,而韩朝之间的主权对立则更具制度性根源。历史与认同的未解冲突,在高压态势下,极容易被政治动员,重新焊接为战争合法性的叙事武器。 和平不仅是军事威慑的问题,也需要对历史与民族心理创伤进行持续修复与制度性管理。 四、信息战已成为战争的前线而非后方 乌克兰通过社交媒体与全球舆论场构建“正义防卫者”形象,获得广泛支持;哈马斯与以色列则在全球新闻舆论中展开“标签战”“受害者叙事”对抗。 日韩作为民主国家,信息透明,但也极易受到舆论操控、假新闻干扰、认知分裂的影响。 现代战争早已突破了传统战场的边界,认知空间成为战略资源,信息战能力已是国家生存力的一部分。日韩需要加快建设具备韧性、可信度与应变力的信息防线。 五、国家利益不能完全外包给联盟逻辑 乌克兰战争反映出:即便是亲西方的国家,也可能因战略利益错位被迫接受“有限支持”;以色列也曾因加沙战争中平民伤亡问题,面临美欧对其政策的公开批评与施压。 日韩虽为美国坚定盟友,但在全球秩序发生重构的背景下,国家利益与同盟义务未必始终一致。当美国将全球战略重点更多向中东或其他区域转移,日韩是否能自主维持战略稳定?又是否愿意承担大国博弈的前沿代价? 这要求日韩必须强化“次国家层级”的危机预案、建立多轨外交、并寻求更多元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
2025-07-15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2026-03-28民调究竟是在测量民意,还是在塑造民意?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3日 台北市长选举进入倒计时,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伯洋之间的竞争,成为台湾媒体与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同媒体报道的民调结果竟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情图景:有的显示沈伯洋大幅领先,有的则显示蒋万安保持优势。 究竟谁领先? 我的建议是:不要急于相信任何一项民调。更值得关注的,是民调如何产生、如何发布,以及媒体如何使用民调。 一、相互矛盾的民调,究竟说明什么? 2026年11月1日至2日,几项民调结果引起关注。 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委托窩窩科技进行的调查显示,沈伯洋支持度为52.6%,蒋万安为35.3%,沈伯洋领先17.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ETtoday民调云公布的调查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52.0%,沈伯洋为40.7%,蒋万安领先11.3个百分点。 两项调查的结果不仅方向相反,而且领先幅度都不小。...
2026-11-03台海核战争并非大概率事件,但当越来越多权威机构开始研究这一风险时,它已不再只是遥远的理论假设。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1日发布 传统上,国际社会围绕台海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战争会不会爆发?” 但2024年起,国际战略界开始出现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变化。越来越多主流战略机构和安全研究团队开始讨论一个过去相对敏感的话题: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核升级(nuclear escalation)的可能? 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核战争即将发生,但它意味着,核风险已经不再只是边缘学者的假设,而正在进入主流战略研究与危机推演体系。 一、IISS公开警告台海冲突存在核升级风险 2026年5月,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其年度战略评估中发出警告:任何围绕台湾问题爆发的中美军事冲突,都可能产生核升级风险。 IISS指出,未来战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双方可能攻击彼此的指挥、通信、情报和预警系统,而这些系统往往同时承担常规军事指挥与核力量指挥功能。 在高强度战争环境下,一方很难准确判断对方究竟是在发动常规打击,还是在削弱自己的核反击能力。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增加战略误判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IISS并非普通研究机构。它长期发布的《军事平衡》(Military...
2026-05-31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2025-04-13To: Dr. Ngozi Okonjo-IwealaDirector-General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Rue de Lausanne 154CH-1211 Geneva 2Switzerland...
2025-05-07你选择什么,你就是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1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已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发力点,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若干措施以系统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地方上,提升本地国际传播工作的“可见度”和“贡献率”,似乎是通用的底层运行逻辑。 必须认识到,如今外宣官员的政治素养与专业判断力,早已成为决定我国国际传播成效的核心变量。从国际传播机构的组建、境外合作对象的筛选、海外传播矩阵的铺设、国内合作机构的连结,到行业专家的聘用,每一个环节的决策,都不仅影响地方国际传播的质量、方向和成效,也影响决策者的声誉乃至前途。 结合长期的行业观察与一线实践调研,笔者认为,当前各级外宣干部在推进国际传播工作的过程中,亟需规避“四个坑”,跳出形式主义的路径依赖,树立“无功便是过”的担当意识,努力构建经得起考验的国际传播体系。 第一个坑:与境外合作时,重人脉、轻尽调,风险防控缺位 国际传播的落地见效,离不开专业化、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地方要打通海外传播渠道、融入全球传播网络,必然要与境外媒体、智库、高校、社会组织、涉外企业及相关人士建立联动协作。需要警惕的是,涉外合作越是频繁、对接渠道越是多元,就越不能仅凭私人关系或个人推荐仓促拍板,必须始终坚守底线思维,开展审慎的前置研判。 现实中,不少境外机构和个人擅长经营人脉网络、搭建资源圈层,也深知中国的现实需要和能力短板。他们通过精心运作,赢得所需的信任,进而拿到合作引荐甚至官方认可。但必须明确一个核心原则:“有人认可”不等于“值得合作”,“有人推荐”不代表“零风险”,人脉热度不等同于合作可信度。 研判境外合作对象的资质与真实价值,必须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核查标准,重点厘清六大核心问题:机构的核心属性与定位是什么?核心从业人员的履历背景是否清晰合规?运营资源与资金来源是否合法透明?长期稳定的合作主体有哪些?在当地行业与社会圈层的真实影响力如何?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利益冲突、负面争议或不良从业记录? 笔者在长期调研中,已发现境外合作主体资质存疑、暗藏隐性风险的典型案例。基于大量实践经验,笔者始终建议,外宣部门开展重大涉外合作项目时,必须将背景尽调环节前置,主动对接国家安全、外事、海关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信息互通、联合风险研判机制。 必须声明:强化境外合作背景调查,绝非收紧国际合作的口子、封闭对外交流的窗口,而是为优质、高效、安全的跨国传播合作筑牢根基,让每一项涉外合作都经得起历史检验。...
2026-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