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涛（丹增嘉央）
再过几天，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将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7月6日）。
6月18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7月2日至4日，藏传佛教各个传承重要上师将举行大会，而在会议第一天，达赖喇嘛将发表讲话，很有可能谈及其转世安排。
达赖喇嘛已公开宣布，“达赖喇嘛办公室”将负责认定他的继任者。笔者十几年前就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负有这项重要使命，并曾与该办公室负责人有过两次面对面深入交流。
随着年龄增长，达赖喇嘛转世议题必将引发进一步关注。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两个“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目前，北京和达萨想必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准备。届时，围绕继承人合法性的叙事博弈必将激化，但这场特殊的战争将持续多少年？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双方都不应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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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风险”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却同比增长超50%。这一现象在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形成了张力，成为近期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毕研韬 一、数据与口径：一项“显著增长”的形成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等机构发布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新增直接投资约为70亿欧元，较2024年的约45亿欧元增长约50%。这一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也使2025年成为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长”指的是年度新增投资（即流量），而非累计投资规模（存量）。不同机构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小幅差异，但对“显著增长”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结构变化：从资本输入到利润再投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新增投资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近年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再投资收益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德国企业在华业务已由早期的资本投入阶段，逐步转向以本地盈利支持扩张的阶段。换言之，中国市场在部分德资企业体系中，已成为可以独立运转的利润中心。 三、投资逻辑转变：从“进入市场”到“在地运营”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行业，正逐步强化“在中国，为中国”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本地生产、本地研发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其直接动因之一，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近年来，包括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议题升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使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将部分关键环节“本地化”，成为跨国企业降低风险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驱动因素：多重机制的叠加...
一套新的规则正在成形，中国企业正逐步被挡在欧洲关键技术与工程项目之外。 文/毕研韬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对外经济与科技合作总体保持开放姿态，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欧洲市场与科研网络。然而，近两年欧盟在科研、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持续调整规则，对中国的参与空间进行结构性收紧。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通过不同制度工具叠加形成的一种系统性趋势。 三项关键机制：科研、产业与工程的制度收紧 当前欧盟针对关键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欧盟旗舰科研计划“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该计划覆盖2021年至2027年，总预算约955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体系之一，涉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创新转化等多个环节。 其次，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IAA）。该法案主要面向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网设备等战略性产业，目标是提升欧洲本土制造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第三，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安全与监管机制，涵盖5G通信网络、电力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数据系统。这一部分并非单一立法，而是通过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政策等多项措施共同构成。 这三类机制分别对应科研合作、产业发展与工程实施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当前欧盟对外经济技术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都深度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空间。...
北约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在中文语境中极易被误读，需置于历史语境中辨析。 文/毕研韬 一、一个容易被误读的关键词 近年来，北约在其官方文件中，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s）。在中文语境中，这个定性往往被直观理解为较为负面甚至对立。在中国读者眼中，“挑战”通常带有明显的对抗意味，而“系统性”则强化了这种全面性压力的感受。 故而。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就很容易产生偏差。事实上，这一概念并非情绪性表达，而是一个具有明确政策含义的术语。要准确把握其意义，需要回到其原始语境，而非仅凭直觉翻译。 二、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北约对中国的定性，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在较早阶段，北约文件中几乎不涉及中国，关注重点长期集中在欧洲安全与俄罗斯问题。到2019年伦敦峰会，北约首次正式提及中国，但语气相对克制，仅表示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尚未形成明确负面定性。 到2021年布鲁塞尔峰会，表述发生重要变化，北约开始使用“系统性挑战”这一概念。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则正式确立这一表述，将其上升为联盟层面的共识性判断。 三、为何发生变化：三重结构性原因 这一表述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美国国会围绕对华科技竞争释放出一项新的政策信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向高校施压，要求进一步强化对涉华科研合作的内部审查机制，其中包括完善内部报告与监督渠道。这一动向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它表明，中美科技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细致、也更具制度约束力的阶段——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从政策限制到内部合规 回顾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限制”。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签证审查等手段，对特定机构与人员设定合作边界，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变化的关键在于，监管方式开始发生转向：不再仅依赖政府层面的限制措施，而是逐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在新的政策压力下，大学需要建立更为系统的合规框架，对科研合作进行持续性审查，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内部识别和报告。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调整。合作关系不再只依据学术价值来判断，同时也需要接受安全视角的审视。 内部监督机制的引入及其影响 在企业和金融领域，内部报告机制早已是常见的治理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外部监管的信息不足。如今，这类机制被引入科研治理体系，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首先，它改变了科研合作的基本环境。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开放交流与相互信任，而内部监督机制的强化，使合作关系中增加了合规与风险评估的维度。这种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机构、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其次，“风险”的界定趋于扩大。在国家安全框架下，风险不仅限于明确违规行为，还可能涉及技术扩散、合作背景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科研人员在实际决策中更加谨慎，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此减少。 再次，个体在科研治理中的责任有所上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研究人员既是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一变化，会对科研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